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流動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房價普漲時代的結束。在房價漲幅較大的二線城市中，合肥和廈門尤引人注目。如果從二線城市過去10年人口的增長幅度看，恰好又是廈門第一、合肥第二。房價下跌的時候，也恰恰是廈門和合肥的房價的跌幅最大。此外，從人口老齡化角度看，老齡化意味著房地產總需求長期回落。
二、流動性拐點已經出現。此輪一線城市房價的上漲，與M2和存款高速增長相關。但目前北上深的存款增速已經基本歸零，意味著流動性拐點已經出現。
三、居民收入結構對房價的影響不容忽視。相比目前美國的40%，中國居民購房的槓桿率水平其實很低，這也從側面說明中國高收入群體的購買力很強。居民收入結構的改善一般要經歷較長時間，這也意味著持續了那麼多年的高房價等現象仍然難以在今後幾年內就消失。
四、產業結構變化致各地房價分化。總體看，始於2016年的房價上漲，就是一個結構性的房地產牛市，除了長三角和珠三角這兩大地區房價漲幅較大外，其他兩個地區是京津冀與中部的武漢、鄭州、長沙等城市集群。房價不僅反映供求關係，同時也反映了購房者對房屋所在地的經濟發展前景和公共服務提升的預期。現在產業結構已經發生變化，原來房價大幅度上漲的城市將在接下來出現大幅度的回落。
五、外部因素對國內房價構成負面影響。為了改變人民幣貶值預期，2018年央行將或多或少地收緊貨幣，這又將導致利率上行，因此，房價繼續上漲的理由並不充分。
六、政策對當前房價的影響最明顯。房價每一次拐點的出現都與樓市調控政策出臺有關，房產稅已經“箭在弦上”，樓市長效機制已經初具雛形，這些政策都將對房價產生較大的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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