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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京東有關淘汰“三類人”的“新政”再一次引發輿論關注。
一直以來，劉強東在網民中的稱呼是“東哥”，是個很親切、有些套近乎的稱呼。而東哥過去這些年的表現確實也很講義氣，對員工、對老鄉都是沒的說，經常受到大家的表揚。
正因此，東哥這次的表現有些讓人看不懂。尤其是之前，某位互聯網CEO關於996加班制度化的舉措還引發了一陣抗議聲浪。
而東哥的這波操作，不僅將他過去講義氣，愛員工的人設徹底打破。也進一步坐實了互聯網企業目前業績低迷，不得不嚴控人力成本、挖掘剩餘價值來渡過難關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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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大半年以來，奶茶妹妹很心塞。
今年年初，一張疑似奶茶的朋友圈獨白傳遍了網絡。文中，奶茶用“傻b了”這幾個字來形容自己的2018。
自去年至今，奶茶和東哥這對明星夫妻已經數次刷爆了網絡。而今年以來，澳洲別墅轉讓，卸任CEO，甚至前幾天被傳出離婚，奶茶這個老闆娘當的可頗為不順心。
八卦歸八卦，對於是否真的離婚了，已經有N多自媒體文進行過分析。有的還頗為理性地得出了“一定不會離，因為離就虧大了”的結論。
看到類似的觀點，我總有點欲哭無淚。當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理性人”假設，假定每個人都是從自我利益出發，只做利益最大化的事。因此，越是在這個社會上吃得開的人，越有可能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只是，這樣的假設完全迴避了人是有情感，有非理性的一面。奶茶究竟會不會離婚？作為吃瓜群眾我們無法推演，也無法求證。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一部分人的婚姻觀和幸福觀一定出了問題。
過去這些年，像“婚姻是需要現實做基礎的”、“貧賤夫妻百事哀”這類的觀念，幾乎成為了公理和共識。因此，年輕人談戀愛先講物質條件，女方要男方買房也成了“標配”，不會受到輿論的批評。
然而，東哥和貝索斯的例子已經告訴我們，哪怕男人再有錢，老婆再漂亮，也不能保證這個家庭一定會幸福。
那麼幸福在哪裡？個人在事業和家庭之前又如何做出取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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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對抗996加班制而成立的996icu召集人曾這樣說道：
現在的就業環境下，無論您是職場老手還是象牙塔裡的學子，總要面對諸多公司996工作制的壓迫。祖國70華誕的今天，年輕的父母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長，只能讓父母帶；熱戀的情侶因為加班成了週末夫妻，而現在在996的推行下週末夫妻可能都沒法做了，因為只剩下日；生病了沒時間去醫院掛號，每天拖著一個零件壞損的身軀為老闆的法拉利和別墅奮鬥；沒到40歲已經達成了腰椎病、頸椎病、三高、脫髮等等等等一系列成就，去醫院發現科室可能都沒得的病齊全。這，是996給我們的回饋，這，就是996！而我之前曾多次重申過資本主義內在的文化矛盾，即事業-生活二分法，在事業中強調清教徒般的辛勤勞作和無私奉獻，在生活中則強調個人本位、自由主義和享樂主義。
這種內在衝突性蔓延在所有的經濟領域。而目前的996之所以成為了一個熱點議題，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無論互聯網領域，還是其他領域，加班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而這次的問題之所以這麼嚴重，首先是因為制度化，或者說僱傭方以一種“愛幹就幹不幹走人”的態度，激怒了勞動者。
第二， 是因為之前幾年的大水漫灌，互聯網領域賺錢相對容易，而如今熱錢退潮，自然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996制度化顯示了資方和管理層對於“資本寒冬”的緊張和手足無措。相應的，這種焦慮情緒也蔓延到了勞動者身上。
第三， 京東這次的聲明更是直接挑戰了普通員工的心理底線。畢竟，員工拼死拼活的勞累，並不因為他們是無私的奉獻者，也不是因為他們是無從選擇的老黃牛，就是因為他們有著“升職加薪”的願景。而京東的聲明無疑給所有的人潑了一盆冷水。儘管京東後續的聲明說這是“斷章取義”，但原文中對於勞動者的這種不尊重，溢於言表。
雖然說，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升職加薪，但至少原來的制度體系給了人一個念想。但現在的這則聲明，尤其是對於互聯網這種體力腦力並種、高迭代、高淘汰率的行業來說，無異於當頭一棒。
如果我的奮鬥無法給家人和自己更好的生活，如果我的價值就是被最大化地利用，這種利用還要以“激情”、“拼搏精神”的名義，可以說，這已經撕下了之前遮遮掩掩溫情脈脈的勞資關係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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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加班這種事，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合理性。比如華為也是以加班聞名的，加班也是所謂“狼性文化”的一部分。
但這建立在這樣幾個基礎上：
一，加班是必要的。比如有人說，你的公司不加班，而你公司的競爭對手在加班，等別人全面超過你的時候，就是你被淘汰的時候。那你是選加班還是失業呢？
二，加班是有回報的。這種回報通常的表現就是升職加薪，也就是說，加班的努力是在未來有可能得到回報的。
而在中國來說，這種理論基礎還要加上這麼幾條：
三，中國落後了世界一百多年，我們要加速衝刺把這個差距彌補回來，所以各行各業都有必要擼起袖子加油幹。
四，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我們辛勤工作的理由不僅僅是可以改變個人命運，而是勞動本就是一種美德，加上我國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天然的有“勞動者最光榮”的精神加成。
然而這一切，如今有了變化。
首先，並不是所有行業都是越老競爭力越高，很多是反之。因此，如果以貢獻論的話，你越辛勤勞作，可能越快加大了你被淘汰的幾率（你工作越辛苦->公司提升越快->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對個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你的學習力和勞動力進一步透支->被淘汰）。
其次，升職加薪只面向少部分人，而大多數人面對加班是沒有選擇權力的。
再次，中國已經實現了超長時間，超常速度的跨越式發展。但當今的情況卻是貧富分化加劇，現實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最後，在改開四十年後，“勞動者最光榮”變成了“有錢不一定光榮，但沒有錢一定不光榮”。
因此，“加班”和“提升個人福利”、“提升行業競爭力”只在一個相對的時間段內具有邏輯順承關係，而加班行為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需要制度、法律和管理者、資本的某種具有兌現承諾的基礎做保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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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顛倒一下，對於“老闆”來說，加班不加班就不顯得那麼糾結。
因為公司是他的，加班完全是為了他自己。儘管也要犧牲一些家庭時光。我所見過的所有的管理者和老闆們，幾乎都提到過因為工作而會影響和家人共處的時間，少承擔了很多責任。
但是這種犧牲是可以換來回報的，而且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在這點上，勞動者和老闆們是不對等的。
而另一個更重要的點是，資本主義的事業-生活的二分關係，在老闆這個層面上，需要更大的平衡。
對普通人來說，老婆孩子熱炕頭，小康之家的生活可能已經很滿足了。但對“成功人士”來說，這遠遠不夠。一個曾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你之所以沒有成為成功人士，是因為你沒有像他們那樣的野心，能力，魄力，持續的付出，以及抗風險和抗擊打的能力。
如果我們承認這是事實的話，那麼自然地，既然老闆們承受了比普通人更大的壓力，他們自然要在生活中尋求更多的享受和慰藉。
美劇《冰血暴》第二季中，警探盧和黑幫小頭目米利根有如下一段對話：
米：你知不知道一個詞叫"天定命運"？ 盧：知道，但問題在於——我有兩雙鞋，一雙夏天穿，一雙冬天穿，我們不該不知足，這就是我的意思。這種征服的慾望，想得到不該得到的東西。 米：比如人嗎？ 盧：這也是個例子，還有地盤，相信我們能馴服別的東西，那是個問題，不是嗎？並非解決方法。 米：你是說資本主義是個問題嗎？ 盧：不，是貪婪。太孤注一擲了。
是啊，征服，不斷地征服，這不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麼？而去年沸騰全網的明尼蘇達事件，不過是東哥一以貫之的成功邏輯的自然結果。畢竟幾十年以來，創業者們都是以這套“不斷征服”的邏輯來克服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的。只是在把它平移到家庭和個人生活上時，出了點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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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勞動者來說，雖然此次996icu的成立已經算是一種“反抗”，但效果如何，還很難估計。
很多文章提到了1886年美國工人為爭取權益發起的鬥爭（這也是“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由來），甚至有地方打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
歷史固然是值得記取的，但觀察的角度需要更豐富一些。恩格斯在1886年5月22日給伯恩施坦的信中曾這樣評論“五一”運動：
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蠢事可能是有益的； 美國工人在他們目前還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高工資和短工作日）水平上取得過快的成功， 那是並不理想的。 這可能會過分地加強片面的工聯主義思想。在稍後給勞拉 法拉格的信中，恩格斯又說：
因此， 我也相信， 芝加哥的無政府主義蠢舉也將帶來不少好處。如果當前的美國運動（這個運動並不完全是德國人的運動， 它還處在工聯主義階段）在八小時工作日的問題上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那麼工聯主義就會變成一種固定不變的、最終的教條。而不十分圓滿的結果則可以使他們懂得， 必須超出“高工資和短工作日”的範圍。工聯主義，或稱工會主義，是工人階級以工會的方式與資本家交涉保護自身權益的一種方式。恩格斯稱美國工人的罷工遊行示威是“無政府主義蠢舉”的原因是，首先以工會的方式組織罷工遊行等，是一種初級的鬥爭方式，只有組成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政黨參政議政，才是成熟的為無產階級謀福利的鬥爭方法。在後面的信件中，他又這樣評論美國工人運動：
有一點是清楚的， 即美國工人階級投入了運動， 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走過一些彎路之後， 他們將很快地走上正軌。 我認為， 美國人在舞臺上的出現是今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次，以“高工資和短工作日”為鬥爭目標，並沒有抓住勞資雙方矛盾的本質。事實上，在美國這種工會力量非常強大的國家，工人的權益很多時候是切實能得到保證，但代價反而是，生產力的必要的進步和進階，某些時候也被當成對工人不利的事情而被抵制，因而造成工人的競爭力不足，反而陷入了失業等問題。而中國成為製造業強國，某種程度上正是利用了這種勞動力的競爭優勢，讓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乖乖把產業從發達國家轉移過來。
因此，針對工資和工時的“討價還價”，只是讓自己過得相對不那麼難堪，而真正需要計較的，是一個長時間階段中的承諾或契約兌現問題：當普通勞動者犧牲了健康、家庭、個人空間為企業和行業的超常發展做出貢獻時，他們怎麼保證自己在之後的某個時候能得到超出過往的回報？而那些“當初你把我當兄弟，如今你對我愛理不理”的資本家，如何用制度和政策讓他們的剝削不那麼理所當然？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經提到過普通勞動者，尤其是智力勞動者，要提高自己跟體系的議價能力。而現實的依據在於，加班或者剝削的一定程度上的合理化，是建立在企業，行業、國家的產業戰略的基礎上，而不是資本家個人的基礎上。
那麼，核心問題在於：一，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是否還要作為我們的產業升級戰略中的“保留節目”？二，在法制體系上，如何在收入分配上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不被資本家和管理者過度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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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時間，“杭州小夥逆行被攔崩潰”的新聞也傳遍了自媒體。這是996加班大潮下的一個縮影。
這個社會把年輕人逼到這個樣子，不知道是社會的進步還是悲哀？而小夥子後續的聲明裡並沒有過多的抱怨別人，反而一直在替女友、老闆說話，把責任歸咎於自己。
越是這樣，我們越難對加班這一社會現象做出是非分明的價值判斷。
如果有“超常發展”這個前提在，我們怎麼也能為加班找到辯護的理由。
但如果從事業-生活的二分法來說，既然再多的錢也難保家庭一定幸福，那我們辛苦奮鬥是為了個啥呢？難道真的就是為了個人的自我實現？
在這一點上，出版於半個世紀之前的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在這本書中，貝爾對後工業社會有如下預測：
（一）在經濟上，由製造業經濟轉向服務性經濟；
（二）在職業上專業與科技人員取代企業主而居於社會的主導地位；
（三）在中軸原理上，理論知識居於中心，是社會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
（四）在未來方向上，技術發展是有計劃、有節制的，重視技術鑑定；
（五）在制定決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術”。
由於我國是製造業大國，在發展服務業經濟上，總有那麼一點似有似無的“心理障礙”。而實際上，我們無需拒斥經濟轉型，發展服務業並不意味著拋棄製造業。
而“專業技術人員”取代企業主的傾向，目前還沒有明顯的端倪，但國家大力發展智能經濟和AI的方向已經確定。
有人擔心AI技術的發展會使得就業需求大幅減少。其實這種擔心沒有必要，歷史上的每一次經濟轉型和技術革命在消滅舊的需求時，也在誕生新的需求。比如汽車的發明把馬車伕這個職業推進了歷史，卻又誕生了司機這個職業。
同樣，信息化革命已經進行了這麼多年，我們的經濟生活中仍然有大量的環節沒有充分信息化，新需求從誕生到完成歷史使命還有很長的時間。智能化革命也是如此。
而這種以新的知識體系為核心的經濟，會帶來新的改變。簡言之，從上上個世紀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最終沒有使無產者聯合起來，而是讓資本連成了一體。
但新的技術發展會使得工人階級跨過行業、國別、地域的藩籬，以智能技術連接在一起。而在這種格局下，工業體系與資本才有了真正的對話和議價能力，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解決勞資關係的終極方向。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當我們能自主決定發展的速度、發展的目標、發展的階段時，事業-生活的關係才是可控的，而自由競爭才不會變成拼資源和耐力的遊戲。
而在這項變革來臨之前，做好相應的準備，是我們在這個時代能做的最有性價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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