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時期，中國的歷代王朝都以小農經濟為主。統治者之所以重視小農經濟，一方面是因為封建社會時期生產力低下，只有十分重視方才能夠保證老百姓的溫飽和經濟的正常運作；另一方面是將人緊緊束縛在土地上，利於社會的穩定和自身的統治。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到了晚明時期，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商業化的浪潮。
商業化的浪潮對社會的影響極為深遠，其最終的結果則是天下之人雖不說是人人經商，卻人人有為商之志，求利之心。明朝有一位叫崔溥的朝鮮人，就對明朝人的經商之風有如下記載：“人皆以商賈為業，雖達官之家，或親袖稱錘，分析錙銖之利。”明人丘濬也曾言：“今夫天下之人，不為商者寡矣。”這正是明朝中期以後商業向社會各階層生活滲透的實錄。
明朝中期以後商業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人心漸漸變得不知足
在傳統社會中，通常提倡一種人們要知足的觀念。在傳統的生活觀念中，萬事萬物的存在，其中無不含有一種“本意”，也就是實用。人們的生活只許在這種本意上加以追求，分外的都是奢求。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所特有的“知足”、“知止”的觀念。
隨著商業化日漸滲透於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在晚明的社會中，顯然已經開始盛行一種不知足的思想，這也一直為當時的正統士大夫所擔憂。這種不知足的觀念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對自己壽命的不知足，如福建人林春澤最後活到104歲。當他做99歲生日時，鄰里有人向他祝壽，道：“願公百齡。”林氏聽後頗為不悅，對祝壽者說：“不曾要君家養我，奈何限我壽耶？”二是對富貴的不知足，如將相不足，必想做帝王，帝王不足，又想做神仙，神仙不足，又想做玉皇大帝。明人朱載靖有一首《十不足》歌，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已經受商業化衝擊的人們那種不知足的心態。
- 手工業的發展
明代中後期棉布成為廣大民眾的主要衣料；制瓷業方面創造了五色瓷和鬥彩瓷；私營手工業在明朝中葉以後超過官營手工業佔據了主導地位，出現了手工工場。
晚明時中國民間私營經濟力量遠比同期西方強大，當英國商人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算鉅富時，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數千萬兩白銀，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
- 書籍出版的商業化
在晚明，商業化已經開始向書籍出版的領域滲透。晚明商業出版物的結構調整和規模擴張，堪稱一場傳播文化的革命。書籍內容呈現出明顯的大眾化和功利化取向，或言消閒娛樂性和實用功利性特徵，小說、戲曲、制藝、日用類書可以作為其典型個案。
商業出版傳播的繁榮，導致了文化權力的下移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引起了國家對思想文化控制的鬆動和近代化的啟蒙；造成了閱讀大眾的興起和文化消費的活躍，營造出大眾傳播和公眾社會的氛圍；文化的商業化既有超越雅俗之辨、促進層間互動的積極意義，也有過度商業化帶來的出版失範和非理性問題，從而引起對於出版理性的探尋。總之，晚明堪稱中國傳統商業出版發展的歷史絕唱，由其參與制造的文化風景和末世繁華，成為後世津津樂道的歷史記憶和話語盛宴。
- 城市夜生活的出現以及生活的娛樂性
晚明時期，不僅是在城市中已經有了夜生活，而且這種夜生活已經影響到了江南的一般市鎮。如浙江桐鄉縣的青鎮，其俗崇尚奢侈，“夜必飲酒”。晚上聚飲之俗的形成，說明夜生活已經開始向一些比較發達的市鎮滲透。
在當時娛樂已經成為時尚，即使是在北方的一些邊地，也是廣修娛樂場所，以適應人們追求娛樂的需要。像杭州西湖、蘇州虎丘、南京秦淮、揚州二十四橋或者一些天下大碼頭，遍佈茶舍、酒館、妓院這些娛樂場所，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至於像薊鎮之“賽西湖”、宣府之“飲酒樓”的崛起，無疑就是生活趨於娛樂化的最好例證。
- 商人社團
商業的繁榮以及由此帶來的商人勢力增大，必然導致商人社團的出現。明代商人為了應付朝廷的稅收及其相關事務，上自綺、緞、布帛，下至魚、肉、果、菜，每行大多有自己的行業組織。無論是額定必須繳納的官稅，還是在場、務現納之稅，商人均通過自己推舉的“總辦”一二人負責其事。因此，其慣行之例是地方官向行總要稅，而行總再向各行攤派。商業行會組織的功能就在於此。
明代中期以後，商人社團已經跳出了原先簡單的行會特色，進而成為商人保護自己利益的自覺性的團體。
- 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出現
晚明是一個較為開放的社會，各種思潮活躍。明代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崛起和商人社會地位不斷提高，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開始活躍。倡導這一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思想家主要有丘浚、李贄、王夫之和唐甄等人。
晚明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強調“聽民自為”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主張，以及強調“私者，人之心也”的經濟人假定和“民富先於國富”的富民思想。
總結
晚明時期因為工商業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的物慾被調動了起來。普通老百姓中的奢靡之風也盛行了起來。有學者曾經稱這種晚明時期的百姓物慾的增長為“商品拜物教”。我們所熟知的晚明陸楫所撰寫的《禁奢辨》就曾經公開為所謂的“奢靡”進行辯護，認為這種奢靡於當時的社會是完全有用的。
隨著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生長以及西方傳教士所帶來的一些新的文化因素，人們開始漸漸學會享受，一些體現早期城市市民意識的文藝作品也隨之出現，加快了晚明時期的社會轉型。但由於北方農業生產的牽絆和來自女真民族的威脅，使這一轉型最終猶如曇花一現，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因此，可以說，明亡清興，是對中國社會的一種斷裂式打擊，阻擋了晚明社會的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