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豐是峰瑞資本的創始合夥人，他也曾經是老牌投資機構IDG的合夥人。2015年時，李豐創辦了投資機構峰瑞資本。再早之前，李豐還曾經在中國最大的教育公司新東方工作過七年。
投資人這個職業，其實就是用錢來驗證自己的判斷。對於風險投資人而言，如果他看好一個創業者，看好他做的事情，那麼，在價格合理的情況下，他會用錢投票，用錢來購買這家公司一部分的股份。如果他的判斷正確，這家公司的價值會不斷增長，他持有的股份的價值自然也會增長。風險投資正是從這種增長中獲利。
從2011年以來，創業和投資一直是兩個熱門的領域。直到2018年，突然，這兩個領域就像中國經濟一樣，要經歷所謂“結構性調整”。風險投資和經濟的共振很明顯。因為，風險投資是把錢投給那些未來最有可能賺錢的公司。這些成長型公司就是未來經濟的基本面。而風險投資投出去的錢，正好來自於上一輪經濟增長的獲益者，這些人持有的錢，想要獲得更多收益，所以交給風險投資機構。
因為職業關係，風險投資人自然也最關心宏觀經濟到底好不好，未來經濟前景到底怎麼樣，以及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哪些領域和行業有機會。
當然，這些問題的答案，也是很多人都關心的。只不過，大部分人，都不會像風險投資人一樣，如此利益攸關，得到的反饋會如此直接。因此也不會用這麼多時間思考這些問題。
即使在投資人中，李豐也是以思考力著稱的。舉個例子，過去三年，從2016年到2018年，“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每一年都引用了李豐的觀點。
李豐會和我們持續分享他對經濟和商業的觀察與思考。這一次，先從每個人都很關心的問題開始：如何看待2019年？2019年會好嗎？
我們先來看一個問題，2019年和2018年有什麼不同？
李豐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預期不同。2019年大家對經濟的預期已經降到了谷底。如果有一個指針來表明情緒的悲觀和樂觀，那麼，這個指針已經完全指向悲觀這一側。
2018年年底的時候有一個段子是這麼說的：2019年可能會是過去十年裡最差的一年，但卻是未來十年裡最好的一年。這個段子被美團創始人王興轉發過，曾經刷爆了很多人的朋友圈。
這個段子就是悲觀情緒的最貼切表現。
預期的轉折是從2018年開始的。其實在7月中旬俄羅斯世界盃結束之前，還沒有人這麼悲觀。最直觀的表現就是世界盃比賽直播期間的電視廣告。一些後來宣佈裁員或者優化結構的公司，當時還投放了價格不菲的電視廣告。投放廣告其實是對未來有好的增長預期的表現。
為什麼預期的轉變會這麼劇烈？
李豐分析，是因為2018年有兩件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促使人去調整預期。
第一件事情是國家一直在說的“去槓桿”。對去槓桿的簡單解釋就是，從個人到公司，要降低負債。債務是經濟增長的燃料，因為有了更多錢，就可以進行更多投資、消費；但是過高的負債，以及可能導致的還不上錢，又會拖累整個經濟發展。所以，中國要去槓桿。
李豐說，在2018年時，沒有人預見到去槓桿這件事對整個投資和金融市場，乃至經濟會影響這麼大。他跟很多二級市場投資人，也就是投資股市的投資人交流過。大家都說，想到了去槓桿從2018年的4月份會開始影響到市場，但是，到了8月份時，大家也都承認，確實沒想到，會對市場有這麼大影響。“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
既然錯了，那就改啊。作為反應，大家馬上調整預期，把事情往糟糕的地方想，並且相應地調整自己的行為。因為預期借到錢更難，所以，就會減少相應的投資、消費行為。但是，與此同時，政策方面反而在慢慢往回退，從緊信用緊貨幣，到逐漸放鬆貨幣政策。不過，大家的預期卻沒有相應調整。
第二件事情就是中美貿易摩擦。同樣，在2018年的上半年，並沒有太多人會把中美貿易摩擦看成是一個長期問題，大家會認為它可以通過談判來迅速解決。但是，隨著貿易摩擦的不斷加碼，所有人的心理預期又經歷了一個調整：大家開始認為中美貿易摩擦乃至中美關係，會成為一個長期問題，並且會為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預期的指針，再一次向悲觀的方向大幅擺動。
用李豐的話說：“這兩件事大家都看到了，也做了準備，但是當事情真發生的時候，每一件事的影響，都比大家的預期要大很多，而且作用時間長很多。這種超出預期，使得大家調整自己接下來的預期，把中國的經濟問題向下預期了很多。簡單來說，就是當我發現我錯了之後，我開始矯枉過正。”
這兩件超出預期從而導致大家調整預期的事，再加上中國經濟正好處在一個結構調整的階段，三者疊加的結果就是，現在大家把對中國經濟的預期，調整到了一個“最差預期”的狀態上。
大家都已經準備好，要去面對接下來的挑戰。然後，就有了我們可以從媒體上看到的各種各樣的反應：裁員、降薪、準備過苦日子。
所有人都建立起了這些認識：中美關係會是一個長期問題；中美貿易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不確定性；中國經濟不會再像過去40年那樣高速增長。回到李豐所在的行業，投資行業的人也都接受了“資本寒冬，市場上不再有那麼多錢”的說法。對於普通人而言，大家開始意識到，買房子可能不再是一個穩賺不賠的投資，不斷傳來的裁員和消費降級的新聞，也讓大家覺得要開始準備過苦日子。
李豐顯然不是一個“最差預期”的持有者。
他給出了三個理由來論證，為什麼2019年只會變得更好。
第一個理由是邏輯上的，既然都已經做了最差預期，那麼其實在理論上，事情只會比你的預期要好，而不會更差。最壞的情況都已經想到了，你還怕什麼？
第二個理由是，危機都是在預想不到的情況下發生的。但是在2019年年初，中國幾乎上上下下都擺出一副架勢：我們已經做好了最差的打算，做好了準備要去應對可能發生的經濟下行。對於個人而言，是捂住口袋減少消費；對於公司，是開始減員增效提升效率；對於政府而言，是不斷出臺政策和召開會議，同時給政策和信心。
而且，大家對中國經濟下一步應該做什麼，都形成了共識，包括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以及擺脫對房地產投資的過度依賴。幾乎所有人都知道要做什麼、該怎麼做，並且做好了過苦日子的準備，“大家矯枉過正地為所有悲觀的事情做好了準備”。
按照常理推論，這種情況下，大概率不會發生突然的危機。它給人的感覺更像是，所有人都知道缺什麼，知道要做什麼，並且樹立了一個要去抵達的目標。現在我們就處於抵達目標的過程的起點。
第三個理由是，中國經濟的體量到今天已經非常龐大，即使按照最壞的打算來做預備，也會發現中間會有很多機會。比如，中國2018年的GDP總量是90萬億人民幣。即使按照一個非常悲觀的增速來計算，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降低到4%，也要增加3.6萬億。如果這是一個國家的GDP，那麼這個經濟總量可以排進全球前30，比挪威、以色列的GDP總量都要高。這麼大的體量，即使是微小的增量，也是驚人的。
再以社會消費零售總額來看，中國2018年的零售總額超過了38萬億，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即使這個數字不增長，也是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
這三個理由都只是基於最保守的情況給出的。既然更糟糕的情況並不會發生，而且從政府到公司再到普通人，都清楚經濟應該怎麼調整，接下來應該怎麼發展。推論就是，中國經濟現階段的問題，其實最主要的是預期的問題。是2018年下半年的出人意料，讓大家矯枉過正，把對經濟的預期調整到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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