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後，日本政府於1913年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但是，在條約國書之外，日方又密告內閣各大臣和軍方首腦，“在帝國政府內部及與第三國之尋常往來公文中，今後一律廢除‘清國’之稱而以‘支那’代之”。
1913年9月，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訪日本外相，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稱呼而改稱“中華民國”，但後者以已有此種先例為由予以拒絕。
爾後，在1915年“二十一條”交涉、1919年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期間，中方對日方使用“支那”稱呼進行過抗議，但均未獲理會。
1915年，留日學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中呼籲國人趕快廢棄“支那”這一名詞，其中不無憤慨地表示：
“此二字不知從何產生，頗覺奇怪。人竟以名吾國而國人恬然受之，以為佳美，毫不為怪。餘見之不啻如喪考妣，欲哭無聲，而深恨國人之盲從也。
……吾新建之中華二字國名，日人日報攻擊吾為自尊自大鄙夷他國所起，竟否認吾之存在，絕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國人恬然自若，不獨不怪，此予不勝大惑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此期間，“支那”一詞開始成為一個帶有侮辱性的名詞。而對此最為敏感的不是別人，正是民國年後前往日本留學的學生群體。
郁達夫
如在此期間留學日本的郁達夫即在其代表作《沉淪》中寫道：“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
在另一部小說《雪之夜》中，郁達夫又寫道：“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齡少女的口裡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裡心裡，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同胞，絕對想象不出來的。”
五四運動時期，隨著反日情緒的高漲，“支那”是侮辱性稱呼的觀點得到普遍的傳播。如此前留學日本的王拱璧即在《東遊揮汗錄》中抨擊說：
日人在甲午年後稱中國為“支那”，並以此為國民教育，“每逢形容不正當之行為，則必曰‘支那式’，藉以取笑，此種教育早已灌輸其國民之腦海。
迨至今日，雖三尺童子，一見華人，亦出其一種醜態，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華人之萬惡也者。”
此外，日本不稱“中華民國”而稱“支那共和國”，是“不以國家視我”；日語中“支那”的讀音シナ（音‘西那’），有將死之意，有物件(俗稱東西)之義，有著明顯的侮辱故意。
在國人的情緒反彈下，一些日本有識之士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如日本教育家荒川五郎在1922年的某次演說時即表示：
“……我輩日本人平素對彼等（留日學生）之待遇，實多值得遺憾。連宿舍之女傭及商店之夥計，亦持冷罵冷笑態度……”
問題的根源，還在於此時中日地位的強弱互換。在與日本人的交往中，留日學生內心的“弱者敏感”及對尊重的渴求並不為多數日本人所瞭解與理解。
相反，他們倒為此感到奇怪：這些新留學生們，到底怎麼了？
這就是所謂的強國弱國心態互換所致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年後中日關係的不斷惡化，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心態的不斷強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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