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之後繼位的宋英宗歷史真實情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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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趙曙，本名叫趙宗實（被立為皇子後，由宋仁宗賜名趙曙），父親是濮王趙允讓，是宋仁宗的侄子，後來過繼給宋仁宗做養子。

難道宋仁宗沒兒子嗎？當時還真沒有，女兒倒是不少，據《宋史》記載，宋仁宗有十六個女兒。可他已經二十七歲了，在那個年代已經算是高齡了。這下大臣們不幹了，這哪行啊？你不找個接班人，將來我們跟誰幹哪？宋仁宗在大臣們的反覆勸諫之下，不得已過繼趙曙為養子，做自己的接班人。

趙曙四歲（景祐二年）時就過繼給了宋仁宗，平時頗為孝順，喜好讀書，穿著簡樸，不喜奢華，一直嚴格要求自己，可他的繼位過程還是有些曲折的。

宋仁宗還是一直想有自己的親兒子繼承皇位，所以就長時間沒有設立儲君，每當有大臣對他勸諫，宋仁宗都會往後推脫。宋仁宗第二兒子趙昕出生時，甚至有趙曙又回到了自己父親身邊的事情，可見趙曙的坎坷命運。

這樣一直到了嘉祐七年，宋仁宗都五十二歲了，生兒子的希望已經很渺茫了，這才宣佈趙曙為皇子，而不是太子，還是把趙曙當做一個備胎。

一直到了嘉祐八年，宋仁宗去世，曹皇后宣佈遺詔，趙曙正式繼承皇帝位。趙曙繼位開始，由於身體多病，便由曹皇后垂簾聽政，直到治平元年五月，身體康復，開始親政。

趙曙在位時間很短，只有四年時間，雖然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具體的作為不多。

趙曙繼位後繼續任用改革派的韓琦、歐陽修和富弼等人，對當時宋仁宗時期的“冗官”現象進行了改良，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朝廷財政上的壓力。

另一個比較值得稱道的是，他在治平三年，命司馬光專修《資治通鑑》，這給司馬光創造了極大的便利條件，在此之後的十九年裡，司馬光為了趙曙的知遇之恩，將全部身心都撲在了《資治通鑑》的編著上。

治平四年正月初八，“帝崩於福寧殿”，享年三十六歲，廟號英宗。

瀋陽有青山

宋英宗趙曙是宋仁宗的養子，他在位的短短四年間，主要乾了兩件事：第一件事跟嫡母皇太后曹氏母子失和，鬧得不可開交；第二件事為了給生父濮王趙允讓爭一個名分，跟大臣們鬥了十八個月，史稱“濮議之爭”。

按照古代禮法，趙曙被過繼給宋仁宗為子，就應該跟生父趙允讓割斷了親情。他與曹太后的失和，以及追認趙允讓為“皇考”，都是違背禮法的“不孝”行為。有意思的是，後人對宋英宗的“不孝”相當寬容，甚至有人把這個責任算到了宋仁宗頭上。

我們先從宋英宗與宋仁宗的關係說起。

宋太宗趙光義有九個兒子，其中第三子趙元侃（後改名趙恆），就是宋真宗，第四子趙元份被封商王。宋仁宗趙禎即宋真宗的獨生子，趙允讓是趙元份的次子，後被宋仁宗封濮王。

也就是說，宋英宗趙曙，是宋仁宗的堂兄弟趙允讓的兒子。

老趙家因為遺傳病的困擾，傳宗接代是個大問題，要麼不生，要麼成活率極低。宋真宗生了六兒二女，最後只活下來一兒一女，所以宋仁宗成了獨苗。

宋仁宗更倒黴，25歲了，膝下空空。對古人來說，這個年齡還不能當爸爸，基本被斷定患了“不育症”。於是在大臣們的勸說下，把年僅3歲的趙曙接入宮中，交給曹皇后撫養。不過，那時候的趙曙，身份比較尷尬，他沒有被正式立為皇子，僅僅是寄養宮中。

大概是趙曙的到來，給宋仁宗“沖喜”了，兩年後，宋仁宗剎不住車，兒女接二連三地出生。第一個出生的是皇子趙昉，只可惜出生當天就夭折了。雖然如此，至少他摘掉了宋仁宗“不育”的帽子。

第二年，長公主福康出生，第三年，皇次子趙昕出生。小趙昕很健康，宋仁宗很欣慰。既然有了親兒子，再將趙曙養在宮中就不合適了，於是，7歲的趙曙被送回濮王府中。

可惜小趙昕沒福氣，才兩歲就夭折了。也就在當年，皇三子趙曦出生，與此同時，皇女一個接一個地出生，也算給了宋仁宗一絲安慰。

然而，趙曦跟趙昕一樣，也在兩歲那年夭折了，從此宋仁宗陷入無窮無盡的期盼中。宋仁宗一生有十三個女兒，只有這三個兒子，全部夭折。即便這十三個女兒，也夭折了八個。

可是宋仁宗不死心，在期盼中一直等待48歲。大臣們不幹了，皇上，俺們不是懷疑你的能力，萬一，俺說的是萬一啊......宋仁宗脾氣好，他憋紅了臉，同意冊立趙曙為皇子。

可就在此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濮王趙允讓辭世，趙曙以給父親守孝為名，堅決不肯入宮。宋仁宗順水推舟：不是我不想立趙曙，人家給父親守孝呢，你總不能逼人家馬上脫了孝服穿紅衣吧？

這一等，整整等了三年，趙曙守孝期也滿了，宋仁宗也自覺涼快了，他同意了大臣們的意見，準備立趙曙為皇子。可是趙曙還是堅決不同意：皇帝年富力強，我不能這麼做。

大臣們堅決請求趙曙做皇子，趙曙堅決不肯，宋仁宗三心二意，這場皇嗣“官司”，一扯扯了一年多。宋仁宗扒扒手指頭，自己都52歲了，疾病隔三差五找上門，看來這輩子沒福氣抱兒子了。

終於，宋仁宗拿出最誠懇的態度，要求趙曙接受皇子的冊封。嘉祐七年，趙曙經過十幾遍的推辭，體會到了仁宗的真誠，點頭答應了冊封，移居清居殿，臨行前特地叮囑舊邸侍從：我的舊邸保持原樣，等皇帝有了子嗣，我還要回來的。

從3歲到30歲，趙曙的皇子身份一波三折，他都被折磨“熟了”，既期盼又害怕。不過，這次的折磨沒過太久，七個月後，宋仁宗駕崩了，趙曙繼位登基。

然而，趙家精神病遺傳史再次作妖，它纏上了趙曙。剛剛坐上龍椅一個月，宋英宗趙曙病倒了，時而清醒時而神志不清。曹太后被迫走向前臺，垂簾聽政。

麻煩的是，宋英宗的病不同於一般疾病，不發作的時候跟好人一樣，發作起來就產生破壞力。他說的話辦的事，你也搞不清楚，哪個是真心，哪個是不能作數的胡言亂語。

這樣的主子很難伺候，宦官們開始討厭宋英宗，他們不斷在曹太后面前撥弄是非，慢慢地導致曹太后與趙曙，這對名義上的母子，矛盾重重。

歷史上曹太后是有名的賢后，趙曙在蕃邸，也一直以仁孝著稱，兩個大好人，卻不能共融。這其中除了日常雞毛蒜皮的小事外，很可能暗含了權力之爭。宋英宗神志不清的時候，只能由曹太后處理政務，稍一清醒，又去跟曹太后奪權。

曹太后的政治傾向，明顯偏保守，年輕的宋英宗則想有所作為，改革仁宗朝留下的弊端，這恐怕也是二人矛盾的焦點。

最後大臣們都看不下去了，歐陽修和韓琦兩位宰相，不得不周旋於兩宮之間，開導勸諫，協調母子二人的矛盾。這段歷史，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一年後，宋英宗康復，曹太后歸政。不久，韓琦就向宋英宗提出，給濮王上尊號問題。所謂上尊號，就是要給趙允讓追諡皇帝的身份，恢復趙允讓與趙曙的父子關係。

類似的事件，歷史上還發生過兩次，一次是漢哀帝，一次是嘉靖帝。這兩次大禮儀之爭，都歷經數年，在朝中掀起驚濤駭浪，無數官員罷官丟職，甚至被處死。宋朝的這次“濮議之爭”，也經歷了18個月，一批官員把罷職。

一個名分有這麼麻煩嗎？很麻煩！古代的宗法制就類似於今天的憲法，它涉及到法統的傳承規則，是社會和政權穩定的基本保證，雖不近人情，但符合現實需求。

按照宗法制，趙曙既然繼承了宋仁宗的政治遺產，那你就得盡義務。什麼義務？給人家當兒子，逢年過節的時候給人家“送飯吃”。而趙允讓跟你趙曙不再是父子，所以，你只能管他叫“皇伯”。

所以，趙曙想稱趙允讓為“皇父”，是違背宗法制的，皇家嫡系一脈，會因為這次行為，遭到破壞。傳統儒學認為，嫡系遭到挑戰，必然導致眾多的庶系覬覦皇位，從而威脅國家安全。

與韓琦一起，力挺趙允讓為“皇父”的，還有大名鼎鼎的歐陽修。韓琦和歐陽修，都是名儒，他們為何公然破壞宗法制呢？

一方面過繼斬親制度確實不近人情，尤其對趙曙這位大孝子來說，他都已經替趙允讓守孝三年了，怎麼讓他斬得了親情？明朝“大禮儀之爭”時，有人就提出了“繼統”與“繼位”的差別，肯定了“繼位”不“繼統”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韓琦和歐陽修有奉迎宋英宗的嫌疑，以期望獲得信任，打擊政敵。北宋從宋真宗開始，黨爭就越來越激烈，到宋仁宗時期，因為“慶曆新政”，黨爭白熱化。

韓琦和歐陽修，都是慶曆新政的骨幹，宋仁宗時期新政的失敗，讓他們意識到，皇權支持對新政的重要性。所以，“濮議之爭”表面上是替死人爭面子，其實是大臣們之間的權力遊戲。

沒人能想到，“濮議之爭”最後以戲劇性的方式畫上了句號。

由於反對勢力太強大，歐陽修靈機一動，這件事如果獲得皇太后的點頭，任何人都無話可說。可問題是，曹太后能同意趙允讓，跟自己的丈夫平起平坐嗎？

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居然真的做到了，曹太后在歐陽修起草的詔書中，畫上了自己的簽押。至於曹太后為何同意簽押，是個歷史之謎。有人說她是在酒後被騙，稀裡糊塗畫押，也有說是身邊的太監說服了她。

重新認回親爹，宋英宗這個“違法行為”，居然被後世當作“孝行”，不由讓人感慨，輿論其實掌握在少數士大夫手中，舌頭往那邊歪，都是道理。王夫之替宋英宗辯解說：

“濮王之薨，英宗嘗執三年之喪矣。未為天子而父之，已為天子而不父，則始末不相應。而前之哀慼，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則仁宗之過也。”

可憐宋仁宗的政治遺產被趙曙繼承，義務卻被他甩鍋，責任還要自己背，實在太倒黴了！

最好玩的是，獲得了“皇”身份的趙允讓，最終卻沒有享受到“皇”的待遇，他既沒有獲得皇帝的諡號，更沒有廟號。也就是說，他沒有獲得到祖廟吃祭祀的飯票。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濮議之爭”剛剛結束，宋英宗還來不及處理後續事宜，就駕崩了，他搶在親爹之前，跑到祭廟吃祭祀去了！

宋英宗趙曙的駕崩，讓“濮議之爭”的成果，變成了爛尾工程！

尋根拜祖

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經過朝廷大臣們堅持不懈的勸進，一位29歲的宗室子弟被迎入東宮，成為宋仁宗的繼承人，仁宗為其取名趙曙。次年，當仁宗突然病逝之後，被宰相擁上皇帝御榻，成為宋朝第五代天子的，就是仁宗倉促決定的這位養子，他在位僅三年多一點時間，廟號為宋英宗。

宋英宗趙曙本名宗實，是濮安懿王允讓的兒子。他被仁宗選為養子絕非偶然，不僅在於他4歲時就被仁宗和曹皇后接到宮中撫養，29歲立為太子時已是二度入宮了。而且他的父親濮王允讓也曾被真宗收養於宮中，準備立為太子，由於仁宗的出生，沒能當上皇帝，但後來成了仁宗資善堂中的伴讀。世間竟有這樣巧的事，濮王沒能如願的繼承大統，最終卻在他的兒子身上實現了。

一、性情乖戾的新皇上

嘉祐八年四月八日，為已故先皇舉行大驗。這一天，英宗病情突然加重，在先皇靈柩之前號呼狂走，群臣不知所措，典禮當然無法正常進行。多虧了宰相韓琦當即立斷，持杖拉下帷簾，抱住皇上，又喚來幾名內侍，要他們加意護持。從而避免了更為尷尬場面的出現。

韓琦與其他宰執商量了一番，然後進見太后，請求太后仿天禧故事，垂簾聽政，權同處分軍國大事。為了能使皇上早日康復，二府大臣先後到郊壇、宗廟、社稷壇、景靈宮以及京師各大寺廟道觀為皇上祈福，又派出二十一名使臣分赴各名山大川禱告。宰相韓琦還時常到宮中勸聖上服藥。

然而，包括太后和眾大臣在內，幾乎所有常與新皇上接觸的人都逐漸發覺，英宗此次犯病，不光病在身體上，恐怕還病到心裡。皇上不單脾氣越來越大，性情也越來越怪異了。

英宗自得病以來，就討厭服藥，韓琦親執藥杯送到皇上嘴邊，英宗只飲了一點兒就推開了，弄得湯藥灑了宰相一身，連太后都看不過去，忙命人取衣讓韓琦換上，韓琦說不敢，太后道：“相公殊不易。”又讓皇子端藥服侍皇上服用，英宗一扭臉，連看都不看。

患病後的皇上舉止無措，常對內侍耍態度，而且說打就打，說罰就罰，往往是毫無道理。左右人告訴了太后，太后前去解勸，無非是讓皇上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失了體面。英宗哪裡聽得進去，藉著自己身上有病，大發脾氣，甚至還出言不遜。

太后十分委屈，一天見韓琦來了，就與他說了皇上的種種“不遜”行徑。韓琦卻認為皇上既然有病，什麼事都該體諒，不能斤斤計較。就對太后說：“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聽了這話，很不高興，沉下了臉：“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當然是在用心照管。”韓琦不顧太后臉色已非常難看，仍正色道：“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然也照管了。”當時在場的人都為韓琦捏了一把汗。

新皇上的身體狀況實在太令人擔擾了，好幾回看著已是紅光滿面，行步健朗，但說倒下就倒下。四月二十四日，群臣進殿奉慰，皇上捲簾出見，眾人大喜，三上表請聽政，皇上應允了。可臨御也就一個多月，又躺倒在柔儀殿了，經過一個多月的修養，好不容易在七月十三日開始臨殿視朝，可是整個人變了樣，無論群臣上奏何等事項，端坐殿上的皇上就是一言不發。

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新即位的皇上臨朝一言不發，行事乖戾，在此局面下，朝野士民只好把希望暫時寄託在先皇的遺媚——曹太后身上。

二、從垂簾到撤簾

英宗即位的當月，由於突然發病，曹太后被授與權同處分軍國事的重任，於是，宋王朝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垂簾時期。嘉祐八年四月十一日，前來入對的輔臣先到英宗暫時居住的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向皇帝問安；然後再到內東門小殿，隔著一道韓簾，依次奏請當日有關要事。四月二十四日，英宗身體稍稍恢復，可以在仁宗靈堂上坐受群臣弔慰，大家也稍感寬慰。四天後，英宗開始上殿，與曹太后一同聽政。

曹太后剛剛垂簾，知諫院司馬光就進了一道令太后很不舒服的奏疏，疏中重提當年章獻劉太后戀權不放的舊事，又說劉太后“以自奉之禮或尊崇太過，外親鄙狠之人或添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他希望曹太后以此為戒，“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

曹太后自己也注意到大臣們的態度。本來她是不大願意拋頭露面的，跟隨仁宗皇帝20多年，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從不過問政治。溫成皇后為了給大伯張堯佐升官，天天纏著皇帝，可身為正宮的曹氏，從沒有為她的品爵低微的弟弟曹佾說過什麼。這次她是被輔臣抬出來的，她沒有必要譭棄以往甚佳的口碑，讓朝臣動輒將她與專橫的章獻劉太后相比。

緣此，從垂簾一開始，她就小心謹慎，尤其在禮儀方面，絕不讓大臣找到有什麼出格的事。十一月，為仁宗皇帝出殯，皇太后要到京師東面的瓊林苑迎奠，所乘大安輦只比肩輿稍大些，而且無扇筐，不鳴鞭，侍衛也比當年劉太后時減少了一半。

進入冬季以後，英宗的身體似乎一天天在好轉，已能御前後殿視朝，一直緊閉的嘴也張開了，儘管說話還很少，畢竟能夠發表聖見了。從宰執到侍從，無不為皇帝的這一可喜進步歡欣跳鼓舞，他們已開始在尋找讓皇太后還政的時間和理由了。

可就在這時，忠心耿耿的韓琦發現，對政治素無興趣的曹太后，在內東門小殿坐了幾個月，竟然坐出了癮，對交權與皇上並不顯得像臣子那樣急迫。

造成太后“戀權”的主要原因，表面上是皇上的精神狀態尚未完全恢復到原先的樣子，實質卻是自英宗患病之後多次對太后無禮所造成的兩宮隔閡。

自患病以來，英宗皇帝的性情益發乖戾，與曹太后的關係日益緊張。新的一年開始了，為了盼望英宗早日恢復健康，儒臣煞費苦心，擬出改元后的年號為“治平”二字，治者，天下大治也，同時也蘊涵皇上得治之意；平者，天下太平也，也包括了盼望皇帝平安的意思。

英宗不負眾望，身體一天天好轉。為了體現皇帝已能料理萬機，御史中丞王疇請求皇上借祈雨的機會，車駕出行一次。

韓琦、司馬光都很贊成，並積極作準備。太后對此當然不大樂意，她對韓琦說：“皇上病剛剛好一些，恐怕不便出外。”韓琦說：“皇上自己覺得可以出外。”皇太后又說：“大喪之際，儀仗所需素服還需要準備呢！”韓琦笑道：“這種瑣事並不難辦。”

至此，包括製造輿論在內，迫太后還政的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剩下的問題就是用什麼方式來促使太后自己提出撤簾的建議，對此，韓琦信心十足，他早就想好了辦法。

一天大臣向太后稟事，待同僚退下後，韓琦單獨留下，請求太后允許他辭去宰相之職，到地方領一“鄉郡”。太后先是大吃一驚，繼而明白了宰相的意圖，道：“相公安可求退?該退的是我，老身合居深宮，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韓琦明知太后的話並非出自情願，卻馬上順水推舟，歷數前代那些貪戀權勢的垂簾者之不明，又說今日皇太后慨然允諾皇帝復辟，是前代那些人所不及的。韓琦似被太后的這種無私精神所感動，再拜稱賀。

太后聽得不耐煩，正要起身回宮，韓琦趕上前，追問道：“臺諫也有章請太后還政，不知太后決定在哪一天撤簾?”太后也不答話，起身就走。韓琦環顧左右，大聲命令儀鸞司撤簾，韓簾拉開，猶能見到後屏上太后衣影一閃而過。當天，曹太后從宮中傳出手書，表示要還政於皇帝。

三、兩府反目

太后撤簾後的第三天，上朝的大臣們從英宗眼中看到了一種久違了的英氣，猶似一年前皇上剛即位時的那種神采。果然，皇上的垂詢國政也變得井井有條。

在王府呆了30年的英宗比仁宗更加清楚國家面臨的困難。

當他在輔臣的幫助下，擺脫了先皇曾經受制多年的太后臨朝的陰影，另一重陰影又籠罩在他身上，這就是建國100年來積累的種種弊端。要根除積弊，使國家達到大治，輔臣能否同心協力是個關鍵。遺憾的是，皇上的病剛剛有些好轉，兩府間的關係卻日漸惡化，危及國政的黨爭又露出了苗頭。

中書與樞密院的對立，到了年底之後才漸漸平息。這倒不是韓琦與富弼言歸於好，他們兩人的關係幾乎到了勢同冰炭的地步，所有朝臣都清清楚楚，皇上心裡也明明白白。兩府終能相安無事，是因為富弼採取了消極怠工的方式。

自打入冬以來，他就稱疾養病，居家不出了，同時連上20餘表，請求罷去樞密使一職，以便安心療疾。英宗顧戀這位老臣，三番五次勸他留下，然而富弼辭意甚堅，拖了半年多，才在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同意了他的請求，罷為河陽通判，授其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宰執免職授使相，乃國朝慣例。

不料富弼連使相也不要，聲稱這不是什麼好的制度，所以“固不敢當”。富弼善屬文，這回又是連上八表，請免使相。英宗無奈，只得准許了富弼的請求。富弼馬上遞上謝表，讀了這道謝表，英宗和滿朝文武心中都很不是滋味。

對於英宗來說，他也只能留下韓琦，拋棄富弼，這不僅在於韓琦的定策之功非守喪在外的富弼所能比，更由於韓琦在兩宮發生矛盾時始終站在皇上一邊，而不是像富弼那樣，表面上兩面說和，實際上卻老站在皇太后一邊說話，對皇上進言時也欠缺應有的尊重。

富弼是帶著滿腹牢騷離去的，這一離去，竟是離開了短暫的英宗朝的政治舞臺。當他重返相位時，已是英宗的長子——神宗皇帝初登大寶的時候了。

四、濮儀之爭

英宗皇帝御朝不久，一件極為難辦的事交到眾位大臣們手上，這就是關於皇上的親生父親——已故濮王的名分問題。

英宗以養子身份繼承皇位，他的已故生父濮安懿王的地位該如何擺呢?仁宗喪事方完，他就在韓琦的建議下，頒下詔令，要求禮官與待制以上官員集議有關濮王允讓及其兩位正妻譙周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和英宗生母仙遊縣君任氏的名分。

當時，翰林學士王提出，先王制禮，尊無二上，秦漢以來帝王，自旁支入承大統者，雖也有推尊其父母為皇帝、皇后的，均見非當時，取議後世，不能作為聖朝效法的範例。他建議按照先朝封贈親尊的故事，為濮王追贈高官，三位夫人並封太夫人。

這一建議當然不會令英宗滿意。經過一番廷議，中書奏稱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英宗要求再議。王珪心裡明白，英宗是想將早已埋入地下的父親也提拔成皇帝，但這一“破格”的追尊必會遭到恪守禮儀的朝臣的一致反對，並會受到後世人的嘲笑。

為了避免出現同時產生兩位父皇的尷尬局面，王珪費盡了心思，想出一個折中方案：“濮安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然而這一方案被再次駁回。參知政事歐陽修以《禮記》為據，稱：“出繼之子，對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帝皆稱父為皇考，今王珪等人議稱濮王為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

實際上，秉承皇帝旨意的執政韓琦、曾公亮、歐陽修多次駁回翰林院的擬議，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他們儘快從禮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趕緊擬出合乎聖意的封號來，而翰林學士及朝中眾臣何嘗不明白這一點。但事關名節，誰又有這個膽子，在仁宗皇帝剛剛入葬之際，就另立廟堂，亮出另一皇帝的牌子來。正因為如此，兩制與中書形成嚴重的對峙。

英宗本打算將此事交尚書省，召集三省、臺諫共議，後又改變了主意，執政告訴皇上，臺諫官員大都站在王珪一邊，擴大討論面只會引起更多的非議，於是英宗於治平二年（1065年）六月二十六日下詔：“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

此時負責朝廷禮儀事務的判太常寺恰是老臣範鎮，從當年他連上19奏請立皇子這件事就可看出他對禮制的認真。聞詔後，他立即率全體禮官上言：今陛下既尊仁宗為皇考，又要尊濮王為考，此為失禮。對於濮王，無論稱帝、稱皇、稱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範鎮還找出《儀禮》中的有關章節、漢代儒生的議論及魏明帝的一篇詔書，提供給皇帝作為根據。

轉眼間一年過去了，濮安懿王的地位問題仍然“議”而未決，呂誨的11道奏疏如石沉大海。大臣們吵得一塌糊塗，英宗拿不定主意，從心裡說，他是完全站在中書一邊，盼著儘快給自己死去的父王戴上皇帝的冠冕，可作為新立之君，他又不能不顧及朝議。值此時刻，曹太后就成了關鍵性人物。

忽然一天，朝臣見到了太后的手詔：“濮安戴王、譙周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後。”

同一天，英宗裝模作樣地也頒下詔書：“稱親之禮，謹尊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英宗沒有接受稱濮王為“皇”和稱母為“後”，但保留了稱“親”，並要求把生父濮王的墳瑩設為陵園，即園立廟，以便子孫主奉祠事。實際上仍是將生父擺到與仁宗皇帝並列的位置上。

至此，鬧了一年多的“濮議”才算是終於收場了。

五、英年早逝

英宗身體欠佳，自即位之初就大病不起，朝廷官員已經習慣了新皇上經常性的“不豫”。治平三年初冬，英宗又一次犯病，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皇帝的最後一個冬天。

英宗這次犯病，朝廷多數大臣並不清楚開始於何日。因為在就十月初，皇帝還專門寫了一紙手詔給新提升為直龍圖閣兼侍讀的寵臣王廣淵，自稱：“朕疾少間矣。”意思是我的病馬上就要治好了。不明真相的兩制官員還為皇帝草擬了每兩日一御邇英殿講讀的詔文。

到了十一月，皇帝非但未能像大臣們所期盼的那樣出現在經筵上，反而病狀加重，而且有些像先皇嘉右末年的樣子，例如這位不到36歲的皇帝居然也失語了，雖然神志有時還清醒，但只能依賴於放在床榻邊的一枝筆來傳達旨意了。

看著英宗皇帝每日掙扎著在病榻上“處分”國事，每一位朝臣都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宰相韓琦更是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再次扮演了顧命大臣的角色。

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宗病情加劇，輔臣都趕來探望。待大家都問候過了，韓琦上前奏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見躺在榻上的皇帝略有點頭之意，韓琦馬上命人將筆送到皇帝手中，英宗費了好大力氣，寫下“立大王為皇太子”七字。韓琦捧過來看了一遍，道：“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只得又拿起了筆，在後面又添上“潁王項”三字。韓琦叫來內侍高居簡，讓他拿過這份“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

第二天，宣佈立穎王趙項為皇太子。並決定於來年正月十九日舉行皇太子冊禮。

大約從輔臣逼立太子的行動中看出了不祥之兆，在提筆寫下注明“潁王”的手詔的時候，英宗泫然淚下。見到如此情景，文彥博退出宮後對韓琦說：“相公看到聖上的臉色了吧，人生至此，雖父子也不能無動於衷。”韓琦冷冷地回答道：“國事當如此，有什麼辦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福寧殿再次響起疹人的喪鐘。在位僅三年八個月的英宗皇帝與世長辭了。這時人們才想起，英宗的治平年號帶有“水”旁，水火不相容，而本朝開國以來既定之“德”乃是火德呀！

英宗倉促離世，使尚未舉行冊禮的皇太子成為新的皇帝，這就是宋神宗。宋神宗趙項即位時年方20歲，他既不像少年即位的仁宗那樣身旁必須跟著一位垂簾的太后，也不像多病的父皇英宗那樣總是將家事國事交與輔臣決斷。

年輕的皇帝充滿了青春活力，加之進入皇宮時間不長不短，恰好能夠比較完全地瞭解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又未及沾染上始終飄遊於大內四處的陳腐惰氣，父皇的老成、軟弱卻造就出兒子的剛愎性格，這又使神宗皇帝不會像他的前輩那樣在各種壓力下低頭，決不會讓鬆弛已久的歲月繼續鬆弛下去。

英宗駕崩後第三天，三司使韓絳、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告訴新皇帝，他所繼承的仁、英兩代46年積蓄的“遺產”是多麼沉重：“自康定、慶曆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薄。”神宗即位後第二月，志圖改革的大臣王安石回到了京師。

神宗皇帝與王安石即將在不久向積弊深重的朝廷發起挑戰，將醞釀已久的改革設想付諸實踐，從而為這個傳襲了百年的大宋王朝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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