王建安（右）及其團隊在手術中。本文圖片由浙大二院提供
心瓣膜相當於心臟各通道之間的門。如果說心臟是人類生命之源，那心瓣膜就是源頭的守衛者。
這些“門”每天開閉約10萬次，經過長年累月的使用，“折舊”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打不開或關不攏的情況。“門”壞了，直接影響血流通暢，加重患者心臟負擔，最後引發心力衰竭。
心臟瓣膜疾病是老年人心衰的首要病因。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約新增20萬待治療的主動脈瓣膜病患者，數量居全球首位。
按常規治療方法，這些患者需開胸進行瓣膜置換手術。但有不少重度主動脈瓣狹窄病患因身體狀況原因，不宜接受外科手術。這些病患一旦發生心絞痛、昏厥，預期壽命一般不超過5年，且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
如何破解這一醫學難題？在國內國際各個心內科團隊交出的多張答卷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的“中國瓣膜”和“杭州方案”尤其亮眼。他們如何從這一領域的追趕者變成如今先進方案的輸出者？這一領域還有哪些難題等待突破？近日，記者深度採訪浙大二院瓣膜團隊，試圖從他們走過的路徑中找到答案。
和時間賽跑
讓微創換瓣技術落地
“對醫生來說，最痛苦的就是當病人需要你救他時，你卻沒有辦法。”
王建安（右）及其團隊正在進行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TAVR）轉播。
身為著名心血管專家，浙大二院院長王建安在30餘年從醫生涯中，診治過成千上萬的疑難雜症病人。但多年來，他總是難以忘記自己的病人老陳。
老陳是王建安的老病人，年近八旬，因主動脈瓣膜重度狹窄，影響血流通暢，致使心臟負擔加重，並引發心力衰竭。但身體虛弱的他已無法耐受傳統開胸換瓣手術。因此，老陳一直在等王建安的瓣膜團隊找到不用開胸也能換瓣膜的辦法。
辦法終於有了。當時，王建安了解到國外開始嘗試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可以通過微創的方式更換心臟瓣膜。於是，他帶著瓣膜團隊馬不停蹄地去英國、德國等地學習這項最新技術，同時落實手術器械和瓣膜的進口事宜。
瓣膜團隊需要學習、準備的東西很多，老陳卻等不住了。2013年初，當浙大二院終於為開展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做好所有準備時，老陳已在不久前帶著無盡遺憾離世。
“對醫生來說，最痛苦的就是當病人需要你救他時，你卻沒有辦法。”王建安很痛心，他暗暗發誓，一定要加速讓微創換瓣技術在浙大二院落地。在這場與生命的賽跑中，只有瓣膜團隊跑得更快，患者生機才會更多。
同年3月，71歲的嘉興大伯老費輾轉多地看病均無解後，慕名來到浙大二院求醫。跟老陳一樣，老費也患有主動脈瓣重度狹窄。長期胸悶、胃口差，夜裡睡覺只能靠坐，不能平躺，讓老費的兩條小腿嚴重浮腫，死亡隨時降臨。
老費比老陳幸運。這一次，瓣膜團隊多次討論，群策群力，準備首次採用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為老費爭取生的希望。
這種介入手術的好處毋庸置疑，無需開胸，術後恢復快。但它對團隊的要求比較高，需要多科室協作，環環相扣，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出現閃失。
首先上陣的是超聲科。“手術前，我們要先給老費做一個心臟超聲，評估他適不適合做這個手術。”心臟超聲副主任蒲朝霞說。此外，放射科醫生則需要通過CT來為老費匹配合適的瓣膜尺寸。瓣膜尺寸哪怕有毫釐之差，都可能導致手術失敗。
因為前期準備工作到位，老費入院不到一週，就被推進了手術室。
手術當天，手術室裡除了心內科醫生，還有心外科醫生、麻醉師、心超醫生、放射科醫生、護理人員等。這支瓣膜團隊雖然來自各個科室，但已為這場國內屈指可數的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等待許久，演練過多次。
在忙碌卻安靜得能聽到呼吸聲的手術室裡，王建安在老費大腿的動脈上，開了一個圓珠筆芯大小的口子，將一根6毫米粗細的導管插進動脈。
“股動脈大約七八毫米粗細，從大腿到心臟要經過多道關口，這也是手術最大的技術難度之一。”心內科副主任醫生、當天手術的助手劉先寶回憶，通過股動脈這條通道，王建安先用一個球囊，把重度狹窄的主動脈瓣擴張一下，再把瓣膜送進去。慢慢地，瓣膜就像降落傘一樣自動散開，金屬支架內附著的人造瓣膜也就隨之打開。
不到兩個小時，不見刀光血影，手術成功了！而不到一週，心臟“閥門”重新開關自如的老費就可以自由活動了。
如今的老費，行動自如，生活愜意，每年只需來浙大二院複查一次即可。而在老費之後，浙大二院又陸續開展了近500例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成為國內最大的TAVR（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中心之一。
瓣膜團隊成員之一、心外科副主任醫生孔敏堅告訴記者，前幾年，每一場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他都會在手術室隨時待命。據他觀察，頭幾例手術，大家還有些忙亂，但如今團隊已磨合得很默契。雖然挑戰的手術難度越來越高，但手術時間卻越來越短。
“現在，除非有高危病例，否則我只需電話待命。”孔敏堅說，到目前為止，需要他緊急開胸的情況非常少，比例約為1%，以後還會更少。
向禁區挑戰
讓重症患者重生
“如果不解決這個難題，我國有近一半的此類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療。”
瓣膜研究院正在探討開會中。
在王建安看來，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能在浙大二院落地並快速發展，團結拼搏的瓣膜團隊功不可沒。雖然團隊的成員來自不同崗位，各自日常工作任務緊湊而繁重。但只要有病患需要做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團隊成員就會克服工作上的困難，匯聚起來迎接新的“戰鬥”。
經手的病例多了，團隊成員發現了一個共性問題：正常人的主動脈瓣由3個瓣葉組成，但有的人主動脈瓣先天性畸形，只有兩個瓣葉。患者往往伴有嚴重的瓣葉鈣化，這類手術臨床難度大、成功率相對較低、併發症率相對較高，在國際醫療界都屬於“禁區”。
西方國家接受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患者中，僅有3%至9%的病患存在二葉式主動脈瓣狹窄的情況。但不同的是，我國此類型患者佔比高達40%至50%。
在傳統的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中，如果說瓣膜是“心門”，瓣環就是“門框”，醫生會按照“門框”大小來選“門”的尺寸。但臨床實踐中，這樣選定的人工瓣膜，為二葉瓣患者置入後，瓣膜周圍常常出現漏血，或需要安裝起搏器，甚至導致患者術後死亡率上升。
“如果不解決這個難題，我國有近一半的此類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療。”發現問題後，王建安和他的團隊將二葉瓣患者手術的技術突破，作為科研主攻方向。他們竭盡全力想要打破這個“禁區”的初衷也很簡單：病人無比信任地把自己的生命交到自己手中，自己就該像救家人一樣去救他們。這是醫生應有的良知和愛心。
為破解這一難題，團隊結合病例反覆分析。2015年底起，王建安把研究的目光投向鈣化非常嚴重的瓣環上結構，發現若按患者瓣環上結構的尺寸來“選門”，需置入瓣膜的尺寸常常要比傳統方法要小。從臨床實踐來看，使用這種方法，手術成功率很高，其他嚴重併發症明顯下降。
2018年，團隊在國際上首次正式提出“基於瓣上結構的選瓣策略”，並被稱作“杭州方案”。該領域國際著名專家、歐洲的法蘭斯科教授等人也在心臟介入國際權威雜誌上高度評價了該項技術。
“現在，越來越多主動脈瓣狹窄非常嚴重的病患前來求醫問診，手術效果也已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王建安說，“杭州方案”探索成功後，越來越多二葉瓣畸形的主動脈瓣重度狹窄患者慕名來浙大二院尋醫問診。
中科院兩位著名芯片科學家兄弟的母親，身患嚴重類風溼，同時肺部纖維化，伴有主動脈瓣嚴重狹窄，生命危在旦夕。面對特地從北京趕來治病的病患，王建安團隊同樣不用一針一線，通過心導管就巧妙地幫她換了心門。
山東92歲抗戰老兵老孫患有重度主動脈瓣狹窄和關閉不全。因為他的病情進展很快，已無法通過常規治療控制，外科手術風險又較高，隨時可能引發猝死。2018年，老孫在當地醫院介紹下來到了浙大二院。劉先寶告訴記者，團隊研究病例發現，老人二葉瓣畸形主動脈瓣膜鈣化嚴重，“杭州方案”恰可精準完美地解決老人的病痛。果不其然，手術後，原本已經基本不能行走的老人，重新又可以自由活動了。
而今，王建安團隊和“杭州方案”名氣越來越大。記者瞭解到，現已有全國20個省市的患者慕名到杭州找王建安團隊進行手術，其中年齡最大95歲。
原本忙碌的王建安如今更忙了。他不僅親自操刀院內的每一臺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並時常受邀在全球國際頂級心血管病會議進行手術轉播，還帶著瓣膜團隊先後赴歐洲、南美、亞太等地4國7大中心和國內60家醫學中心現場指導TAVR手術。
與產研同步
讓“中國瓣膜”走向完美
“2015年中國瓣膜介入治療還剛起步，如今已有了自己生產的瓣膜。”
在德國召開的2019歐洲CSI（心臟結構和瓣膜）大會上，王建安院長（左）在演講。
從2013年到2019年，短短6年間，浙大二院瓣膜團隊從一支新秀團隊成長為全球相關領域中不可忽視的力量。而相比於一臺臺高難度的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這支中國瓣膜團隊最讓業界驚歎的，要數產學研能力。
實際上，早在浙大二院為開展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做準備時，王建安就發現，進口瓣不是特別適合國內的患者。“為方便器械的改進，每次做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時，我們都會邀請工程師在旁觀摩。手術後，大家還要一起分享手術心得。”王建安說，手術做到精確和極致是臨床醫生的終極追求，但如果想要引領整個行業的創新和進步，必須要探索醫學的產學研合作。
2016年，王建安接受省政府聘任，擔任企業心臟瓣膜研究院院長。2017年，我國第一個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經導管人工心臟瓣膜正式上市，尤其適用於二葉瓣主動脈瓣膜畸形患者心臟鈣化較重等中國人群獨特的特點。
就當人們為此歡呼不已時，在王建安帶領下，瓣膜團隊已悄悄投入到第二代“中國瓣膜”的研發中，並完成瓣膜設計、動物實驗。他還牽頭國內4家最大的心臟中心完成了上市前的患者研究。目前，第二代“中國瓣膜”產品正等待國家藥檢局批覆上市。
第二代“中國瓣膜”好在哪？劉先寶作為團隊核心成員之一，全程參與了“中國瓣膜”的研發。他說：“第一代‘中國瓣膜’對主刀醫生的技術能力要求很高。因為瓣膜一經釋放就不能回收，所以無法調整位置，一旦在手術中發生移位或出現併發症，幾乎沒有逆轉可能。”而團隊耗費兩年時間攻關研發的第二代“中國瓣膜”，採用了我國首個可回收瓣膜系統VenusA Plus，還可進行精準定位。
劉先寶回憶，2018年8月，團隊要向韓國轉播一例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這位年近八旬的女性病人心瓣膜結構複雜，存在心腔小、心肌厚、橫位心等狀況，難度非常大。因此，團隊就用上了剛剛研發成功的第二代“中國瓣膜”。這場手術的成功，讓第二代“中國瓣膜”迅速走入國際視野。
先天與結構性心臟病介入治療大會（CSI）主席、來自德國的醫療權威希沃特教授感嘆：“2015年中國的瓣膜介入治療還是剛剛起步，現在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生產的瓣膜。”
“這下總算可以鬆口氣了？”面對記者的提問，劉先寶幾乎是脫口而出，“第三代‘中國瓣膜’的研究工作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之中。”上週末，團隊剛利用休息時間，完成了瓣膜的動物研究；這週一的研發團隊例會上，又和瓣膜工程師進行了探討，準備進一步開展上市前的患者研究。
眼下，王建安及其團隊又向二尖瓣、三尖瓣的人工瓣膜等發起挑戰。記者瞭解到，團隊已被列入國家心血管區域中心建設單位。除了心臟瓣膜領域外，王建安在心血管其他領域如冠狀動脈支架、起搏器、心律失常、射頻消融等領域也蜚聲海內外。這樣的探索，永遠在路上。
穿過百年時光，廣濟醫院（浙大二院前身）首任院長梅滕更曾為好醫生提出過的三個“H”的標準——Heart（良心）、Head（才智）、Hand（技能），如今仍在這些為醫學夢想奮鬥的身影間閃閃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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