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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100年，哪怕是在被現代人認為腐朽沒落的清朝，也沒人叫自己支那，他們都榮光地稱自己為大清子民。
再往前個500年，1000年，情況也一樣，唐朝人民面對遠道而來的日本留學生，只會優越感十足地自稱“我們大唐”，漢朝人民打仗的時候，嘴裡吆喝的也是“我們大漢”。沒什麼人聽說過支那，只在一些印度傳入的梵文佛經裡才能偶爾看到，然而大部分老百姓都是不識字的，更別說梵文。
1.
支那這個詞，起源於梵語，Cīna（也可譯為至那），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後來經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大部分學者相信，支那跟其對中國的另一個稱呼，震旦Cīna sthāna（也可譯為真丹），出自同一個詞根，所以支那這個名稱可能是從東漢後期開始在印度出現。
解讀梵語的翻譯名篇《翻譯名義集》裡記載，支那之名有兩個意思，一是文物國，二是邊遠之意。《雜阿毗曇心論》與《大毘婆沙論》皆以真丹或至那來比喻遙遠之意。於是一些學者認為，支那原為“遠方之國”或“邊地”之意，原本用來稱呼喜馬拉雅山脈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區，後來引申為對中國的稱呼。
但也有一種說法是，在梵語裡，支那其實也沒有特殊的涵義。有類似的單詞，比如cinta，意為思慮，所以早期研究佛經的大師認為Cīna可能是cinta的變形，是古印度對山另一邊地域的美稱，因為山那邊的國度，青銅冶煉工藝精緻，人民善於思考，因而有了“善思惟”的美名。
而現代的歷史學家們，除了從字義上揣測，支那一詞的發音本身也被作為考證的一環。更為接地氣的說法是，支那源於古漢語中“秦”的發音，秦在上古漢語中為濁音，類似於（zin）之類，後來被印度假借，轉變為梵語的Thin、Chin，隨著當地的發音習慣，久而久之又再次轉變成為“支那”音。就像我們也曾經根據自己發音習慣稱呼的高麗（Goryeo）、倭國（古日語第一人稱讀作 wa re）一樣，造詞的初衷僅僅是為了方便稱呼罷了。
而現在國際通用的對中國的稱呼，China，其實也有一種說法是，梵語的秦Thin、Chin，跟後期流傳至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大家幾經融合轉變才最終成為了China。
2.
著名的遣唐高僧空海，從唐回到日本後，寫下一本佛教經典《性靈集》，是目前考證的，支那之名最早出現的日本文獻。可以想象的是，日本的僧侶來到大唐，研究從印度傳來的佛經，譯成日文後再帶回國內，來往反覆，支那這個稱呼就在唐朝開始漸漸普及到日本了。
講真，唐朝人民可能一點也不care支那這個名字，他們大興佛教，修寺廟，請國外高僧，派專人翻譯佛經。梵文裡提及的支那之名，也不迴避，日本留學生來了，原文奉上無刪減。畢竟佛經又犯了什麼錯呢？當然是選擇尊重它。
唐玄宗也曾經寫過一首《題梵書》，歌頌梵語的艱深奧妙。
鶴立蛇形勢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
穿耳胡僧笑點頭。
大唐之所以不在乎別國人民對自己的稱呼，最大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底氣硬，任你再叛逆不羈，到了我的地界上也得跪著喊老大。
而日本呢，儘管有了支那之名的記載，但對古中國的稱呼，還是延續著以歷朝代名代稱的傳統，比如：漢、唐、唐土、清國，尤其是在學術領域，至今都還保留著“漢”的說法，比如漢字、漢學。明治維新以前，哪怕是到了支那名作為中國代稱最為流行的江戶時代（大約就是我們的明末清初），也仍以佛教典籍為主，比如僧人大玄的《淨土頌義鈔探玄鈔》。當然也有例外，比如相傳由朱舜水傳入日本的鹼水拉麵，曾經也被稱為支那面。
3.
不管怎麼樣，原本並沒有什麼語義色彩的支那，到了近代，卻慢慢有了一些改變。
事實上，支那這個中國的代稱，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突然普及開來，民間甚至比官方使用更加廣泛。比如甲午戰爭發生後，明治政府在正式場合依然稱中國為大清國或大清帝國，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但一般的民間報刊，卻普遍稱其為日支戰爭。大街上開起支那拉麵館、支那料理館，穿支那服也一度成為一種潮流。再後來甚至給支那劃分了區域，將華北稱為“北支”、華中稱為“中支”、華南稱為“南支”。
這樣一來，清朝人民就不樂意了，明明我大清朝有名字，你偏要亂叫，這不是挑釁嗎。就連後來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也認真抗議過日方稱呼中方時使用的“支那”一詞，儘管這場抗議最後並沒有什麼卵用。
真正把支那一詞又流行回國內的，其實是清末的一些革命黨人，比如梁啟超老師。
反對清朝統治的改良派、革命家們，身體力行教導國人如何“脫清”，儀式感很重要，他們剪去礙事的辮子，扔掉老氣的長衫，最重要的是丟掉“清朝子民”這個他們最為痛恨的名號。
加上日俄戰爭後，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中國至日本留學的風氣興起，不少革命黨人又都曾在日本留過學。於是，急需像現代化國家一樣擁有一個現代化國名來稱呼自己國家的革命黨人們，就乾脆用回了日本的叫法，自稱“支那”之名。
梁啟超就是普及“支那”一詞的頭號推手，19世紀末在《時務報》中，他就愛用“支那”一詞，甚至還使用過一個“支那少年”的筆名出版了一本《支那四千年開化史》。
20世紀初是“支那”一詞在中國的盛行期，在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辦報高潮帶動下，各種書刊報紙的大小標題中常常能看到支那之名，宋教仁、黃興等人在1905年創辦過一本極為著名的刊物，即名為《二十世紀之支那》。就連一向鄙視沿用日本名詞的嚴復，也未能免俗地使用過“支那”一詞。他批評《巴黎茶花女遺事》，“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在梁啟超們看來，此時的支那之名，不但不是什麼蔑稱，反而還帶著些革命激情，和對時代審視的意味。所以宋教仁等人在《二十世紀之支那》創刊時，才會滿懷憤恨，又不失責任感地寫下“二十世紀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國之支那乎？ 英國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與日之支那乎？吾人愛 之，不能不決此疑問也。吾人將思索之，吾人將解決之。”
4.
1912年，清政府倒臺，新時代的國人終於可以扔掉“滿清”的老舊帽子，新上臺的政府思來想去，準備給自己取個能立足於現代世界且充滿美好寓意的國號，顯然“支那”也不能再用了，畢竟在日文的發音裡，支那跟“死な”是一致的，不太吉利。
於是很快，他們確定了新的國號——“中華民國”。並且開始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讓世界各國，特別是日本政府，承認並接受自己的新名字。
然而直到20多年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支那之名不但沒有被日本廢除，其政府甚至軍部開始在正式場合廣泛使用支那這個詞稱呼中國和民國政府。
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加上使用者的立場看來，此時稱呼“支那”，不友好的意思就非常明顯了。加上兩國間的衝突導致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部份中國人及海外華人開始認為支那這個稱呼具備貶義。這樣的情緒持續到二戰結束後，支那一詞徹底被認為是對中國的歧視用語，且被用於仇恨中國的演繹上。
郁達夫在小說《雪之夜》中，也曾感慨地寫道：“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齡少女的口裡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裡心裡，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同胞，絕對想象不出來的。”
5.
1946年，在戰後國民政府和美國的施壓下，日本政府通令日本國內公文書中不可使用支那名稱，這件事成為日本官方正式禁止“支那”的標誌，也是國際社會和日本官方正式承認這個詞具有侮辱性含義的標誌。
發展到今天，有日本學者宣告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除了在極其嚴格的歷史研究中，或是一些日本極端右翼分子口中還保留使用。
也就是說，一個正常的日本人，不但清楚“支那”所包含的歧視、侮辱意味，也不會用這個詞來稱呼中國。畢竟誰心裡還沒點數呢？支那一詞對於中國，大概就相當於黑鬼（Nigger）或尼格魯（Negro）之於非洲裔美國人，或者小日本、Jap之於日本。
任何詞語，隨著時間的改變，演變出不同的意思，一些被傳承下來，一些被時代拋棄，這是歷史的規律。
那些不知所畏，上趕著重提“支那”傷害國民感情的，或是強行為這個詞洗白的，不是倒行逆施，那估計就是槓精了。
而對於身處某一時代的人們來說，該義憤填膺的，不是別人怎麼稱呼你，而是你是否配得上別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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