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林英明 (泉州歷史文化中心)
福建師大陳祥耀先生的題辭。
(福建師大陳祥耀先生的題辭: 泉州書史,開山之作;綱舉目張,博觀取約;紀事立言,既達而恪;後賢繼緒,賴此參酌)
中國書法,歷史悠久,載籍浩繁;書法寶庫,高峰連綿,群星璀燦。一部中國書法史,是文人書法佔主導地位的歷史,文人書法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基礎,也奠定了書法的審美內涵。
泉州古稱“海濱鄒魯”,人文鼎盛,稟山川之靈秀,開海國之視聽,風骨獨樹一格。這種風骨的形成是和自然環境、社會風尚分不開的。《泉州府志·風俗》述記:“今閭閻山海之間,家詩書而戶業學,即式微貧賤之極,亦以子弟讀書為榮。凡仕宦所至,任事行法,不善委曲徇人;雖有權門幸路,莫肯投向,尤恥於面腴而短於辭說。見貪汙無檢者,輒群然鄙賤之。泉州人文之勝,敢與中原爭雄。摛藻擷華之士,無不考慮家族光輝如元珠,個人完美如拱璧。”泉州又為閩南文化之祖庭,傳統深厚,古風純樸;泉州書法,文脈相承,風規彌古,源遠流長……
泉州的名稱,最早出現在隋朝初年,距今1300多年。據史料記載,隋滅陳後,把豐州改名泉州,廢建安、南安兩郡為縣,劃歸泉州管轄。泉州乃因清源山之流乳泉,“味甘而潔,湛然澄清”,故而得名。泉州所轄地域代有變遷,最大時北到閩江下游,南到金、廈等地,連今澎湖也曾隸屬,時稱“泉州外府”。明洪武年間定製,福建有“八府一州”,泉州為八府之一;清代福建劃“九府二州”,泉州府領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五縣和馬巷、廈防二廳。追述泉州書法史,所記歷代書法家,亦以不同時期出現於這一地域的書家為據,其中並不僅以本籍之士為限,
舉凡出入過泉州及與泉州相關的有影響書家皆入視野。瀏覽歷代書法,品鑑地域風韻。一部泉州書法史從歷史的不同側面反映出泉州文化各個時代的精神風貌。追尋千年書法發展的軌跡,可清晰地看到書法的發展總與社會的發展相隨。
錢穆先生曾說:“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泉州歷代書法所折射出的人文精神,有其深刻的歷史地理淵源,體現了古風淳厚的正大氣象,浸潤著“江南地域所特有的崇尚精緻和諧的精神”。這種精神,不僅體現於具體的書法作品中,也貫穿在千年歷史積累而成的泉州書法史之中。
近千年來泉州曾出現了蔡襄、朱熹、張瑞圖、弘一法師等一批在中國書法史上深具影響力而彪炳史冊的翰墨名家。
蔡襄為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蘇軾尊其書法“為本朝第一”,他撰書的《萬安橋記》,代表了當時書法藝術發展的卓越成就,至今仍立於洛陽江畔;
(張瑞圖書法)
晚明大書法家張瑞圖與董其昌並稱“南張北董”,被譽為大明書壇雙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張瑞圖列為世界歷史名人;
一代高僧弘一法師晚年流寓閩南14年,其間居住於泉州的時間最長,他以書法廣結善緣,現珍藏於泉州開元寺內弘一大師紀念館及散藏於泉州民間的大師墨寶數以百計,都彌足珍貴。
這些執掌全國牛耳的書壇大家的出現,以及宋代《淳化閣帖》泉州本的刊行,一度曾讓泉州在中國書法史上引人注目,使偏於東南一隅遠離政治中心的泉州文化精神大放異彩。
泉州開發較早,遠在新石器時代,先民即在晉江流域一帶生息繁衍。唐以前建置屢有更易。唐嗣聖初(公元684年),置武榮州,泉州一帶的建制才相對穩定下來,治所在今南安市豐州鎮。唐景雲二年(公元711年),武榮州改名泉州,治所在今鯉城區。唐代泉州設置初期,轄晉江、南安、龍溪、莆田、仙遊五縣,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與漳州分治,龍溪歸其所轄。唐中葉的“安史之亂”,給中原造成嚴重災難,中原人避亂南遷,經濟文化中心轉移,促進了泉州的進一步繁榮。天祐年間(公元904年),泉州“文風大盛”,書院林立,一些著名的寺院如明心寺、法雲寺等,均建於此時。在經濟上,泉州已逐漸成為南方重要的港口,天祐四年,已是一個車旅輻輳、商賈雲集,“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國際港城,據《宋會要》載:“哲宋元祐二年(1087)十月六日,詔泉州增置市舶司”,這表明泉州已與廣州、明州並駕齊驅,成為當時對外貿易的三大港口。
宋元時期,泉州的商品經濟、海上交通、對外貿易,已達鼎盛,帶動了經濟、文化、社會的相應發展,遂有“東方第一大港”、“海濱鄒魯”之美譽,史有“市井十洲人”、“漲海聲中萬國商”之雅頌,成為名聞遐邇之歷史文化名城,被中外學者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歷經1300餘年的歲月,泉州留下豐富的文物古蹟,列入國家級、省級和市縣級的文物保護單位達三百多處。而在這眾多的文物勝蹟中到處出現的匾額、碑文、楹聯與摩崖石刻等書法作品,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能夠體現泉州一定歷史時期文化精神和地域人文氣質的文化遺產。因此,對泉州書法歷史的梳理,同時也可見證千年古城的深厚文脈。
泉州境內書法遺存豐富,具有較高的文化和藝術價值,其源可遠溯到晉代。泉州清源山風景名勝區蓮花峰舊存有“蓮花茶襟,太元丙子”石刻一方,“太元丙子”即東晉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距今已1630多年,這便是泉州書法源溯晉代的佐證。“泉州”正式得名距今1300餘年,泉州書法的源頭比“泉州”得名還要早330多年。
泉州的摩崖石刻遺存了大量的書法佳作,特別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清源山的摩崖石刻和九日山舉世矚目的海交祈風石刻群,更成了薈集和研究古代書法的大觀園。
清源山摩崖石刻歷史悠久、數量可觀、內涵豐富、形式多姿多彩。據不完全統計,整個風景區石刻約580餘方,古往今來名人留題比比皆是。蔡襄、朱熹、俞大猷、黃鳳翔、何喬遠、葉向高、馬負書、莊俊元、吳魯、曾振仲以及近現代的弘一法師、趙樸初、陳從周等——從大學士到名太守,從騷人墨客到提督將軍,從雅士豪傑到隱逸高僧,他們或為題名,或為碑記,或為符籙,或為詩詞,真是花團錦簇、俊彩紛呈。書法樣式又楷、行、篆、隸,諸體皆備,或鐫刻於絕頂險巖,或低徊於澗底幽谷,讓人賞心悅目,應接不睱。
而九日山摩崖則有“山中無石不刻字”的美譽,其中祈風石刻尤為珍貴,不僅記錄了我國海外交通的真實歷史,也是一處真、行、隸、篆諸體皆備的宋元明清書法寶庫。這些石刻很多沒留下作者姓名,但卻留下了不少無愧於那個時代的書法佳作。
在1630多年的泉州書法史上,蜚聲海內外的書法名流大家不乏其人,見諸載籍者數以百計。據《泉州府志·選舉》載,唐至清代乾隆年間的不完全統計,舉進士第者就有1663人,其中唐代15人,五代15人,宋代862人,元代3人,明代599人,清代至乾隆二十六年175人。由於歷代的科舉取士制度,進士及第者大都能寫得一手好字,故他們的筆跡自能顯出深厚功底,而其它匿藏於民間精於書法者也當不在少數。
琴棋書畫是歷代文人騷客的修身之技,讀書人大多在書法上頗有研究,並留有相關的碑記。
唐代榮登龍虎榜的歐陽詹,留有《曲江池記》和《福州佛記》等碑,其“不二”墨匾今存泉州市博物館;
據《朱文公集》記載,朱熹在泉州得觀趙明誠專著《金石錄》稿本(李清照的二伯趙思誠時任泉州太守),可以說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李贄也是書法家,其書法“筆力神勁,鐵腕萬鈞”(何喬遠《閩書·方外志》),並編著有《博纂二王真草隸篆印藪書鏡》一書;陳棨仁,擅金石學,其中《閩中金石略》為其傾注畢生心血之力作,應為福建金石學研究的權威著作。
此外,僑居新加坡的泉州籍書法家潘受先生和移居澳門的梁披雲先生也併為中國現代書壇巨擘。
泉州的書法家不僅來自文化名人,還有不少是行伍出身,可謂是“文武雙全”。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鄭成功、施琅、俞大猷等,他們的書法藝術具有很高的成就,也留下了不少墨跡珍寶。
收集整理泉州書法史,思接千載,溯源追流。這既可探微索幽,從人文的角度去彌補史書方誌於這一方面的缺憾,又可讓人從中感受這一方山川的鐘靈毓秀,人文鼎盛。當對泉州地區的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提供一份珍貴翔實的文化佐證,為當今泉州的書法家繼承傳統、守正創新尋求寶貴的參照範本,同時對於“泉州學”的形成過程和“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研究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應該說明的是,對於宏大悠遠的泉州文化來說,本書僅是從不同歷史時期書法發展脈絡的角度,作一個提綱絜領式的大致梳理和介紹,書中涉及的書法家的基本情況和主要作品,由於資料蒐集和學識水平所限,難免掛一漏萬。至於一些代表性書法家的書學思想、創作特色及風格流派等專業方面的闡釋與爭執,本書一般不置臧否,不作評判,也不予過多的論述,還是留待各路方家去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本書所涉歷史時期的書家,始於唐,經宋、元、明、清,止於近代。倘能為泉州書法的深入探究起到一些“拋磚引玉”的作用,則為此書出版之所祈也。
(作者為泉州歷史文化中心副理事長,曾任泉州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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