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志傑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智庫交流與合作部
1990年10月3日，勃蘭登堡門前的和平女神，又一次見證了國家命運。分裂了41年的德國，在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意願下，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合並，再次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冷戰時期東西方對峙的前沿陣地，重新統一實現和平崛起的德國無疑是20世紀對世界發展起關鍵性作用的重要國家之一。
上世紀的中國，也在與世界的聯繫互動中向前發展。不過與德國相比，中國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更多來自於她自身的變革與發展。特別是自1978年以來中國實行對內改革與對外積極融入世界的開放政策，已經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產生深刻的影響。
作為當前世界上第二及第四經濟大國，中德關係具有超越雙邊範疇的戰略性。中德兩國間的互動將是大國關係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探析兩德統一30年以來的中德關係發展，也對我們觀察新時代下中國與其他西方大國關係具有一定借鑑意義。
一、冷戰時期（1949年-1990年）：在曲折中前進的中德關係
二戰結束後，德國分裂為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與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德國建立外交關係。但由於中國與聯邦德國所屬兩大集團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兩國關係帶有明顯的被動性。60年代末，基於國際形勢緩和與自身經濟實力的增長，聯邦德國開始謀求獨立的外交。1969年10月，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勃蘭特（Willy Brandt）當選總理後提出旨在發展同蘇聯東歐關係的“新東方政策”，對70年代東西方關係的緩和起到重要作用。
/1972年，中德建交談判
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聯邦德國也隨即調整對華政策，並於1972年與中國建交。建交以後，兩國關係逐步升溫，尤其是高層間的互訪奠定了兩國合作的基礎。70年代末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也符合聯邦德國企業界開拓中國市場的願望，給中德經貿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總體來說，從1972年中德建交到1989年6月，中德關係的特點是兩國之間瞭解不斷加深，在德國民族統一問題上也互相理解和支持。雖然受美蘇冷戰大環境的影響，中德關係總體上還是向前發展。雙方貿易額從建交時的2.7億美元增長到近50億美元，兩國在技術、財政、文化領域均達成多項合作協議。
然而，上世紀80年代末發生在中國的政治風波卻給中德關係蒙上一層陰影。事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對華實行制裁。在兩德統一的風潮下，聯邦德國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對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更是強硬，其國內政要相繼發表譴責言論。聯邦議院也隨即宣佈對中國的制裁措施，中斷兩國高級別政治往來，無限期推遲兩國財政合作，重新審查對華髮展援助項目，與歐共體國家和美國一同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兩國關係一度墜入冰點，處於建交後最大的危機中。
二、兩德統一後的科爾政府時期（1990年-1998年）：從緊張對峙到逐步正常化的中德關係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世界局勢發生深刻而複雜的變革，中德兩國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也發生巨大變化。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兩德統一揭開序幕，並最終於1990年實現了政治統一。德國的統一標誌著德國恢復全部主權，對外政策向“正常化”發展，整體綜合實力得以提升，國際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成為歐洲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進入90年代的中國，由於蘇聯的解體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但中國仍堅持對內推行改革，對外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經濟實現穩步發展，與國際社會的互動與聯繫也日益密切。
但彼時的中德關係，仍因“政治風波”事件處於“冰凍期”。相比中國經濟的穩步向前，統一之初的德國揹負著兩德合併所帶來的沉重財政負擔，以及原東西德不同制度融合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德國積極謀求發揮大國作用，但卻面臨英法等國家的牽制。基於對當時國內局勢和國際形勢的判斷，以時任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為代表的對華友好力量認識到，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對中國繼續施以“高壓”並不合時宜，堅持“制裁”可能使德國失去中國大市場，同時繼續孤立中國甚至會破壞國際勢力均衡。因此，科爾政府適時調整對華政策，逐步推動取消對華制裁措施。對於中國而言，自兩國建交以來，中國一向重視發展對德關係。當中德關係陷入低谷時，中國政府同樣作了大量工作，以期恢復兩國之間的正常關係。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德兩國逐步恢復官方往來。1991年，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與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鄒家華相繼應邀訪問德國，與德國政界、企業界進行了廣泛交流。同年，時任德國經濟部長默勒曼（Jürgen Müllemann）率團到訪中國，這是兩德統一以後第一位正式出訪中國的德國聯邦政府部長。1992年3月，時任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對德國進行正式訪問，科爾總理進行會見，這是“政治風波”事件後德國總理首次會見中國政府部長以上領導人。雙方均表達了加強互利合作的意願，並認為應用長遠的戰略眼光處理兩國關係。在時任德國外長金克爾（Klaus Kinkel）於1992年10月成功訪華後，德國聯邦議院也於同年12月正式通過決議，宣佈實現同中國關係正常化。至此，“政治風波”事件以來德國對華“制裁”完全解除，中德關係發展步入正常軌道。
伴隨著兩國關係的改善，科爾政府審時度勢，於1993年9月出臺了“新亞洲政策”，決定全面加強與亞洲各國的合作，並明確提出以中國為戰略重心。該文件也對次年歐盟通過的“新亞洲戰略”和對華長期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同年11月科爾總理正式訪華，作為其推行“新亞洲政策”的重大舉措。1993年之後，中德兩國最高領導人及各級政要的頻繁互訪，為兩國全面發展雙邊關係奠定了政治基礎。1995年7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應德國聯邦總統赫爾佐克（Roman Herzog）邀請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訪德國。次年11月，赫爾佐克總統也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此次元首互訪被外界視為兩國關係開啟新篇章的重要標誌。
/德國“統一總理”科爾對上世紀90年代中德關係實現正常化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在兩國政治關係回暖的大背景下，兩國經貿合作也得以快速發展。1998年，中德雙邊貿易總額接近144億美元，是1972年兩國建交時的50多倍，創歷史新高。德國企業界對華投資也取得積極成效，涉及機械、汽車、化工、電子、通信、醫藥、環保等行業。德國在華投資項目居多為技術含量高的生產性項目，對彼時中國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管理水平提升發揮了積極作用。到世紀之交，德國已成為對華技術轉讓最多的歐洲國家。
科爾擔任總理期間的四次訪華，重點圍繞經貿議題展開，力求通過加強經貿合作來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經濟利益成為影響德國對華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這也對後續每一屆德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產生重要影響。雖然中德雙邊關係發展在此期間曾因1992年的對臺軍售問題及1996年的涉藏問題出現波折，但科爾政府務實的對華態度對穩定中德關係，推動中德關係實現正常化發展起到關鍵作用。
三、施羅德政府時期（1998年-2005年）：實現全面發展的中德關係
1998年9月，德國聯邦議院大選拉開帷幕。執政16年之久的科爾競選連任失敗，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SPD）總理候選人施羅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oder）當選為新一屆聯邦德國總理。德國曆史翻開新的一頁，中德關係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曾擔任德國大眾公司監事會成員的施羅德深知中國市場對於德國經濟的重要性，其執政後基本延續了前任總理科爾“務實”的對華政策，奉行以經濟外交為主、其他外交手段為輔的全方位對華政策，使中德關係繼續向前發展。但在具體處理對華關係時，由於新一屆“紅綠聯盟”（社民黨與綠黨聯合執政）中綠黨（Grünen）的意識形態色彩較濃，施羅德政府表現出與科爾政府略顯不同的做法，如在人權等問題上加大了對中國的施壓，使得中德關係發展受到一定負面影響。兩國原本活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漸漸趨於冷淡。人權問題再度成為影響中德關係的不穩定因素。
然而，中德兩國之間的徘徊期並沒有持續多久。由於90年代末德國國內經濟發展疲軟，就業形勢嚴峻，對外貿易也因東亞經濟危機受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施羅德政府再次將目光轉向擁有廣闊市場的中國，希望通過擴大對華經貿往來以緩解國內經濟困境。“加強對話與溝通，重視發展對華關係”逐漸成為彼時德國各主要政黨之間的共識。對中國而言，發展對德關係也是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事項。中國政府對德方在人權等問題上的施壓作出有力回應的同時，也通過各種渠道向德方傳遞中方對兩國關係高度重視的立場，希望施羅德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促進中德關係恢復正常發展。
在此背景下，中德高層互訪活動再次啟動。1999年3月，時任中國外長唐家璇訪德期間應邀分別與德國總統、總理與外長會面，就中德經貿合作、人權、歐元、以及科索沃局勢等雙方關心的問題進行深入交流。1999年5月，施羅德以德國總理與歐盟輪值主席的身份首次訪問中國，但其訪華之時正值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事件的發生。在與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與總理朱鎔基會面時，施羅德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以北約成員國名義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向中國道歉。同時他表示，德國政府將堅持對華政策的連續性以及“一箇中國”立場，支持全面發展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施羅德首次訪華雖然背景特殊、時間短暫，但兩國領導人就中德關係和科索沃問題進行了坦率談話，增進了兩國間互信，為中德關係繼續深化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999年11月，施羅德應中方邀請再度訪華，其隨行經濟代表團之龐大，簽署的經濟合作項目價值之高在當時的西方國家中是罕見的。中德兩國領導人加強了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交流與對話，進一步深化了彼此間信任。施羅德還表示，世界經濟發展應有中國更多的參與，並重申德國政府支持中國儘快加入世貿組織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