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調下，多地因城施策、分類調控政策密集出臺。
7月2日，河北廊坊市大廠縣表示，自該日起至限購政策解除前，暫停辦理個人之間不動產抵押業務。
同一天，上海出臺暫停企業購房政策。至此，上海成為繼西安、長沙和杭州之後，第四個限制企業購房的城市。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6月，全國超過25個城市發佈調控政策，累計發佈房地產調控政策內容多達32次，2018年上半年累計發佈樓市調控政策高達192次，相比2017年上半年的116次調控，上漲幅度高達65%。
近日，住建部也會同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銀保監會等部委，聯合印發了《關於在部分城市先行開展打擊侵害群眾利益違法違規行為治理房地產市場亂象專項行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決定於2018年7月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個城市先行開展治理房地產市場亂象專項行動。
“樓市進入深度調整期。”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理事李驍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歷年來的調控證明，對市場看空的房企會‘受傷’。”
不過，新城控股高級副總裁歐陽捷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不能認定房地產調控升級，應該說是一些城市樓市過熱，因此部分城市調控加碼。”
“地產商們的日子還是艱難的。” 7月7日，陽光城執行董事長和總裁朱榮斌在電話中對時代週報記者慨嘆道，面對經濟去槓桿和嚴調控的大環境，房地產商要謀求逆勢快速發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我對地產行業還是有信心，雖然最後的結果可能不是每家都能做大做強。”
調控加碼
調控近年來逐漸加碼。
2016年2月17日國家發佈《關於調整房地產交易環節契稅營業稅優惠政策的通知》之後，調控政策從全國一盤棋到因城施策轉變，調控的職責從中央陸續下放到地方。
綜合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中原地產研究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以及諸多業內人士的觀點，以2016年“9·30”新政為界線，地產收緊的週期正式開始。
針對調控政策，時代週報記者採訪了諸多房地產業內人士，在大多行業人士看來，本輪調控（2016年9·30新政–至今）為“打補丁”式的調控，範圍則從一二線擴容到部分三四線城市。
2016年9月30日至當年12月，以多個城市開始限購為特徵，一線城市和強二線城市通過“限土拍”等新行政手段升級調控，為“9·30”限購限貸收緊再助攻。
2017年“3·17”新政再度開啟了調控的另一波浪潮。以限售為特徵，一些發達城市群的非核心城市收緊調控，比如京津冀城市群的環京、環雄安區域；長三角的嘉興、太倉；珠三角城市群的佛山、中山等城市。
到了2017年7月，“租賃”成為政策調控的主要內容。與此同時，一些普通的二三四線城市啟動限售以及限購，例如北部灣城市群的南寧、桂林、北海等城市。
2018年3月起的另一波密集的調控則表明，樓市調控正進一步在三四線城市蔓延開展，比如貴州、昆明等。
“現在由住建部主導的問責機制和六部委的房地產巡查開始了嚴打模式。”張大偉分析認為，“逢漲必查成為了2018年上半年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歷史最密集的最主要原因。不過，房地產調控的方向不變，平穩依然是趨勢。”
有關機構報告分析認為，2018年上半年政策非常注重市場監管的強化，通過監管的強化，規範市場秩序，保障合理購房需求。
據該研究院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超過40市縣（區）以及湖北、海南、湖南、新疆和遼寧5省出臺房地產市場監管政策，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監督檢查，查處違法違規行為。
例如，武漢、佛山和贛州加強對住房銷售監管；海南省和南京市強化對新房網籤備案管理；濟南市則重點查處房地產開發領域非法集資行為。
新特徵和新現象
如果說限貸、限購是歷年樓市行政調控的主要方法，那麼“限售”則是本輪調控中行政手段的新特徵。
2017年3月，廈門率先出臺限售政策，明確新購房屋產權證滿兩年方可上市交易。此後，限售城市從熱點城市擴展向其他城市。
按照有關機構的報告，2017年限售的城市有60個，2018年前6月有23個城市加入限售行列，當中包括昆明、貴陽、蘭州、哈爾濱等城市。
按照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6月，已有50餘城實施限售。這些城市當中，一部分將限售時間以取得不動產權證為起算點，一部分將時間點設在網籤合同簽訂日。
與此同時，限購的城市在本輪調控中不斷出現。來自有關機構的數據顯示，2016–2018年上半年，限購的城市分別有13個、67個和11個。
調控同時催生了搖號制度的誕生。截至目前，南京、上海、長沙、成都、武漢、西安、杭州、蘇州、深圳等城市已經進入“搖號時代”。
歐陽捷對時代週報記者分析認為，新建商品房限價制度在多個城市形成一二手房價格倒掛，推升了一手房需求，多個城市因此被迫出臺“搖號”制度分配房源。
事實上，自2016年3月，蘇州出臺限價政策之後，多個城市正在對預售價格進行管制。就在2018年5月，東莞市要求備案價格不高於前6月均價的10%；長沙市則出臺成本法核算銷售價格辦法；三亞市要求備案價格不高於2017年2月均價。
“搖號政策雖然體現了公平但放大了供不應求和房價利差的社會影響，進而出現了種種市場亂象。”歐陽捷對時代週報記者說，“一二手房價倒掛產生的房價利差吸引了大量購房者，有資格的購房者變身為投資者，放大了需求，加劇了供不應求。”
另據時代週報記者的瞭解，截至目前，搖號過程中出現了違規操作的現象。比如在2018年6月初，西安某樓盤搖號時出現違規銷售行為，部分公職人員受到處分。
“調控不是壞事，短期來看，可以為過熱的市場降降溫，但長期來看，如果我們過於依賴行政性措施，可能無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而無法消除市場亂象。”歐陽捷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
三四線城市的未來
不過，從總體數據來看，房地產依舊保持了一定的發展增速。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2–5月，商品房銷售額從12453億元、25597億元、36222億元到48777億元，保持上漲；房地產投資累計值從10831億元、21291億元、30591億元到41420億元，保持上漲。
房企也呈現出增長態勢。來自中國指數研究院的報告顯示，2018年上半年，已經有7家房企的銷售額超過1000億元銷售額增速達到32.5%。其中，中國恆大、碧桂園和萬科的權益銷售已經突破3000億元。
中國恆大和碧桂園是重倉三四線城市的典型。以碧桂園2017年年報為例，銷售額中的58%來自於三四線城市。克而瑞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碧桂園銷售額中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業績來自於三四線市場業務。
在本輪調控中，大型房企的拿地重點正在向三四線城市下沉。來自川財證券報告指出，2017年，其中的30家代表房企，在三四線的拿地面積同比增長145%。
根據今年6月國家統計局公佈的70個城市中的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價格情況看，不少三四線城市的房價也在上漲。35個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雖然漲幅比上月分別回落0.3和0.2個百分點，但仍上漲6.0%和4.3%。像貴陽、煙臺、大理、烏魯木齊、北海、秦皇島等三四線城市漲幅搶眼。
更驚人的發現還在這70城之外，例如常州、鄂爾多斯等一些曾經被扣上“鬼城”帽子的城市，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復甦的跡象。以常州為例，克而瑞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常州房地產去庫存週期只有3.8個月。
庫存方面也在減少。按照易居研究院發佈的《100城住宅庫存報告》顯示，當前百城住宅庫存已經連續34個月同比下跌，其中73個城市庫存規模低於去年同期水平，這當中不少為三四線城市。
朱榮斌的看法是，一部分三四線城市市場表現過熱。“有的三四線城市，剛性需求不足，二手市場又沒完全發育成熟，市場較難持續。”他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
歐陽捷也對時代週報記者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三四線城市只是局部火熱城市降溫，不會全面降溫，一方面三年棚改計劃不會改變，另一方面經濟增長需要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的穩定。”
在對業內人士以及專家的採訪中，有觀點認為，人口向都市圈、城市群及部分核心二線城市遷移的趨勢不會改變，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分化仍將持續。
不過，也有房企對三四線城市表示看好。日前，新城控股董事長王振華在對時代週報在內的媒體表示，目前公司土儲為1441的分佈格局，其中一線大概在10%，二線城市在40%，三線城市為40%，四線為10%，“接下來，四線城市的佔比還可以適當提高。”
王振華認為，在一二線城市面臨嚴調控以及城鎮化推進過程中，新城要適當增加進入三四線城市。同時，公司在下沉的過程中，要通過組織構架的相應變革，來做細、做深、做透，下沉到三四線城市。
轉變對三四線城市的刻板印象，是融創中國執行總裁東南區域集團總裁王鵬的看法。他以浙江為例表示，浙江省的一些傳統意義上的三四線城市，在城市量級上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故而公司要聚焦城市群的佈局。“浙江是完全在長三角城市群裡，長三角城市群的格局較高。”王鵬說道。
房企面臨新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招商證券發佈的研報，在其監測的68家房企中，今年上半年目前銷售額完成率達50%以上的房企僅有12家。
分別為，72%完成率的中國金茂、63%完成率的金科集團、63%完成率的龍光集團、59%完成率的碧桂園、59%完成率的陽光城、59%完成率的中南置地、56%完成率的恆大、55%完成率的藍光發展、54%完成率的新城控股、50%完成率的招商蛇口、50%完成率的保利地產和50%完成率的合景泰富。
這將意味著，要實現今年的目標，大部分的開發商供貨均集中在今年下半年。
房企如何繼續保持高週轉和高增長，成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過去我們強調，房企要加速奔跑、做大規模，高週轉是必然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模式。三四線城市投資強度低、銷售門檻低、回籠速度快，對高週轉更為有利。一二線城市雖然受到調控影響，但同樣需要高週轉、不戀戰。”歐陽捷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
克而瑞研究報告認為，企業要在三四線城市突圍制勝，高週轉便是必備的“基本功”。一是產品線的標準化，便於後期大量複製；二是產品設計、審批、營銷等多環節前置，竭力壓縮項目開發週期；三是控制營銷回款週期。
“有的房企進入三四線是機會型的點到即止。”一位不願具名的房企高管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這樣也是防範風險的辦法之一。”
在朱榮斌看來，當下環境下，陽光城只能選擇性地進入三四線城市，不能把有些三四線城市作為長久的戰略根據地來發展。“控制好財務風險，是擺在首要位置的考量。”朱榮斌對時代週報記者強調。
以此前每次遇到調控都會處在“懸崖邊上”的綠城為例。日前，綠城要求員工全面加速資金回籠，並且對外表示：對於不受限價政策影響的項目，要爭取把原計劃2019年供貨的房源提前至2018年開盤銷售嚴格控制付款。
綠城品牌部回應媒體稱，公司內源性現金流的管控安排是每半年度進行的常規管理動作，目前公司日均賬面資金不低於500億元，現金充裕、安全。
事實上此前綠城三四線城市項目作出紅線劃定：單體體量絕對不能超過30萬平方米，儘量控制在20萬平方米。
“當前國內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依然是防風險—債務風險和資產泡沫風險，如果債務違約蔓延，一定會有企業拋售資產，形成連鎖反應，引發資產價格下跌，這種風險是中央特別關注並努力防控的。因此，一二線城市調控不會放鬆，房企迴歸一二線城市不可能獲得業績增長。”
南京會放鬆調控嗎？
1、南京調控政策，限價、限售會依舊執行
國家調控態度堅定，樓市過火城市，會被約談，下一步就是升級調控。南京部分地區樓盤的熱銷，越來越低的中籤率，說明大量的買房需求還在。
這個檔口，南京不可能放開調控政策，至少今年南京限購限價政策會繼續執行。今年10月份，南京限售就兩年的時間了，按照慣性來說，你覺得限售政策會繼續嗎？
2、南京不會出現大範圍或者大幅度降價
不要指望限購限價限售解除，大起大落都不會出現。想等到大範圍或者大幅降價再買房也不現實。
剛需是及時入手最重要，在南京房價如此高的情況下，投資改善和學區房需要明確自己的需求，多方面判斷才行。最重要的一點是，明確自己的需求，才能做出最重要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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