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興濤（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提起“支那”一詞，很容易使國人想起近代那段同日本不愉快的歷史。這是一個曾令中華民族感到過恥辱和痛苦的名詞。但是，這一名詞在戊戌至辛亥時期的中國卻曾作為時髦的新名詞一度流行。不少進步青年和愛國志士，都曾樂於以此詞來稱呼自己的祖國。瞭解“支那”一詞的由來及其在近代中國的使用與消亡．對於今天的國人認識那個從屈辱到奮起的時代，或許不無微益。
“支那”一詞最早是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在唐宋時已被音譯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都曾以“cina”來指稱中國。後來，西方各國流行的對中國的稱謂“China”，實由此演化而來。
義淨，唐代譯經僧
唐代僧人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之三《師資之道》中即曾使用過“支那”一詞，其文雲：“且如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不過，從當時的有關記載來看，該詞恐怕還是多少帶點尊稱中國的褒義在內。事實上，“支那”一詞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那麼，印度和西方各國為什麼會以“Cina”等來稱謂中國呢？學術界對此有著不少說法，其中有兩種觀點流傳頗廣，較具說服力。一則認為它是“秦”的譯音，是強盛的秦王朝聲名遠播的結果。較早發表這一見解的，有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於1655年）。法國漢學大家伯希和對此說作了進一步論證，他認為歐洲人對中國的稱謂，與印度人所稱同出一源。《大唐西域記》中玄奘答問“大唐國”時的兩句話，似也可作為此說的佐證之一。當印度的戒日王問“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亙，去斯遠近時”，玄奘答道：“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至那國是也。”又道：“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前王之國號”，有人說是指“隋朝”，但從發音上看，似更像秦朝。而且他們的談話中還道及昔日秦國和秦王朝“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巨”的世界影響。利瑪竇在其“中國雜記”中，也認為“China”一詞由“Cin”（即秦）而來，不過其所認可的傳播途徑與此有些差異。他認定此詞是葡萄牙人從交趾人和暹羅人那兒學來的，而交趾人和暹羅人稱中國為Cin。
伯希和(1878~1945年)，法國東方學家
第二種說法則認為，印度等稱中國為“支那”，與中國絲綢的影響有密切關係。季羨林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遲到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絲就已經輸入印度。在梵文裡，有許多與絲有關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絲）、Cinām[uka(絲衣服）等，都有Cina（脂那）這個字作為組成部分。可見中國絲在古代印度影響是非常大的。”實際上，不僅如此，西方古國對中國的其他早期稱謂，如Cini、Saini、Seres等，也都與中國絲有關。除了上述兩種說法外，還有“支那”源於中國瓷，“支那”指稱中國的羌族等等說法。
在日本，可能是由於佛教經典流傳的關係，也很早出現了“支那”一詞。如1106年版的《東大寺要錄》一書中就有此詞，《今昔物語》中也有“支那國”之稱。但當時這種稱謂不過偶爾為之，且是作為通常稱法的一件別名或美稱的意義上來使用的，一般人並不知曉。從古時到明治中葉，日本人通常都稱中國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テ），稍後也稱Toh（タウ）。這些都是日本人對漢字“唐”的讀音，大體表明瞭其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唐朝文化長期不斷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遠影響。
18世紀初以前，日本的地圖上基本標中國為“漢土”，以後則多改用“支那”。據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研究，這種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書《採覽異言》的影響。1713年，新井奉江戶幕府之命，查詢羅馬的漂流者史多提（G..B.Sidotti），由此瞭解到不少世界情勢，因作《採覽異言》一書。在該書中，他將從史多提處聽來的關於China的讀音，標以片假名（チィナ），並在左下角附以“支那”兩個小號字。此舉遂成為日本地圖史上以“支那”標稱中國的開端。
進入19世紀後，或許是受西洋的影響，日本以“支那”稱中國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詞仍未在日語中生根，更未直接與對中國的歧視聯繫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軍國主義分子佐藤信淵著《宇內混同秘冊》，書中稱中國為“支那”，強調中國懦弱卑下，表達了對中國的輕蔑態度和一種極為瘋狂的征服野心。但該書當時未能問世，直到1888年，它才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惠顧，得以大量出版發行，併成為日本侵華的輿論工具。日本陸軍部還規定此書為全國陸軍將士的必讀書。
甲午戰爭給中國人帶來了空前的恥辱。馬關條約簽訂後的日本全島，開始逐漸瀰漫起一種歧視華人的空氣。同時，“支那”一詞也最終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為日本人稱謂中國的普遍用語，並從此帶上了勝者對於敗者的輕侮的情感和心理。當時，日本人還以“豬尾巴豬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辱罵中國人，以致首批13名官費留日學生中，有四名因無法忍受此種侮辱而憤然歸國。
其實，在近代，對於“中國”和“中國人”蘊含歧視意味的名詞或稱謂，不僅在日本，英美、荷蘭、法國等國也都曾經出現過和流行過。它們是那個時代中國人落後捱打、備受欺辱的國際地位的標誌之一。如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詞（荷蘭語中有類似的詞，讀作“西內遜”），除了指稱“中國的東西”外，另一個意思就是蠢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英美的“Chinaman”，也屬於同一類詞。尤為可悲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人自己對這些詞的歧華含義竟不甚瞭解，甚至還人云亦云，盲目跟著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寫作的中國人對“Chinaman”一詞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國人的特性》一書的作者，美國傳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該書的序言中，曾這樣寫道：“令人吃驚和遺憾的是，‘Chinaman’這個粗野的詞彙似乎已經植根在英語之中，而更恰當的詞‘Chinese’卻被排除在外。我們不知道中國的外國刊物裡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來稱呼當地人的，這個帝國的作家也沒有一個堅持避免使用該詞的。”這種人雲亦云的可悲情形，後來也同樣發生在“支那”一詞身上。
下面，我們再回到“支那”一詞在中國的使用上來。
馬禮遜：基督新教傳教士、翻譯家、漢學家
雖然，至少在唐宋時，這一印度譯稱中國的回譯名詞已經在中國出現，但此後它似乎主要侷限於佛教典籍中，並不曾廣泛流行開來。直到晚清之初，中國人基本上還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對中國的稱呼時，才偶爾使用到它。據我所見，晚清較早出現“支那”一詞的中文資料，當屬傳教士所辦的中文刊物《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其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卷所載《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天竺國僧人等從前稱中國為“支那”一事時，說：“支那即是中國。”（馬禮遜的《五車韻府》裡雖曾出現“支那”一詞，但指的是“挪用”，並非國名之意。）1884年，姚文棟的《琉球說略》一文中，也用過“支那”一詞。1887年，傅雲龍所著《遊歷日本餘記》雲：“日本俗稱中國曰支那，蓋西音柴宜之轉。”
1894年，黃慶澄的《東遊日記）一書復談到日人稱中國為支那的問題。其言曰：“（華人）李某習法蘭西語……慶澄因問倭人稱中國曰支那，其婦人小子呼華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歟？李某曰：‘某聞之法蘭西師，曰中國秦時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稱中國曰“秦”；迨由印度傳至法蘭西，則譯秦為“支歆”；由法蘭西傳至日本，則轉支歆為“支那”’。案此說未審確否，然各國語言傳述互相通轉，確有其理，記之存參。”
1898年9月，翰林院編修徐琪上《請廣磁務以開利源折》，其中談到西方人稱中國為“支那”與瓷器（又稱磁器）的關係。他說：“土之所出以磁為真質，陶土為磁盈天下，萬國未有先於中國者。故印度以西，稱中國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謂也。”的確，在英語中，磁器為china，與中國（China）一詞的區別僅在於後者的頭一個字母“C”要大寫而已。
戊戌時期以前，也曾有過西洋傳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裡，直接以“支那”來稱呼中國的。如1890年3至6月，艾約瑟就在《萬國公報》上連載過題為《支那遊記》的文章。但作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特別是從中國人自己以“支那”一詞來稱呼本國看，應當說還是戊戌時期的梁啟超等人開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顯然是受到了日語的直接影響。1896年在《時務報》中，梁啟超已經愛用“支那”一詞，他還曾使用過一個“支那少年”的筆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維新人士，也常用此詞來自稱中國。
20世紀初年是“支那”一詞在中國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報刊書籍中，此詞風行一時。各種書刊的大小標題上，它都經常出現。1905年，黃興等人創辦的一個極為著名的刊物，即名為《二十世紀之支那》。書籍之名中出現此詞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書》、《支那四千年開化史》等。其中最後一本，編譯者署名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譯社”出版。1904年，連一向不願輕易沿用日本名詞的嚴復，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詞。他批評《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名句即雲：“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戊戌至辛亥時期，中國趨新人士愛用“支那”一詞來稱呼自己的國家，大體不出以下四個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一則與當時中國政府沒有明確規定自己的國號有直接關係；二則起因於“中國”二字似有盲目自大之嫌，為追求文明應世者所不喜；三則因流行的“大清國”之名既不足以涵括清朝以前的中國，更為不滿和失望於清王朝之人特別是革命黨人所擯棄；四則直接因襲日本之稱，以為“支那乃西方國家稱呼中國之“China”的譯音詞，用之不僅心安理得，且不無開化時髦之意。
1902年夏，好學深思的開明士大夫孫寶瑄的一段議論，頗能反映時人樂於以“支那”稱述國名的典型心理。這段議論，是他在閱讀梁啟超《中國魂》一書時，因不滿其仍然不廢“中國”一詞而留在日記中的。他寫道：“以飲冰主人之開敏英發，日以新學新理灌其腦中者，而舌端筆下，猶時時不離中國二字。試問中國之稱，其自尊大之辭耶？抑以是為國之名詞耶？國而名中，何所取義？若據地形而曰中，則不過亞洲東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對外人而曰中，則是以蠻夷視東西文明國，抑何不自量耶？故餘之學識聞見，雖遠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筆下，久無中國二字，每以我國代之，或稱我支那。今日本稱我國曰清國，清字實朝名，而非國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卻甚古，然亦外國之呼我，非我以此為國名也……既別成為國，不可無國名，舊名既無，不可不創新名，創名懼人不知，則莫若即因外國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
據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引述，日本早稻田大學保留有1907年度留學該校的部分中國畢業生題名錄，其中有37人明確註明了祖國國號：署“清國”者12人，署“中國”或“中華”者7人，署“支那”者則有18人。對於國號稱謂的這種混亂情形，當時的國內也是一樣，不過使用比率可能不同罷了。事實上，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清朝滅亡。
黃遵憲：清朝詩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
在戊戌時期的維新派中，開始正視國名的意義、對國外稱呼中國的情形有較多瞭解，並對使用“支那”一詞持有一定保留意見者，為黃遵憲。他在《日本國誌》中使用“華夏”來稱中國，並明確註釋道：
“考地球各國，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獨中國無之。西北各藩稱曰漢，東南諸島稱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謂‘明’，此沿襲一代之稱，不足以概歷代也。印度人稱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稱曰支那。英吉利人稱曰差那，法蘭西人稱曰差能。此又他國重譯之音，並非我國本有之名也。近世對外人稱，每曰中華，東西人頗譏彈之，謂環球萬國各自居中，且華我夷人，不無自尊卑人之意。
餘則謂：天下萬國，聲名文物莫中國先，歐人名為亞細亞，譯義為‘朝’，謂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時環中國而居者，多蠻夷戎狄，未足以稱鄰國。中國之雲，本以中國之荒服邊徼言之，因襲日久，施之於今日，外國亦無足怪。觀孟子舜東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貶辭，亦知華非必尊之辭矣。餘考我國古來一統，故無國名。國名者，對鄰國之言也。然徵之經籍，凡對他族則曰華夏。《傳》曰夷不亂華，又曰諸夏親暱。我之禹域九州，實以華夏之稱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稱，雖為華為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華夏’名篇，而仍以秦、漢、魏、晉一代之國號分記其事雲”。
黃遵憲的具體解釋中顯然有未必妥當之處（如對“夷”字的辯解），但他主張以“華夏”為中國國名的態度卻是鮮明的。
在晚清，趨新人士以“支那”一詞自稱中國，也曾遭到過來自文界部分人的明確反對。戊戌時期，王先謙、葉德輝等保守派人物就特別反感此詞。葉德輝曾以譏嘲的筆觸寫道：“更可笑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論其語，則翻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東施效顰，得毋為鄰女竊笑耶！”
他和王先謙等人共同制定的《湘省學約》中，也抨擊《湘報》好用“支那”、“震旦”等詞的為文現象。不過，他們對“支那”一詞的反對，是同籠統反感一切新名詞的頑固態度聯繫在一起的。儘管就“支那”一詞而言，其意見未嘗沒有合理之點，但由於其所述理據不足（當時還不知此詞在日本已開始具有歧華意味），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它們在戊戌時期卻未能引起梁啟超等輿論界精英人物足夠的重視和冷靜的反省。
不過1901年以後，梁啟超在國名問題上，也逐漸有所反思。是年9月他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時，已明顯接受了黃遵憲和葉德輝等的某種影響，儘管他還沒有放棄使用“支那”一詞，但在寫作史書時，卻已毫不含糊地堅持了“中國”的國名。他寫道：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遺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汙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汙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不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
然梁啟超的這一做法，在維新派同人內部也並未取得一致意見。前述孫寶瑄反對梁氏使用“中國”自稱國名，即是明證。在20世紀的最初十年中，我們雖然見到康有為等堅持“中華”的國名，革命黨人也主張“中華共和國”的國名，但以“支那”一詞來指稱中國的現象，卻還是相當流行。
民國建立後，由於“中華民國”（簡稱中國）的稱謂被明確寫進憲法、正式宣示中外，國人以“支那”一詞自稱國名的現象，遂逐漸減少。但這時，人們對於日人堅持使用此詞的歧視意味，仍然缺乏自覺。報刊上也依然常見此詞。直到日本逼迫中國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特別是“巴黎和會”上日本的野心不斷暴露之後，國人才對“支那”一詞的使用，有了較為自覺而明確的抵制。這一次抵制不再是來自於對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文化保守派，而是首先發自於留日學生或其他旅日同胞內部。其抵制的動機，也主要不是出於維護傳統語文的純潔性，而是激於愛國的民族情感。
1915年，留日學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書中所提出抨擊的第一個新名詞，就是“支那”，他情緒激動地呼籲國人趕快廢棄這－名詞。其言曰：
“此二字不知從何產生，頗覺奇怪。人竟以名吾國而國人恬然受之，以為佳美，毫不為怪。餘見之不啻如喪考妣，欲哭無聲，而深恨國人之盲從也。考此二字之來源，乃由日人誤譯西洋語China蔡拿者也。留學生寫諸書信，帶之回國。譯日書日報者，照直書之，人云亦云，不加改變，是國人歡迎此名之明證也。而不知此二漢字在吾國為不倫不類、非驢非馬也，又不知為由人妄加之也。吾新建之中華二字國名，日人日報攻擊吾為自尊自大鄙夷他國所起，竟否認吾之存在，絕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國人恬然自若，不獨不怪，更歡迎如上帝授與者然。此予不勝大惑者也。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委音渦），形其為東方矮人。
因其屢屢擾亂國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貽禍於今日。日人引以為奇恥大辱……每一文學士作一字典，必於倭字注下，反覆詳加剖解，說其來由，記其恥辱，與吾國人立於極相反對之地位，咄咄怪事，興國之民與亡國之民，自有不同之點乎……予欲罵而聲嘶，望之滾淚而已。近年日報又有東支那、北支那、西南中支那之稱，而吾國報紙競率直譯之，不知變為中國東部、北部、南中部之名。籲！此雖小事，亦四分五裂之兆歟？一班昏昧盲從，猶可藉口不知來歷與此恥辱，獨怪留學生（第一盲從難怪）與學法政者，亦朦然不解。嗟呼，痛心疾首，徒喚奈何。彼國際法中非有不許亂名人國之一說乎？學國際法者看何處去矣！”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留日學生開始激烈反對日人稱中國為“支那”，公開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視意味。如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東遊揮汗錄》中，就譴責日人自戰勝前清以後，即稱我華為‘支那’，垂為國民教育……以資倭人輕侮華人之口實。每逢形容不正當之行為，則必曰‘支那式’，藉以取笑，此種教育早已灌輸其國民之腦海。迨至今日，雖三尺童子，一見華人，亦出其一種醜態，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華人之萬惡也者。”
他抨擊日本不稱我國為“中華民國”，而稱之為“支那共和國”，是“不以國家視我”，“是我中華民國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認也”。他尤其厭惡日人對於“支那”二字的讀音，怎麼聽都覺得惡意叢生，因而他解釋說：“支那，倭音讀西那シナ，有將死之意，有物件（俗稱東西）之義，又與ヒナ音相近，釋雕泥木偶也。”誠如實藤惠秀所言，王拱璧關於“支那”讀音含義的具體說法不免有牽強之處，但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留日學生對於日人包含了輕蔑感情的“支那”和“支那人”語調的強烈反感。
郁達夫在小說《雪之夜》中，也曾感慨地寫道：“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齡少女的口裡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裡心裡，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同胞，絕對想象不出來的。”
當時，還有留日學生和華僑因不堪忍受此種侮辱，投書日本報紙，要求日人不再使用“支那”一詞。這曾引起民間關於中國國號的爭論。1930年，事態由民間發展到官方。中華民國中央政治會議於該年通過一項決議，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要求外交部從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需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這樣，從1930年底開始，日本政府的公文總算不再稱中國為“支那”了（此時中國人自己，則更無理由再自稱“支那”）。但日本國內，社會上一般書面語和口語，仍照舊無所顧忌地沿用“支那”。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戰敗國，問題才有了根本解決的可能。1946年6月，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派代表團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務省，今後不許日本再用“支那”一詞稱中國。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別向日本各大報刊、出版社和大學，發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規定：“今後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該國（指中華民國）所憎惡之名稱”。
儘管如此，由於歷史的慣性，中國國內的國共之爭，以及中日雙方民族情緒的對立等因素未能消除，此後一段時間裡，日本人對中國的稱呼仍然很亂。直到20世紀60年代，其稱謂才漸趨統一。60年代末，日本的《角川國語辭典》在解釋“支那”一詞時，標明它乃“中國之舊稱”。這表明“支那”在正規日語中已經成為死詞了。
與此相一致，英語、法語、荷蘭語等語言中公開歧視華人的詞彙，也都同“支那”一詞一樣，逐漸地走向消亡或改變原義。無疑，這是中國社會不斷髮展強大的結果，同時，也是人類自身日益成熟和進步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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