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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們耳熟能詳；“人才是第一生產力”“資本是第一生產力”……好像也無可辯駁。
如果我說，文化是第一生產力，你會同意嗎？
日暮鄉關何處是
1279年正月，廣東崖山，南宋左丞相陸秀夫，望著黑壓壓圍困上來的元軍船隻，一顆奔波、懸吊了多年的心反而平靜下來。他鎮定地換上朝服，將國璽系在腰間，伏拜在8歲的皇帝趙昺面前，戚然說道：“國事至今一敗塗地，陛下理應為國殉身。德祐皇帝被擄北上，已經使國家遭受恥辱，今日陛下萬萬不能重蹈覆轍。”
言畢，陸秀夫背起小皇帝縱身躍入海中。大宋最後一縷殘陽隱沒，隨同逃亡的近十萬軍民，亦紛紛投海殉國，一時間血淚怒海，陳屍百里。慘烈悲壯如斯，歷史罕見。
陸秀夫，與文天祥、張世傑，他們為爭取民族生存、自尊、自衛而義無反顧，拼死抵抗，直至宋亡最後一刻。史稱“宋末三傑”。
這段歷史，今人多半已不記得，卻深藏於富庶的珠三角。今天，漫步在佛山南海一帶，古村村口的“記住鄉愁”石刻，大大小小的三忠祠、三忠廟，城市街角的忠義公園、忠義館……就反覆提醒後人銘記這段歷史。
佛山南海區，截至2019年，連續6年位列中國中小城市綜合實力百強區排名第二，擁有10萬+民營企業，居民存款全國（區縣）第一……按理是富庶、“重利輕義”之地，為何還牢牢抱著這段沉甸甸的歷史？
義與利如何共存，傳統與現代如何共生，國與民如何共進？南海，給出一個飽含時代意義的答案。
從兩宋文明到“有為精神”
廣東南海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6000年前，就孕育出新石器時代的“西樵山文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設置南海郡；隋開皇十年（公元590年）設置南海縣。近代史上，南海湧現出康有為、陳啟沅、詹天佑、鄒伯奇、何香凝、羅登賢等傑出人物。“如果說西樵山是珠江文明的燈塔，那麼有為水道就是南宋文明的航道，沿途村落就是古典中國的諾亞方舟”，走訪南海，南海人無不對自身文化充滿自豪感。
走進已有800多年曆史的松塘村，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積德讀書”的古訓與“記住鄉愁”的現代宣言。六十多歲的村民區子廣聲音洪亮，用濃重的粵普逐一向我們介紹“東山祖祠”“明德社學”、翰林功名石碑群等人文古蹟，臨走時還鄭重地送上村民自編的《翰林名村，金甌松塘》村志。
仙崗村，則是另外一番底氣。村名源自煉丹昇仙的葛洪，民間傳說中的仙蹟、陳氏大宗祠、仙崗書院等人文古蹟，與燒番塔、粵劇、青少年舞獅等傳統民俗，共鑄出綿延不絕的村莊精魄。
此地許多村莊，多源於宋末避兵禍而來的“北方人”，或者乾脆就是跟隨末代皇帝、宋末三傑流落至此的兵、民，多是不願做亡國奴、剛烈忠勇之人，伴隨著宗族文化等，以“三忠祠”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便也傳承下來。
今天，依然村村有宗祠、有底蘊，村村重傳統、重讀書。村民儘管平時散落各處經商、務工，但每逢祭祖、燒番塔等重大活動，都要返鄉參加，令人感嘆傳統文化的深刻凝聚力。
| 古村燒番塔（珠江時報供圖）
文明傳承不斷，江山代有才人，此不贅述。清末，南海人再一次挺身而出。
康有為，南海丹灶人，又稱“康南海”，青少年時期，跟隨朱次琦等鄉間大儒，在西樵山白雲洞等地學習，後遊歷香港，由中學轉西學，著書立說之外，更致力於救國圖存、變法維新。1895年，其組織“公車上書”，1898年，在光緒帝支持下推動戊戌變法，維新百日即告失敗，被迫流亡海外。
史間評價康有為，褒貶不一，但無論如何，與許多知識分子“光說不練”不同， “康南海”有忠有勇，學以致用，大膽實踐探索，足以彪炳史冊。
康有為的“炒房史”也是今人揶揄的“黑歷史”。
康有為出身並不富裕，30歲前一直與家人住在老家80餘平米的小房子，自33歲到廣州開設“萬木草堂”開始，理財本領便一路開掛，買房置業、經商聯誼大展拳腳。縱使流亡海外，亦不斷置業，至今瑞典斯德哥爾摩郊外還有著名的“康有為島”。清亡回國後，又在廣州、上海、杭州、青島等城市大量“炒房”“炒地皮”，堪稱一代“房叔”。
理財是個人的事，而且，誰又規定了知識分子不能炒房、不能賺錢？
事實上，獨善其身、追求學問可以“無為”，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必須“有為”。
康有為亦不避諱，並著有《物質救國論》一書，主張物質救國、理財救國；今天，位於丹灶鎮的康有為博物館，也並不避諱康有為的保皇、炒房史，充滿濃郁的務實主義及商業精神。
戊戌變法十二年後，廣州爆發著名的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南海人13人，南海人敢為、有為的傳統，再一次得到驗證。
及至改革開放，從著名的魚米之鄉到世界製造業之都，從“把農村搞活變富”的全國樣板到“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再到今天的“城鄉融合發展改革創新實驗區”，南海勇嘗“頭啖湯”，更始終走在“敢為”“有為”的時代潮頭！這份文化積澱，令人感嘆。
| 松塘村的巡遊（珠江時報供圖）
國學大師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的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回顧歷史，中國向來重農抑商、重集權、重民族自豪，也就導致今人對兩宋文明的輕視。
除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大家，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以及史書上的“靖康之恥”、岳飛秦檜，兩宋更是中國古代商業、文化、教育的巔峰！
宋代發明了紙幣，大力發展手工業、商業。自宋真宗開始，工商稅就逐漸超過農業稅，至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再至南宋淳熙年間，非農業稅比例更是接近85%……宋代也就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非農業稅超過農業稅的朝代。
伴隨著商業發展，社會文明亦達到巔峰——
宋朝科考是真正的全民科考，不僅“取士不問世家”，對“有官人”（官二代）反而還有著更嚴格的考核制度；
宋朝不再有良民和賤民的等級劃分，並取消人口遷移管制，契約制讓人身更加平等，城裡的僱工、農村的佃戶按照契約，自由決定去留；
政治上亦趨於平等，皇帝職責在於修德垂範、選賢任能，治理天下的重任則群臣共擔，並取消朝堂跪禮，皇家祖訓還規定，不得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者；
朝廷體恤商人，建國之初就頒佈一系列“恤商”法令，嚴禁官吏勒索、刁難商賈，官吏如果“滯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財物，贓重者，徒一年”，並邀請商人參與制訂商法；
宋代還重視對外開放，開設了20餘座港口，設置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五個“市舶司”，並推出中國第一部“海外貿易法”——《市舶條法》，使得海外貿易同步達到巔峰，業務範圍遠達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
兩宋時期，伴隨著商業文明，社會平等、自由，政治務實、開闊，遠甚漢、唐。至崖山宋亡，至元明清，臣與民恢復跪禮，重新抑制商業、閉關鎖國、恢復等級，政治上加強集權、高壓統治、內亂不斷，直至清末康有為變革、黃花崗起義……歷史翻開新篇章。
回顧至此，自兩宋文明，至近代的“敢為、有為”，及至當前政府號召的“有為精神”“有為水道”，佛山南海，堪稱800年精神不滅。
有為，不非為
宋亡以後，元明清三代日益強化中央集權，工商業基本官辦官營，窒息民營，剝奪民財，民間日益缺乏活力，經濟日益陷入積貧積弱。
明中張居正改革、清末洋務運動，也都是從強化集權、強化“國營”的角度進行改革，且往往急於“有為”，以至“非為”，儘管正史高度肯定，卻都與兩宋文明漸行漸遠，國家日漸衰落，改革者也功敗垂成。
改革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往往需要一代甚至幾代人持續的努力。以底蘊豐厚、改革先行的南海，時至今日，也面臨著新的改革壓力。
四十年前，中央號召“城市學常州，農村學南海”，彼時的南海就是全國首富縣。在改革開放之初，南海率先提出從“三個產業齊發展， 六個輪子一起轉”的發展思路，並通過“敲鑼打鼓賀富” ，鼓勵農民大膽致富，釋放出農村巨大活力。而後，一批批“洗腳上田”的農民建廠辦企業,打造了中國草根經濟原生髮展的珍貴樣本，成為日後南海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
時至今日，與大多數地方不同的是南海的農民恰似含著金鑰匙出生的“貴族”，依託強大的集體經濟，這裡幾乎村村都有集體分紅，每年每人多則數萬，少一點的農業村也有三四千元，此外，集體經濟組織還承擔著大量的教育、醫療二次報銷。
除了集體分紅，廣大農民往往還有自有房屋、店面收租。更重要的是，從早期“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到今天的民營經濟重鎮，農民積極投身工商業，從一兩臺機器的家庭作坊，到109家制造業全國“隱形冠軍”，直至敲開農舍大門，還能看到八十歲老太太在自家機器前做著力所能及的針線活兒……“有為精神”“草根精神”是這座城市的基本底色。
然而時代發展至今，集體主義與草根經濟帶來的弊病也日益明顯。
千燈湖是南海城市核心區，也是省級金融高新區。這裡金融總部眾多，環境優美，高樓林立，房價堪比廣州市中心。然而風光縱如千燈湖，驅車往外一公里，就是各種城中村和村級（自然村）工業園。
| 千燈湖公園，南海城市客廳（珠江時報供圖）
與珠三角的許多城中村一樣，這裡生活環境跟城市發展水平不相匹配。村級工業園，也多以低端、低效製造業為主——南海區612家村級工業園佔用全區58%的工業用地，但是僅貢獻了約10%的工業產值。
集體經濟的“土圍子”，地租經濟的“地主化”，村級工業化的粗放化，成為南海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巨大障礙。“村級工業園改造”也便成為當屆政府的核心工作與“政治任務”。
村級工業園改造，“拆”不是問題，畢竟多年來，廣大地方政府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拆遷經驗。南海政府之可貴，在於政府只做服務而不非為，將“拆”的主體，真正交給了村民和市場。
與許多“中介型”政府一邊收地另一面賣地，兩邊賺差價不同，南海政府提供的是規劃引導、市場撮合服務。
離千燈湖不遠的夏北社區永勝村，村民以83.38%～93.09%的同意率通過整村改造方案、補償方案及集體土地轉國有土地方案等，而成為佛山市首箇舊村整村改造項目。
土地公開交易過程，原本規則就很透明：地價款扣除三金後，以原土地所有者（集體）50%、鎮30%、區20%的比例劃分，其中歸屬區政府的20%，政府再通過補貼返還給村莊。期間，政府聘請第三方財監平臺、交易平臺，確保各種程序公開、透明。
最終，政府協助引入佛山本土房企碧桂園。經過談判，為集體和村民達成拆一賠三的物業補償、1500元/平方米拆除補償、20元/月/平方米的動遷期租金補償方案。同時，碧桂園承擔完稅環節，並保證村民先挑物業。而歸屬區政府的20%地價款，政府劃撥回各集體經濟社用於回購集體物業，並確保原有集體經濟收入不減少。
自此，在政府的全力投入下，集體、村民、開發商均獲得利益最大化，整村改造已如火如荼地進行。
縱觀夏北社區永勝村改造，地方政府並未高舉“政治任務”大旗，也沒有一心唯上、唯高大上，而是始終堅持市場主導。具體決策過程，也不需要“XXX領導頂著巨大的壓力拍板”，而將權利賦予村民與集體，將權力分散到基層執行者，難能可貴地做到了市場平等與政治平等。
在與各級官員的交流過程中，筆者也深刻體會到南海“積極有為而不非為”的文化活力。
比如當地政府規定，收入向基層傾斜，從根源上鼓舞了基層幹部的積極性。各級公務員積極有為、大膽發言、群策群力，又反過來減輕了“領導”的決策壓力，讓“領導”能更大膽地擁抱市場，“先讓市場做，市場不做的再國資做”。
西樵山下的桑基魚塘，便是“市場不做國資做”的縮影。
| 西樵山下桑基魚塘（珠江時報供圖）
早在數百年前，西樵當地人即在池埂上種植桑樹，以桑葉養蠶，以蠶沙、蠶蛹等作魚餌料，以塘泥作為桑樹肥料，形成“池埂種桑，桑葉養蠶，蠶蛹餵魚，塘泥肥桑”的生產結構，二者互相利用，互相促進，達到魚蠶兼取的“生態自循環”效果。
在現代規模化生產的背景下，由於自然循環太慢，桑基魚塘模式逐漸被拋棄。十年前，地方政府為傳承傳統文化、恢復生態經濟，成立鎮屬企業，籌建“漁耕粵韻文化旅遊園”。
文化園市場化運作，以市場價租賃村集體魚塘/土地約1000畝，以5000元/畝的投入建設200畝桑基魚塘生態養殖示範區，並建設體驗、遊玩、採摘區等，已先後投入1.5億元。
儘管運營多年，尚難以收回成本、實現財務平衡，但“重在文化保育和生態建設示範”，西樵山桑基魚塘還將持續投入。
負重前行，還是輕裝前行？
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到這裡，除了科學技術、人才、資本……我想，可以把“文化”鄭重地加上去了。
科學技術會迭代、會落伍，有錢還可以砸；
人才可以撬走，“人往高處走”，自古天經地義；
資本？更不用說，“水往低處流”，天生就是自由流動的。
只有文化，才是真正屬於一方土地、一方人的。它不能用錢堆積，它撬不走、也不會拋棄你，而是深植於人們的血脈，由內而外、深刻地影響著生產力三要素，以及可見的人才、資本乃至科學技術，並生生不息。那麼，它不是核心生產力，誰又是？
然而文化太漫長，“見效”慢，又難以GDP化，遠不如招商引資、房地產、大基建、找塊新地建“高新區”，來得輕快，作為管理者如何抉擇？
中年危機的另一個名字，也許就叫做“鄉愁”。作為個人，作為一個集體如此，作為一個地方，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
南海今日之成就，何嘗不是源自南海人血脈中的商業精神、有為精神、集體主義與草根精神。但縱然如南海，依舊輕快，也無可避免地面臨“中年”危機、面臨“鄉愁”。管理者也清晰地認識到，“南海的問題，跟南海人有關係”，並著手文化的梳理與傳承，著手隱形冠軍的扶持，著手草根精神的發揚與民企二代的接班，著手生態經濟的恢復，令人看到更大的希望。
今天，一個地方的管理者選擇珍視這“鄉愁”，選擇負重前行，選擇“改革開放再出發”……其他人呢？
作者：劉子，民間觀察派。上海樸人資產合夥人，鄉村旅遊&產業研究中心研究員。
參考書籍/文章：
馬立誠，《歷史的拐點》
一片孤兒城，《中國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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