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汪精卫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同列“民国四大美男”，两人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当时的历史氛围，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张学良的口述就是反映两人关系变化的史料。
张学良（左二）与汪精卫（左一）在一起
汪精卫是张学良年轻时最佩服的“偶像”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广东三水（今属佛山）人，本名兆铭。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以“精卫”的笔名发表一系列文章，借“精卫填海”之意保持革命精神，宣传三民主义思想。
汪精卫投身革命较早，口才出众，在南洋的一次演讲中，深深地吸引了南洋富商之女陈璧君。1910年初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汪精卫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汪精卫因此声名远扬，受到许多青年男女、革命志士的崇拜。这其中也有张学良。
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从小在父亲厚望之下得以培养。1917年在其父军中服役，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初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张作霖安全，维持奉天治安。
年轻气盛的张学良是清高的，对于英雄的诠释有自己的见解，心目中的偶像屈指可数。年长张学良18岁的汪精卫就是其崇拜对象之一，但张学良当时还没有见过汪精卫。
张学良对汪精卫在清末行刺摄政王的义举早有耳闻，对于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早就想一睹他的风采。1919年，孙中山与段祺瑞（皖系）、张作霖（奉系）联合，结成反直三角同盟。1921年，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使者，曾6次到奉天商讨联合反直。张学良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并有了初步接触。
张学良与汪精卫的初次见面
汪精卫第一次到奉天，就举行过一次讲演。张学良亲临现场，被汪精卫那条理清楚、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发得全身热血沸腾，完全被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折服了，对其充满着敬佩和神往。
此后，每次汪精卫到奉天，张学良都登门拜访，促膝相谈。两人相谈越多，了解越深，张学良对汪精卫的钦佩之情就越深。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说：“年轻时候我最佩服汪精卫！”此话并非虚言。客观地说，汪精卫对张学良爱国政治思想的形成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有一次，张学良当面问汪精卫，“你去吊庆亲王，真的吗？你吊他干什么”？汪精卫说：“我当年被捕，庆亲王审的。要杀我，庆亲王可以杀我，但庆亲王没杀我。庆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任旅长的东路奉军第三混成旅，在霸州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中获胜，一举成名。在1924年爆发的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作为奉军主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京。奉系由此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政府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张学良以赫赫战功树立了威信，赢得了奉系上下的肯定。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主政东北，并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鼎力之举异常欣赏，任命其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张学良坐拥东北千里江山，成为令人瞩目的军事实力派人物。而此时的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政治角逐中，渐落下风。张学良成为蒋、汪争斗中的重要争取对象。
张学良拒汪挺蒋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先后下野。蒋介石很快复出，不仅复任革命军总司令，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且因与宋美龄结婚而成为孙中山与孔祥熙的连襟、大银行家宋子文的妹夫，获得权场、情场“双丰收”。而汪精卫却因桂系及胡汉民的反对而灰溜溜赴欧考察了。
汪精卫不甘心在争夺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斗争中失败，在欧洲遥控着改组派，先是发动反对蒋介石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攻势，接着又先后策动张发奎和唐生智、石友三在湖北宜昌和河南郑州、江苏浦口起兵讨蒋，但均告失败。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汪精卫看到机会来了，回国以“党魁”身份加入反蒋阵营，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宣布取代南京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
张学良作为东北实力派人物，成为南京、北平双方争取的对象。张学良对于当选“国府委员”并不知情，是被“扩大会议”硬拉入的。蒋介石派吴铁城到东北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用2000万元拉拢张学良。
阎锡山、汪精卫对张学良的争取效果不理想。阎锡山的两位代表，想第二次见少帅时却被挡驾。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之初“采取了善意的中立”。汪精卫又是去电又是派人，并应允优越条件，期望张学良能站在自己这边。面对当年的偶像，张学良或许心中会有一丝别样情怀，但是审时度势，最后还是站到老蒋一边。
9月18日，10万东北军进关挺蒋，令汪精卫等人很失望。反蒋联盟旋即土崩瓦解。张学良被蒋介石奉为上宾，被授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并负责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以及掌握北平、天津、青岛三市与河北、察哈尔两省政权。
张学良在名义上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军事“二把手”，掌控30万军队，坐拥东北及京津冀富庶之地，成为名盛一时的实力派人物。汪精卫则再次在政权争夺中败于蒋介石之手。
1930年11月，蒋介石邀请张学良赴南京，给予极高的礼遇，到处张贴欢迎张学良的标语，亲自举行了盛大欢迎酒宴，还和张学良结拜为盟兄弟。宋母倪桂珍还将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认作干女儿。蒋张关系进入“蜜月期”。
汪精卫败北，改组派威信大降，1931年初解散。汪精卫的形象在许多人心里开始大打折扣。张学良对汪精卫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张学良不愿成为汪精卫的政治筹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退守华北。1932年初，汪蒋二人再度释怨，重新合作，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院长，表面是行政首脑，实权仍被蒋掌控。这一时期，汪精卫对日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淞沪抗战正酣之际，汪精卫曾商请坐镇北方的张学良进兵热河，以牵制日军。但张学良却以“巩固后方”为辞，拒绝了汪的要求，这让汪精卫再次不悦。
汪精卫偕宋子文飞抵北平，与张学良进行了一次长谈。张学良回忆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北京负责任，他（汪精卫）到北京来了，跟宋子文两人来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着蒋先生一封信，他说我有蒋先生一封信拿来，那时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封信呢，蒋先生很客气，就说汪院长到你那儿，跟你谈一谈，你好好跟汪院长谈一谈。”
汪精卫要张学良“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张就问汪：“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汪说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张学良一听，问：“是不是中央里有所准备？没有！能打怎么样？一定打败！为什么要打？”汪精卫说：“首先在外面压力太大，你呀，军队动一动，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
原来，汪精卫要张学良装模作样地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国内的反对声浪。张学良回应道：“汪先生你说什么？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给我去打地盘。你那么样做，我问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
张学良进一步说：“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汪精卫毕竟时任行政院院长，张学良自知拒绝出兵有些欠妥，为了回避汪精卫，当天晚上就约宋子文到北海玩儿去了。
汪精卫得知后非常不高兴，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得不到“好好招呼”，还“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非常生气，失望而归，回到南京于8月6日提出辞职。汪精卫还“打出通电来骂我。我也辞职了。但是我辞职中央会挽留，他辞职了就走开了。就这么样，两个人就闹翻了。”张学良说。
汪张二人交恶，甚至掀起一轮互相攻击的电报战。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给3个月假期。10月21日，汪请病假赴德就医。国内形势愈加紧迫，蒋介石不断电催汪回国，发挥其与日本交涉的“特长”。汪精卫“责无旁贷”地回国后，蒋介石就到江西指挥再次“剿共”了。
张学良曾说：“我从前非常佩服他（汪），后来他做了没人格的事。这个人，胡汉民说他的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时他还没失败。我出国回来，到香港去见胡先生。胡汉民这个(人)非常好，很会说笑话，他说个小故事骂了两个人，一个是汪先生，一个是蒋先生。他说：‘汪精卫当年在总理孙中山孙先生面前专办外交，办外交的人是不说真话的。汪精卫就是习惯了，跟谁也不说真话了。’他说：‘我在总理面前是乱说话的，什么话都说，养成一个坏习惯，总理能饶恕我。现在我说出毛病来了。’这个话很有意思。”
张学良与汪精卫的工作接触
在张学良口述中，多次提到与汪精卫在工作、会议中的接触。
张学良在中央开会，“本来是坐在前头的，后来蒋先生规定的，按岁数论，六十岁的坐头一排，我那时候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几岁，我坐在最后头，汪精卫在前面，我写打油诗：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没前我不怕，屁味实难闻！”
张学良有时闲得无聊，尽作打油诗，“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可以说是很“轻松”的。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则压力很大。
汪精卫虽然组阁，但政治人格、威信却在下降，早先坚持的法统、民主政治的主张都已放弃。难怪邓演达说汪精卫除了反蒋拥蒋之外另无主张。那些吸引人的主张、口号，不过是些政治装饰物而已。汪精卫的朋友在减少，张发奎、邓演达、唐生智等原先一些拥护者纷纷离去，与胡汉民、西山会议派、桂系等关系很是紧张。汪精卫要建立自己的圈子，感到捉襟见肘。
1933年初，日本开始向热河进犯。战况对中国越加不利，蒋介石不派兵力增援，只是想通过交涉停战。5月31日，何应钦与日本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绥东、察北、冀东完全处于日本控制之下。
汪精卫回国不断为《塘沽协定》辩解，也不否认自己承担的责任。其实南京政府是围着蒋介石转的，汪精卫许多时候只是必不可少的签字人而已。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庐山俨然成了太上政府。汪精卫只不过是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替罪羊。
汪精卫留任行政院院长，还兼任外交部部长，与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国人唾骂。子女都反对汪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有人劝汪不要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倒不后悔，认为“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看来，汪精卫不但愿“背黑锅”，还肯“跳粪坑”，有了这种牺牲精神，蒋汪合作还是看似牢固的。
此期间，丢失东北的张学良也成为蒋介石“不抵抗”的替罪羊，一度引退出国。他于1933年底回国立志抗日，却受蒋之命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责。
张学良对汪精卫有“救命之恩”
1935年10月29日，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张学良“剿共”不力，受到蒋的批评。当时国内抗日呼声高涨，这令张学良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再次产生质疑。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党部召开，集体合影时汪精卫遇刺。当时众人惊乱，在这危急时刻，张继（字溥泉）将持枪者拦腰抱住，张学良则飞起一脚将其手枪踢落在地，刺客束手就擒。刺客若多开几枪，汪精卫性命难保。张学良是这样表述当时情景的：
那天很奇怪，蒋先生没出来，那天老先生并不是有意不出来，蒋先生没出来的原因，后来我们知道，他好像是因为阎锡山来大家都鼓掌，而汪精卫进来没人鼓掌，好像这么一回事。还有呢，好像他跟那个秘书长叶楚伧不知为什么，（蒋先生）他骂了几句，生气了，火了，他没出来。他在骂叶楚伧来的，也是因为汪精卫的事儿，也是因为李长浩布置得不合适，他生气了。
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照相，那他不来了，所以大家就照相。因为没出来，后来惹出了好多闲误会。那么大家等他，后来说他不出来了，那就照相。一照完相，刚一转身要走，开枪了。这一打枪，大家是“哗”都炸了，那跑的笑话多了，就别提那个了。
我是坐山观景，关键是我在高处。我在第三层上，这人都跑了，我一个人在那儿看怎么回事。我一看，霎时间的事，这张继老先生就跑上去抱住一个人，就抱那个凶手。那个凶手也不是太厉害的，厉害是拿枪打人厉害，别的他不厉害，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左轮枪，他的枪里呀，装了三个子弹，也不是四个子弹，子弹是布劳宁的子弹，你也懂得吗？打出来是一样打出来，但是没有力量呐。他大概是买不到，也许是误会了，一想那布劳宁是钢的，钢弹比铅弹有劲儿。因为布劳宁子弹不能走来复线，不能转哪。它松啊，小啊。
我就看他抱住了那个人，看得很清楚，这么抱住，那个人就拿着手枪，这么打他，他抱着他么。哎呀！这个张溥泉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所以想起来这个事情，那真是！那人家都跑了，我站在那看热闹。
哎哟！这张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帮他忙去了。我下去，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儿，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对凶手先给个绊脚，啪！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他身上，就这么个经过。
就这样，张继与张学良两人勇擒“凶手”，救了汪精卫一命。张学良因而成为汪精卫的救命恩人。
张学良后悔救汪精卫
蒋介石因故未参加合影而躲过此劫。陈璧君就此怀疑是蒋在幕后策划指使，对张学良则心存感激，在对张示好的同时，更想进一步拉近与张的关系。
张学良在此期间对陈璧君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汪精卫遇刺倒地，陈璧君赶来，汪精卫说自己“要死了”的时候，陈璧君并没有像一般的女人一样哭泣安慰，而是骂汪精卫“要刚强一点儿”“干革命的早晚都是这个结果”之类的话。这令张学良十分惊讶，对陈刮目相看，觉得她“真正够国民党的资格”。陈璧君如此强势，当然能“搞定”性格软弱的汪精卫。
陈璧君出于感恩，或是一种女人拉近关系的方式，在此期间与张学良话很多，也讲了些私事，其中包括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夜的儿女情事。“汪精卫那天要捐躯刺杀摄政王。她就答应汪精卫，她说我给你干一下子吧，你明天要死了，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她就答应他，本来两个人不认识，就搁这么，后来汪精卫就和她到一起了。”
张学良的义举是出于一种军人的本能，并不是出于对汪精卫的什么特殊感情。对于陈璧君的这种鲜以对人启齿的“初夜”隐私，也只是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
后来，张学良知道袭击者孙凤鸣系晨光通讯社记者，是一位忠勇爱国的热血青年，刺杀汪精卫是出于抗日。孙凤鸣的挺身而出，反映了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意愿。张学良对“刺客”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因而内心深处产生自责，开始后悔自己的“义举”。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精卫投日成了汉奸。张学良说：“汪精卫这个人，本来当年我对汪精卫很好的。不管救他命不救他的命，那都是小事儿。后来我认为这个人无耻，不要脸。一个人无耻，他什么事都能做。像汪精卫这个人，我认为他不可能做的事他做了。像他的地位，他不能做。”
张学良对汪精卫由最初的敬佩，最终转而成为了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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