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黃惟群
我寫的評論中，有關王安憶的，特別值得一提。“王安憶現象”非常典型。來澳後，陸續重讀的新時期文學作品中，就有王安憶的《叔叔的故事》。小說是用現代派手法寫的，在當代文學中的地位很高，也是作者本人自認寫得最好的中篇。魯迅有段非常精彩的話，說：“我們的鄉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麼？他田地就有二百畝！’”（《集外集·通信》）王安憶自己說好，著名評論家都說好，還會錯麼？他們田地就有二百畝。在我看來，本質上，王安憶是個沒絲豪現代派氣質的徹頭徹尾的傳統寫實主義作家，對現代派領域的涉足，在她是個根本“錯誤”。當時，卻不想公開寫文。
不久，《啟蒙時代》出版。一如既往，只要是王安憶的，必有一場有組織有紀律的追捧。這不關我的事，我只關心寫作，只關心作品好壞。我很想看這書，因為和她是同齡人，想知道她是怎麼被啟蒙的，她的啟蒙中能看到多少自己、多少那個時代。然而，書中對我所熟悉經歷的那個時代的氣氛描繪、特徵捕捉，幾乎談不上準確。整本書，像個好學青少年留下的日記。太多認識了誰、讀了什麼書、做了什麼事的記錄。作者腦中，只一段生活、一些人物，想到哪寫到哪，完全沒結構，沒剪裁，沒整理，記憶中聽過、看過的，不分青紅皂白統統一網打盡。只有一把米，卻要燒出一鍋飯。《啟蒙時代》和王安憶另一本書《69屆初中生》，寫的是同一年代，卻遠不及《69屆初中生》。《69屆初中生》中有一份純、一份真、一份自然、一份親切，有準確傳神的人物，有和心態絕配的細節。《69屆初中生》中有的精華，《啟蒙時代》中統統沒有，《69屆初中生》用過的細節，《啟蒙時代》倒有拿來再用，卻用得索然無味。
《啟蒙時代》還嚴重暴露了王安憶寫作技法的單調、刻板、簡陋。她的筆下，難以窮盡地出現一個個人物和人物攜帶的故事，一個沒講出所以，又開始另一個。所有人物，都有個千篇一律的模式——一張長長的家庭背景清單：兄弟姐妹、父親母親、祖父祖母、外公外婆、親戚的親戚、親戚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不是一筆二筆，是成段成章。還有就是人物的長相、穿著、眼神、皮膚的描繪。一個重要作家，“手法”單調乏味如此，也算窮盡想象亦難及。為更全面、更準確地瞭解王安憶，我把找得到的她的小說統統找來，一本本認真閱讀，在每本書的邊上，密密麻麻寫滿批註。重讀這些批註時，大吃一驚：它們大多差不多。說明什麼？說明我已失控，越看越火，說過的想說，一次比一次說得多，一次比一次說得尖銳；說明王安憶寫作上的毛病，是頑固不化、反覆出現的：囉嗦、混亂、笨拙、沒邏輯、沒結構、七拉八扯、無趣無味、不懂裝懂、冒充高檔……所有這些，在我看來，都出自一個根本問題，即心中沒有一個成熟作家對世界、對生活應有的穩固成形的思想感情體系。“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心雕龍·原道》）。“心”不“生”，何以“文明”。《一個缺少自我的作家——王安憶作品談》一文談了她六篇小說，評得細緻，毫不留情。重讀一遍時，又猶豫是否太狠，故刪了不少。後來又覺其中一些刪了太可惜，會使文章不足以反映我的飽滿感受；捫心自問，所說句句真話，出自真性情，故又補回。(節選，《文學自由談》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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