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內部面臨去槓桿帶來的結構性壓力，外部面臨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打壓。2018年上半年，基建和消費不佳表現出來的疲軟拖累經濟運行，但地產表現尚可緩解了部分經濟下行的壓力。但進入2018年下半年後，地產供給和需求均轉向低迷，內需受到居民部門高槓杆和財富效應等因素影響而走弱，外部需求又面臨中美貿易摩擦拖累。供需低迷共振，經濟遭受到平穩性考驗。
面臨內外交困的處境，2018年上半年央行施行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是寬鬆貨幣政策傳導途徑不佳，社會融資從表外迴流至表內的過程仍然艱難，一方面來自於融資企業自身的資質問題，另一方面來自於銀行本身的風險控制要求。當前銀行的閒置資金高於歷史同期，這也說明了央行通過疏通貨幣政策來釋放流動性，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途徑受阻。
當寬鬆貨幣政策途徑受阻，那麼通過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無疑效果來得更明顯，這也符合我國目前的國情。現階段我國的稅負水平明顯較國際水平偏高，根據IMF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高達28.3%，而印度僅為19.6%，墨西哥為23.5%，印尼為14%，我國的政府收入佔GDP比重甚至接近於美國30.9%的水平，日本也僅僅是33.2%左右。根據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的測算，中國企業稅負在商業利潤中的佔比高達68%，在全球190多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2位。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國家政府收支與發展階段不匹配，這與發達國家的福利政策相比，我國的稅負水平較高。我們是可以通過減稅等收入型財政政策來擴大消費刺激經濟。
過去我們的財政政策是通過擴大政府支出來刺激消費，但現在我們處於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去槓桿的經濟背景下，我們不能再走過去通過貨幣超發或者增加政府支出來刺激消費；穩消費也是穩經濟增長的新方向，今年的個稅改革、企業稅負改革也奠定了明年財政政策基調，我們能夠看到更多的收入型財政政策，很明顯的能夠看到，現階段收入型財政政策比支出型財政政策的邊際效用更大。
在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中提到了“要辯證看待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的變化，增強憂患意識”，也重複強調了“六穩”，預計 2019 年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是重中之重。這個基調不僅影響到各項國內經濟政策的制定，也將會對中美貿易談判的 權衡產生影響，最終目標是“努力實現最優政策組合和最大整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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