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介紹，嚴仁英被譽為“中國圍產保健之母”。圍產保健是從懷孕開始就對母親、胎兒以及新生兒進行的一系列保健措施。在她的大力推廣下，圍產保健技術應用於全國，使我國圍產兒的死亡率由1988年的15.13‰，降低到1997年的10.93‰。她還帶頭與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合作“中美預防神經管畸形合作項目”，通過大量的人群研究，證實了新婚和準備生育的婦女服用小劑量葉酸增補劑，可以減少70％神經管畸形兒的發生，通過三年普及、兩年提高的步驟，使中國神經管畸形的發生率下降了50％。
從臨床走向保健，從“已病”走向“未病”，嚴大夫走過了一個世紀的風雨，也用她的一片醫者仁心，守護了我國千萬母嬰的平安與健康。今天，我們重讀這個故事，以為志念，以作送別。
嚴仁英，1913年出生在天津的一個大家族，祖父嚴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做過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曾與張伯苓一道，共同創辦南開系列學校，被譽為“南開校父”。因為排行老四，家人都親切地叫嚴仁英“四妹”。
從小在深宅大院中長大的嚴仁英，12歲前都沒出過家門，據她自己說，“所以老有點野性大發，老想往外跑”。
也許從小就渴望外面的天空，也許受張伯苓的名言“會玩的學生才會讀書”的鼓舞，南開女中的五年時光，嚴仁英成了個十足的愛玩會玩的快樂女生。那時的她，個子高高，活潑好動，當仁不讓地成為校籃球隊和排球隊的核心成員。
話劇一直是南開學校經久不衰的傳統。當年，周恩來、曹禺都曾是南開話劇團的風雲人物。嚴仁英也躍躍欲試，她聯合同班同學鄧婉娥、陶葆聖，將東北地區愛國將領郭松齡的故事搬上了舞臺，自編自演，為話劇起名《反正》，主角郭松齡將軍自然由身材高大的嚴仁英扮演。
雖然是第一次出演，嚴仁英卻鎮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別是她說出“我郭松齡正式宣佈起兵！”那一句鏗鏘有力的道白後，臺下掌聲雷動。儘管這個女孩十足愛玩甚至略帶淘氣，可她的學習成績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
嚴仁英（左）和母親
1918年，嚴仁英的父親病逝異鄉，祖父嚴修悲傷之餘，對年幼失怙的嚴仁英兄妹傾注了全部的愛，祖父對教育的重視以及方法的科學，讓他們獲益匪淺。
嚴仁英兄妹也格外爭氣，努力學習、侍奉長輩，從小就自強自立。初三時，長年受腫瘤困擾的祖父嚴修也因病而去，嚴仁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嚴家沒出過醫生，每每碰到病痛，全家幾乎是束手無策，“特別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結核，不得不退學在家養病，為了照顧三哥，我的母親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當醫生的願望，而我想當醫生的最初願望，就是能夠給家裡人看病。”
1932年，嚴仁英順利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同時選修北平協和醫學院預科必修課程，正式開啟了治病救人的人生路。
師從名家
1935年，嚴仁英如願以償地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並以前三名的優異成績獲得協和醫學院獎學金。
北平協和醫學院素來以高標準培養的“少而精”而著稱，因而協和的學生要求非常嚴格，學習異常緊張。林巧稚回憶當年學習時說：“一開學，幾乎就與世隔絕了，一頭鑽到學習裡。”而稍後於嚴仁英畢業的吳階平則對老協和“沒有商量餘地”的“淘汰制”久久難忘。
憑著在南開、清華養成的良好習慣，嚴仁英依然是活潑輕鬆、樂於助人。也正是在協和的日子裡，嚴仁英認識了同班同學王光超，兩位充滿朝氣的年輕人，在這裡奠定了此後的一生情緣。
而在初來乍到的嚴仁英看來，林巧稚這位大夫頗有點“神”。
嚴仁英回憶——
“我那會兒做實習大夫的時候就奇怪，怎麼產婦在那兒哼哼唧唧地鬧，林大夫一來了就沒聲音了。她就坐到產婦的旁邊，拿手摸摸她的肚子，聽聽胎心，摸一摸子宮收縮，完了跟她說，你現在是怎樣的，還有為什麼現在肚子疼啊，是孩子要出來了，得給他騰道，出來的路得騰好了，孩子就好出來了。產婦牽著林大夫的手，她就安靜了，她就也不嚷嚷了。所以在我印象裡，我覺得林大夫真是一個好大夫，她對於門診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麼認真負責，非常耐心，除了給她治病，還給她解決心病。”
在恩師林巧稚的指導下，嚴仁英選擇了婦產科專業，留在協和任住院醫生。她很喜歡這個專業，因為在這位年輕實習醫生心目中，產科是“一個人進院，兩個人出院的甜蜜事業”，“一個人來，兩個人走，母親和孩子走的時候都高高興興的，這令我心情舒暢。”
嚴仁英（右）與恩師林巧稚
中國第一位女醫學博士楊崇瑞不僅是一個婦產科專家，更是一位醫學教育家。她積極投身於當時不為人重視的群體保健事業，克服重重困難，先後創立了多所助產學校，在舊中國掀起了一場新式接生法的革命。更令人欽佩的是，早在上世紀30年代，楊崇瑞就提出“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主張，創辦“節育指導所”。
在楊崇瑞的節育指導所裡，嚴仁英看到了令她終生難忘的一幕：醫生們幾乎是在用“求”的口氣，“求”患者們一定要採取避孕措施，告訴她們為什麼要避孕，怎麼採取措施。
嚴仁英震驚了。這幾乎是“死乞白賴”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診室裡等病人求上門來，是多麼的不同啊！就在楊崇瑞身邊，嚴仁英開始體會到“預防”和“保健”的重大意義。
“好樣板兒”
1942年7月，嚴仁英辭去國立第一助產學校的工作與王光超結婚，成為“王光超大夫診所”的一名醫生。但她很快便發現，丈夫的這個診所有點“神秘”。這個坐落在西單舊刑部街上的小診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黨的秘密聯絡點，肩負著秘密為抗日根據地運送藥品和物資的艱鉅任務。
診所是城內物資通往平西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渠道。嚴仁英勇敢地配合著丈夫的“神秘”舉動，“這樣的秘密行動持續了兩年時間，給根據地送藥，我們從來沒怕過。”
嚴仁英夫婦被稱為“杏林雙彥”
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廢待興。由於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學醫學院教學陷入停頓之中，嚴仁英被請到北平大學醫學院講授婦產學。
據當年的學生胡亞美回憶——
“當時，我們婦產科課程是由林巧稚老師講授的。林老師當然是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話不太流暢，講課時常用英文夾雜閩南語，學生聽起來有些困難，也妨礙了對課程內容的領會。我們的大班長在得到林老師的同意後，請來了她的得意門生嚴仁英老師為我們講授婦產科的課程。嚴老師講課條理清楚，與臨床緊密結合，很受我們歡迎。”
就這樣，嚴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邊。
1948年秋，在多方爭取和林巧稚的幫助下，嚴仁英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部進修。想起為了事業終生未嫁的恩師林巧稚和楊崇瑞，嚴仁英格外珍惜這次學習機會。正當嚴仁英夫婦在美國努力學習時，大洋彼岸傳來了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消息。一年之後，歸心似箭的嚴仁英夫婦與許多有志青年一道，衝破美國方面的勸誘和阻撓，毅然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嚴仁英夫婦從舊金山登上開往香港的客輪，同船的有老同學梁思懿夫婦、其弟梁思禮，以及範少泉、劉傳琰等一批朝氣蓬勃、心繫祖國的年輕留學生。
在美國學過無線電又做過電臺主持人的梁思禮隨身帶了一個惠普收音機，頓時成為這批渴望得知祖國消息的年輕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機傳來了10月1日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消息。嚴仁英等人無比興奮，便在甲板上展開了慶祝活動——
“按照新的國旗是紅色，並有一顆黃色大五角星和四顆黃色小五角星的解說。我找來一塊白布，用紅墨水染成紅色，用黃紙剪了五顆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個小星。就這樣，我們唱歌（《解放區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盡情歡慶。後來回到北京時才發現國旗做得不對，可惜下船時沒有把它留下來做紀念。”
按照嚴仁英自己的說法，歸國之後，她幹了一連串“不務正業”的事。首先就是為妓女檢查身體。
緊接著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嚴仁英跟隨李德全帶領的慰問團前往朝鮮慰問志願軍。這期間，他們發現了美軍空投生化武器的惡劣行徑。於是，1952年3月和7月，嚴仁英兩度赴朝，先後陪同國內團體以及英、法、意等七國調查團，調查美國發動細菌戰的情況。
在炮火紛飛的朝鮮戰場，嚴仁英等人冒著美軍飛機轟炸的危險，奔赴前沿陣地，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收集了大量的罪證材料。在此後的四年多時間裡，嚴仁英多次參加有關美國細菌戰罪行的展覽工作，在1953年德國柏林的展覽上，她用流利的英語和翔實的資料向參觀者講述美軍罪行，這些材料後來被編成中、英、法、俄四種文字出版。
嚴仁英在細菌戰罪行展上向國外觀眾講解美國用小降落傘投放有害細菌的情況
1953年，嚴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參加第三屆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大會。從此，“情況的發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種外事活動接踵而來。
1958年，作為五名觀察員之一，嚴仁英代表中國參加在科倫坡召開的亞非婦女會議；1961年，參加以許廣平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訪日；1964年，參加以蔣南翔為團長的中阿友好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1979年，參加以黃甘英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訪美，並在此後多次出訪美國；1988年，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英國等。
儘管佔用了許多業務和家庭時間，嚴仁英對自己這些“不務正業”的工作無怨無悔，她一切聽從組織安排，每次出訪，都自願承擔起照顧整個團隊的後勤工作，並將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嚴仁英氣質高雅、英文流暢，常常被當作中國婦女的“形象大使”。對此，她心中充滿了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豪情，“我個子高、英文好、身體棒，又不裹小腳。走出去人家一看我這個‘板兒’，整個一活生生的新中國婦女的好樣板兒！人家就會覺得中國婦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圍產保健
面對這些慘狀，嚴仁英開始反思臨床醫學的侷限。上世紀50年代，在參加北京市婦女健康普查工作時，她意識到，在未感覺患病時早期發現婦科腫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許多到門診就醫的晚期宮頸癌的患者，則大多回天乏術。
嚴仁英開始悟出一個道理，醫療只能救治一個人，而預防則可以造福一大群。
真正使嚴仁英下定決心從臨床轉行到保健的，還是受老前輩楊崇瑞的感召。在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工作時，嚴仁英就敬佩楊崇瑞改造舊接生婆、培養助產人員，使全國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創舉。
新中國成立後，楊崇瑞聽從嚴仁英的勸說歸國，任衛生部婦幼衛生局局長，與她同為全國政協委員。兩人接觸多了，楊崇瑞“犧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標和個人行為準則，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著楊崇瑞的足跡，嚴仁英走上了婦女保健之路。
有一次，政協討論關於人工流產合法化的問題，嚴仁英和楊崇瑞都表示反對，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則人們更不重視避孕了。後來他們卻瞭解到，由於得不到人工流產術的合法幫助，有些婦女遭受著非法的折磨。許多像“段三針”等土辦法，未能成功流產反而會導致孕婦尿瘻等殘疾，甚至送命。
嚴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脫離群眾的單純技術觀點，提出了要“一隻腳踏進群眾中去”的思想，正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引下，她開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
可惜的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這個有意義的活動中斷了。
嚴仁英夫婦沒能逃過“文革”的衝擊，頂著莫須有的“帽子”，嚴仁英被貶為衛生員。然而無論是抬擔架還是掃廁所，嚴仁英都依然寬容真誠地看待他人，一絲不苟地對待工作。
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闖，為了對抗孕激素和促進子宮收縮，“聽說新疆山上有一種叫雪蓮的植物，那個植物使它周圍地方的雪都化了，他們說它是‘熱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來試試看。於是我們就弄點兒雪蓮，用實驗室的小耗子來做試驗看看。”後來，嚴仁英等人研究出實用前列腺素和中藥穿心蓮等草藥終止妊娠的方法，接著又研究開發新藥，終於闖出一條抗早孕非手術終止妊娠的路子。
如今，這項研究已經用於臨床，給廣大婦女帶來福音。
1979年，嚴仁英跟隨以黃甘英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訪美，其間，她接觸到了國外日漸興起的圍產醫學。想起自己從事婦產科幾十年臨床工作的侷限和教訓，想起恩師林巧稚、楊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啟發的嚴仁英決心將“圍產保健”引入中國。
回國後，嚴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建北醫一院婦產科“優生保健組”，開始研究圍產醫學。
以往的孕婦產前初診要到妊娠7個月才開始，嚴仁英認為產前檢查應從妊娠初期開始，堅持定期檢查，才能做到早檢查、早確診、早保健，確保母子安全。於是，她又帶領優生保健組成立了早孕門診，繼而組織孕婦學校，每天為近千名孕婦提供服務，對孕婦的生理、心理問題進行全面的指導，許多孕婦帶著丈夫、婆婆一家人來聽課。
現在，早孕門診、孕婦學校、圍產保健早已為人熟知，這正是嚴仁英為我國少生、優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貢獻。
要做優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調研。嚴仁英選擇了當時經濟欠發達、圍產兒死亡率高的京郊順義農村為試點，開始對1981年—1982年的孕產婦及圍產兒死亡率進行監測觀察，並推廣圍產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沒有經費？嚴仁英拿出自己的“顧問費”墊上；沒有病人？嚴仁英帶領大家挨家挨戶“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嚴仁英義務給順義村、鄉兩級醫務人員進行培訓，提高他們識別高危因素，處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搶救新生兒的能力。
3年多時間，她們走遍了順義7個鄉，調查研究的嬰兒達到2000多個，終於使圍產兒死亡率由27‰降至17.6‰。嚴仁英的“圍產保健高危管理”試點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和衛生部的好評，世衛組織連續資助中國舉辦3期全國圍產保健高危管理學習班，將圍產保健高危管理的技術推廣至全國，並出版《圍產保健高危管理》一書。
自此，嚴仁英扛起中國圍產保健的大旗，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後，嚴仁英與她的團隊在全國農村陸續開展“造成孕產婦死亡的社會因素”調查、開展孕婦心理尤其是產後抑鬱症的研究，將圍產保健從醫學擴展到社會學、心理學領域；與美國疾病控制中心聯合開展對“神經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將女性增補葉酸預防神經管畸形上升為國家行為，使我國神經管畸形兒發生率在原有基礎上下降了50%。
此外，嚴仁英還建立了中華圍產醫學會，創辦《中華圍產醫學雜誌》，建成北醫婦兒中心大樓，在全國農村推廣圍產保健“三級管理網”。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圍產保健、生殖保健擴展到各個年齡段和多學科領域。如今，生殖保健已經擴展成涵蓋一生的一條龍健康服務。
嚴仁英一手創建中國圍產保健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日漸茁壯。
1998年，衛生部婦幼司為表彰嚴仁英為婦幼衛生事業作出的傑出貢獻，特鑄嚴仁英銅像，“中國圍產保健之母”的敬稱廣為流傳。
訪後手記
兩千多年前，孔子面對不斷的糾紛立下過宏願“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開啟了民間教化、和諧中國的源頭活水；同樣是兩千多年前，中醫的經典《靈樞》也提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著名論斷。將眼光投向糾紛、病變之前，關注所有的人群，這正是“仁者愛人”的大慈悲大智慧所在。而楊崇瑞、嚴仁英等人走的，正是這條“博愛”的道路。
噫！微斯人，其誰與歸！願中國的保健之路，越走越寬、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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