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汪精衛都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同列“民國四大美男”，兩人關係的變化可以折射出當時的歷史氛圍，以及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格局。張學良的口述就是反映兩人關係變化的史料。
張學良（左二）與汪精衛（左一）在一起
汪精衛是張學良年輕時最佩服的“偶像”
汪精衛生於1883年5月4日，廣東三水（今屬佛山）人，本名兆銘。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以“精衛”的筆名發表一系列文章，借“精衛填海”之意保持革命精神，宣傳三民主義思想。
汪精衛投身革命較早，口才出眾，在南洋的一次演講中，深深地吸引了南洋富商之女陳璧君。1910年初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後被捕，判處終生監禁。汪精衛在獄中起初決心以死報國，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汪精衛因此聲名遠揚，受到許多青年男女、革命志士的崇拜。這其中也有張學良。
張學良生於1901年6月3日，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長子，從小在父親厚望之下得以培養。1917年在其父軍中服役，1919年就讀於東三省陸軍講武堂，1920年後以炮兵科第一名畢業，初任東北軍第三混成旅第二團團長，負責保衛張作霖安全，維持奉天治安。
年輕氣盛的張學良是清高的，對於英雄的詮釋有自己的見解，心目中的偶像屈指可數。年長張學良18歲的汪精衛就是其崇拜對象之一，但張學良當時還沒有見過汪精衛。
張學良對汪精衛在清末行刺攝政王的義舉早有耳聞，對於這麼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也早就想一睹他的風采。1919年，孫中山與段祺瑞（皖系）、張作霖（奉系）聯合，結成反直三角同盟。1921年，汪精衛作為孫中山的使者，曾6次到奉天商討聯合反直。張學良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偶像，並有了初步接觸。
張學良與汪精衛的初次見面
汪精衛第一次到奉天，就舉行過一次講演。張學良親臨現場，被汪精衛那條理清楚、慷慨激昂的演講激發得全身熱血沸騰，完全被這位年輕的革命家折服了，對其充滿著敬佩和神往。
此後，每次汪精衛到奉天，張學良都登門拜訪，促膝相談。兩人相談越多，瞭解越深，張學良對汪精衛的欽佩之情就越深。多年後，張學良回憶說：“年輕時候我最佩服汪精衛！”此話並非虛言。客觀地說，汪精衛對張學良愛國政治思想的形成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有一次，張學良當面問汪精衛，“你去吊慶親王，真的嗎？你吊他幹什麼”？汪精衛說：“我當年被捕，慶親王審的。要殺我，慶親王可以殺我，但慶親王沒殺我。慶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假如你們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強過我們清朝。”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戰爆發，張學良任旅長的東路奉軍第三混成旅，在霸州戰鬥和山海關阻擊戰中獲勝，一舉成名。在1924年爆發的第二次直奉大戰中，張學良率領奉軍第三軍作為奉軍主力，突破山海關，直搗北京。奉系由此奪取了中央政權，張作霖成為了北洋政府領導人，奉系軍事實力此時達到頂點。戰後，張學良升為京榆地區衛戍總司令。張學良以赫赫戰功樹立了威信，贏得了奉系上下的肯定。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開始主政東北，並以“東北易幟”的果斷行動，宣佈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促使中國從形式上走向統一。蔣介石對張學良的鼎力之舉異常欣賞，任命其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
張學良坐擁東北千里江山，成為令人矚目的軍事實力派人物。而此時的汪精衛在與蔣介石的政治角逐中，漸落下風。張學良成為蔣、汪爭鬥中的重要爭取對象。
張學良拒汪挺蔣
寧漢合流後，蔣介石、汪精衛兩人先後下野。蔣介石很快復出，不僅復任革命軍總司令，還兼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並且因與宋美齡結婚而成為孫中山與孔祥熙的連襟、大銀行家宋子文的妹夫，獲得權場、情場“雙豐收”。而汪精衛卻因桂系及胡漢民的反對而灰溜溜赴歐考察了。
汪精衛不甘心在爭奪國民政府最高統治權鬥爭中失敗，在歐洲遙控著改組派，先是發動反對蔣介石包辦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攻勢，接著又先後策動張發奎和唐生智、石友三在湖北宜昌和河南鄭州、江蘇浦口起兵討蔣，但均告失敗。
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聯合反蔣，汪精衛看到機會來了，回國以“黨魁”身份加入反蔣陣營，在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選出了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李宗仁、張學良、唐紹儀、謝持7位國府委員，宣佈取代南京政府，起草約法。按照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的分工，推閻為中央政府主席。
張學良作為東北實力派人物，成為南京、北平雙方爭取的對象。張學良對於當選“國府委員”並不知情，是被“擴大會議”硬拉入的。蔣介石派吳鐵城到東北以高價購買瀋陽兵工廠武器、發行公債、撥給出兵費等名義，用2000萬元拉攏張學良。
閻錫山、汪精衛對張學良的爭取效果不理想。閻錫山的兩位代表，想第二次見少帥時卻被擋駕。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之初“採取了善意的中立”。汪精衛又是去電又是派人，並應允優越條件，期望張學良能站在自己這邊。面對當年的偶像，張學良或許心中會有一絲別樣情懷，但是審時度勢，最後還是站到老蔣一邊。
9月18日，10萬東北軍進關挺蔣，令汪精衛等人很失望。反蔣聯盟旋即土崩瓦解。張學良被蔣介石奉為上賓，被授予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並負責節制遼、吉、黑、晉、察、熱、綏、冀八省軍隊，以及掌握北平、天津、青島三市與河北、察哈爾兩省政權。
張學良在名義上成為僅次於蔣介石的軍事“二把手”，掌控30萬軍隊，坐擁東北及京津冀富庶之地，成為名盛一時的實力派人物。汪精衛則再次在政權爭奪中敗於蔣介石之手。
1930年11月，蔣介石邀請張學良赴南京，給予極高的禮遇，到處張貼歡迎張學良的標語，親自舉行了盛大歡迎酒宴，還和張學良結拜為盟兄弟。宋母倪桂珍還將張學良夫人于鳳至認作乾女兒。蔣張關係進入“蜜月期”。
汪精衛敗北，改組派威信大降，1931年初解散。汪精衛的形象在許多人心裡開始大打折扣。張學良對汪精衛也開始有了新的認識。
張學良不願成為汪精衛的政治籌碼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帶領東北軍退守華北。1932年初，汪蔣二人再度釋怨，重新合作，汪精衛就任行政院院長，表面是行政首腦，實權仍被蔣掌控。這一時期，汪精衛對日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淞滬抗戰正酣之際，汪精衛曾商請坐鎮北方的張學良進兵熱河，以牽制日軍。但張學良卻以“鞏固後方”為辭，拒絕了汪的要求，這讓汪精衛再次不悅。
汪精衛偕宋子文飛抵北平，與張學良進行了一次長談。張學良回憶說：“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在北京負責任，他（汪精衛）到北京來了，跟宋子文兩人來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著蔣先生一封信，他說我有蔣先生一封信拿來，那時蔣先生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封信呢，蔣先生很客氣，就說汪院長到你那兒，跟你談一談，你好好跟汪院長談一談。”
汪精衛要張學良“應該跟日本人打一下”。張就問汪：“咱們真打嗎？你中央有什麼辦法嗎？”汪說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張學良一聽，問：“是不是中央裡有所準備？沒有！能打怎麼樣？一定打敗！為什麼要打？”汪精衛說：“首先在外面壓力太大，你呀，軍隊動一動，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個樣子。要不這樣，政府恐怕就維持不住了。”
原來，汪精衛要張學良裝模作樣地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國內的反對聲浪。張學良回應道：“汪先生你說什麼？我張學良從來沒讓我部下給我去打地盤。你那麼樣做，我問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來換你們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張學良。”
張學良進一步說：“為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別來找我！”汪精衛畢竟時任行政院院長，張學良自知拒絕出兵有些欠妥，為了迴避汪精衛，當天晚上就約宋子文到北海玩兒去了。
汪精衛得知後非常不高興，以行政院院長身份得不到“好好招呼”，還“碰了這麼大一個釘子”，非常生氣，失望而歸，回到南京於8月6日提出辭職。汪精衛還“打出通電來罵我。我也辭職了。但是我辭職中央會挽留，他辭職了就走開了。就這麼樣，兩個人就鬧翻了。”張學良說。
汪張二人交惡，甚至掀起一輪互相攻擊的電報戰。蔣介石不同意汪精衛辭職，只給3個月假期。10月21日，汪請病假赴德就醫。國內形勢愈加緊迫，蔣介石不斷電催汪回國，發揮其與日本交涉的“特長”。汪精衛“責無旁貸”地回國後，蔣介石就到江西指揮再次“剿共”了。
張學良曾說：“我從前非常佩服他（汪），後來他做了沒人格的事。這個人，胡漢民說他的一句話很有意思，那時他還沒失敗。我出國回來，到香港去見胡先生。胡漢民這個(人)非常好，很會說笑話，他說個小故事罵了兩個人，一個是汪先生，一個是蔣先生。他說：‘汪精衛當年在總理孫中山孫先生面前專辦外交，辦外交的人是不說真話的。汪精衛就是習慣了，跟誰也不說真話了。’他說：‘我在總理面前是亂說話的，什麼話都說，養成一個壞習慣，總理能饒恕我。現在我說出毛病來了。’這個話很有意思。”
張學良與汪精衛的工作接觸
在張學良口述中，多次提到與汪精衛在工作、會議中的接觸。
張學良在中央開會，“本來是坐在前頭的，後來蔣先生規定的，按歲數論，六十歲的坐頭一排，我那時候才不到三十歲，二十幾歲，我坐在最後頭，汪精衛在前面，我寫打油詩：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沒前我不怕，屁味實難聞！”
張學良有時閒得無聊，盡作打油詩，“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張學良到南京開會可以說是很“輕鬆”的。而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則壓力很大。
汪精衛雖然組閣，但政治人格、威信卻在下降，早先堅持的法統、民主政治的主張都已放棄。難怪鄧演達說汪精衛除了反蔣擁蔣之外另無主張。那些吸引人的主張、口號，不過是些政治裝飾物而已。汪精衛的朋友在減少，張發奎、鄧演達、唐生智等原先一些擁護者紛紛離去，與胡漢民、西山會議派、桂系等關係很是緊張。汪精衛要建立自己的圈子，感到捉襟見肘。
1933年初，日本開始向熱河進犯。戰況對中國越加不利，蔣介石不派兵力增援，只是想通過交涉停戰。5月31日，何應欽與日本關東軍簽訂《塘沽協定》，事實上承認日本佔領東三省和熱河的“合法性”，綏東、察北、冀東完全處於日本控制之下。
汪精衛回國不斷為《塘沽協定》辯解，也不否認自己承擔的責任。其實南京政府是圍著蔣介石轉的，汪精衛許多時候只是必不可少的簽字人而已。蔣介石在江西“剿共”，廬山儼然成了太上政府。汪精衛只不過是蔣介石對日妥協政策的替罪羊。
汪精衛留任行政院院長，還兼任外交部部長，與日本人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協定，受到國人唾罵。子女都反對汪兼任外長，以免“獨負賣國責任”。汪精衛聽了傷感萬分，流著淚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有人勸汪不要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倒不後悔，認為“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看來，汪精衛不但願“背黑鍋”，還肯“跳糞坑”，有了這種犧牲精神，蔣汪合作還是看似牢固的。
此期間，丟失東北的張學良也成為蔣介石“不抵抗”的替罪羊，一度引退出國。他於1933年底回國立志抗日，卻受蔣之命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責。
張學良對汪精衛有“救命之恩”
1935年10月29日，張學良到南京參加國民黨的四屆六中全會。張學良“剿共”不力，受到蔣的批評。當時國內抗日呼聲高漲，這令張學良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再次產生質疑。
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黨部召開，集體合影時汪精衛遇刺。當時眾人驚亂，在這危急時刻，張繼（字溥泉）將持槍者攔腰抱住，張學良則飛起一腳將其手槍踢落在地，刺客束手就擒。刺客若多開幾槍，汪精衛性命難保。張學良是這樣表述當時情景的：
那天很奇怪，蔣先生沒出來，那天老先生並不是有意不出來，蔣先生沒出來的原因，後來我們知道，他好像是因為閻錫山來大家都鼓掌，而汪精衛進來沒人鼓掌，好像這麼一回事。還有呢，好像他跟那個秘書長葉楚傖不知為什麼，（蔣先生）他罵了幾句，生氣了，火了，他沒出來。他在罵葉楚傖來的，也是因為汪精衛的事兒，也是因為李長浩佈置得不合適，他生氣了。
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照相，那他不來了，所以大家就照相。因為沒出來，後來惹出了好多閒誤會。那麼大家等他，後來說他不出來了，那就照相。一照完相，剛一轉身要走，開槍了。這一打槍，大家是“譁”都炸了，那跑的笑話多了，就別提那個了。
我是坐山觀景，關鍵是我在高處。我在第三層上，這人都跑了，我一個人在那兒看怎麼回事。我一看，霎時間的事，這張繼老先生就跑上去抱住一個人，就抱那個兇手。那個兇手也不是太厲害的，厲害是拿槍打人厲害，別的他不厲害，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左輪槍，他的槍裡呀，裝了三個子彈，也不是四個子彈，子彈是布勞寧的子彈，你也懂得嗎？打出來是一樣打出來，但是沒有力量吶。他大概是買不到，也許是誤會了，一想那布勞寧是鋼的，鋼彈比鉛彈有勁兒。因為布勞寧子彈不能走來復線，不能轉哪。它松啊，小啊。
我就看他抱住了那個人，看得很清楚，這麼抱住，那個人就拿著手槍，這麼打他，他抱著他麼。哎呀！這個張溥泉他怎麼這麼大膽子，那傢伙拿著槍，他那個槍沒有子彈了，有子彈他就把張溥泉打死了。所以想起來這個事情，那真是！那人家都跑了，我站在那看熱鬧。
哎喲！這張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幫他忙去了。我下去，我從前學過武，學過一點兒，不是學得很好，我就上去對兇手先給個絆腳，啪！他就倒下了，張溥泉就撲到他身上，就這麼個經過。
就這樣，張繼與張學良兩人勇擒“兇手”，救了汪精衛一命。張學良因而成為汪精衛的救命恩人。
張學良後悔救汪精衛
蔣介石因故未參加合影而躲過此劫。陳璧君就此懷疑是蔣在幕後策劃指使，對張學良則心存感激，在對張示好的同時，更想進一步拉近與張的關係。
張學良在此期間對陳璧君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當汪精衛遇刺倒地，陳璧君趕來，汪精衛說自己“要死了”的時候，陳璧君並沒有像一般的女人一樣哭泣安慰，而是罵汪精衛“要剛強一點兒”“幹革命的早晚都是這個結果”之類的話。這令張學良十分驚訝，對陳刮目相看，覺得她“真正夠國民黨的資格”。陳璧君如此強勢，當然能“搞定”性格軟弱的汪精衛。
陳璧君出於感恩，或是一種女人拉近關係的方式，在此期間與張學良話很多，也講了些私事，其中包括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前夜的兒女情事。“汪精衛那天要捐軀刺殺攝政王。她就答應汪精衛，她說我給你幹一下子吧，你明天要死了，我沒有旁的送給你。她就答應他，本來兩個人不認識，就擱這麼，後來汪精衛就和她到一起了。”
張學良的義舉是出於一種軍人的本能，並不是出於對汪精衛的什麼特殊感情。對於陳璧君的這種鮮以對人啟齒的“初夜”隱私，也只是當作茶餘飯後的笑料而已。
後來，張學良知道襲擊者孫鳳鳴系晨光通訊社記者，是一位忠勇愛國的熱血青年，刺殺汪精衛是出於抗日。孫鳳鳴的挺身而出，反映了全國人民強烈抗日的意願。張學良對“刺客”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因而內心深處產生自責，開始後悔自己的“義舉”。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汪精衛投日成了漢奸。張學良說：“汪精衛這個人，本來當年我對汪精衛很好的。不管救他命不救他的命，那都是小事兒。後來我認為這個人無恥，不要臉。一個人無恥，他什麼事都能做。像汪精衛這個人，我認為他不可能做的事他做了。像他的地位，他不能做。”
張學良對汪精衛由最初的敬佩，最終轉而成為了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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