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廣播電視總檯央視科教頻道與武夷山廣播電視臺聯合攝製的四集紀錄片《朱熹》，2020年4月21-24日在央視科教頻道推出。
該片歷時五年精心製作完成，攝製組行程十幾萬公里，幾乎走遍了朱熹生前所有重要活動地點，對眾多珍貴的文化遺蹟和歷史文獻進行了精心拍攝。攝製組充分運用多維度航拍、移軸攝影、水下攝影、三維動畫、虛擬影像合成等創新表現形式，首次向世人講述了南宋儒學大師朱熹傳奇的人生經歷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貢獻。
朱熹雕像 吳心正 攝
“朱熹，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關於他的研究浩如煙海。在創作紀錄片《朱熹》時，好處在於可說的點多；而困難也來源於此，如此多的素材怎麼選擇？“朱子學”如何講才能“深入淺出”？
朱子故里五夫荷塘 鄭友裕 攝
（一）講什麼：理學家和教育家的身份最重要
紀錄片《朱熹》應該重點敘述什麼？這是擺在主創人員面前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經過長達半年的走訪研究，主創人員認為必須把他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去建構和解構，這樣的朱熹才是“真實的朱熹”，人們才能從中得到“以史為鑑”的啟示，具備當下的現實意義。正是基於此，四集紀錄片《朱熹》的內容分佈如下：
第一集：
建立縱向儒學發展的歷史座標，凸顯朱熹的特殊地位以及對中國的重要性。以孔孟為核心的儒學發展在漢代由董仲舒完成了官方統治思想的地位，但是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在以佛教為主的其他文明衝擊下，逐漸被邊緣化。儒家知識分子不斷髮起重整儒學正統的努力，經由唐朝韓愈、北宋程顥程頤等人，到朱熹這裡完成了“集大成者”。他的《四書章句集註》成為了元明清三代科舉考試的唯一標準答案，他對孔孟之道作出了重新的解釋，完善了儒學體系，使中華文明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孔孟之道得以延續。把朱熹放在這個座標中解讀，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這也是為什麼紀錄片《朱熹》值得去做的原因所在。同樣，朱熹雖是距今將近900年的人物，但對於今天依然意義巨大。朱熹生活的年代面臨的是“佛教”的挑戰，而今天我們同樣面臨“西方文明”的衝擊，那麼以“儒家道統”為核心的中華文明需要作出什麼反應，依然值得探討。這也正是當前我們如此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揚原因所在。
第二集：
以朱熹短暫的為官史（70年人生，為官不足9年）為線索探究為什麼朱熹人生如此坎坷（重點放在尋找背後的根源）。主創人員拋棄了百度式的人生描述模式，選擇了他人生中幾次被罷官的節點來結構全篇。朱熹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被罷官，甚至還差點被處死？是性格導致還是其他原因呢？就此主創人員梳理了他的經歷，找出了核心所在——儒家士大夫的身份，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也就是“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決定了他所有的悲歡離合。
第三集：
為什麼說朱熹讓中國回到了孔孟之道，他的《家禮》就是使儒學民間化的載體。《家禮》是朱熹之後中國人禮節有章可依的來源所在。在朱熹之前，所謂“禮不下庶人”，傳統的“禮”老百姓是不配遵循的，這一方面是等級觀念導致，另一個原因則是傳統禮節如葬禮、喪禮等程序複雜，普通老百姓根本沒有財力去行“禮”。朱熹大大簡化了“禮”，並且重新整理了“禮”的環節，使“禮”得以下沉。這裡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祠堂”制度。以前老百姓是沒有祠堂的，只能“路祭”。朱熹規制了祠堂的建構，使祠堂進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之中。佛教有寺廟，道教有道觀，朱熹使儒家也有了“聖地”，人們在祖先的注視下行使家族之事，鞏固了宗族的凝聚力，對今天的鄉村治理具備借鑑作用。當然，朱熹的某些思想也不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我們要用揚棄的觀點對待。
第四集：
正如孔子一樣，朱熹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他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影響深遠，在日本、韓國等地至今都還有學校奉為校規，朱熹之後各地教育機構大都以此為育人綱領，而它的核心就是“德育”，培養既有道德又有知識的人才。朱熹關於教育的設計對於當下極具參考意義，他把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構建了“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這樣循序漸進的培養模式，核心同樣也是“德育先行”思維下的產物。正是在朱熹的推動下，中國的書院進入了鼎盛時期，並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後來者，對於國人家國情懷的培養作用顯著，堪稱愛國主義教育的典範。
四集紀錄片緊緊圍繞著“朱熹的重要性”以及“對當下的現實意義”展開，把焦點對準了他眾多身份中的“理學家”和“教育家”。“理學家”的身份最能體現他的重要性（傳承、革命、創新、拯救）；“教育家”則是他影響社會的主要渠道（辦書院、編教材、講學）。主題明確之後，人物特點在展開中逐漸得以豐滿，不斷加重朱熹在觀眾心中的形象，人物紀錄片最重要的任務“個人特點鮮明”得以實現。
五夫興賢書院 吳心正 攝
（二）如何講：“故事化敘述”、“論文式考證：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紀錄片《朱熹》“一旦陷入瑣碎敘事”之中，那麼這個片子就會陷入無窮盡的理論闡述以及名詞解釋之中。顯然，這是論文的操作模式，而非紀錄片的敘事風格。那麼應該怎麼講？
“故事化敘述”：
“故事化敘述”是紀錄片創作的一種方式，紀錄片《朱熹》採用這種方式，是因為題材決定的。內容理論性太強並不適合於電視傳播，所以就必須要用故事化的表達方式來達到“化繁為簡、好看並看得懂”的效果。
故事化敘述而不是敘述故事，故事化敘述的核心是文本體現出來的“張力”。
第一集中，主創人員主要採用的是層層設問、步步解疑的推進方式，達到疑問——解惑——疑問——解惑的起伏效果，在有意識的引導下始終讓觀眾的心裡期待與片子的敘述內容保持同步。具體來說就是建立了“朱熹與孔子相提並論”這樣一個話題，在不斷的釋疑中（朱熹複雜的理論融入到了釋疑的過程）讓觀眾欣然接受。
在第二集中，則是選擇了朱熹人生中最悲慘的時刻開篇（成為朝廷打擊的頭號目標，學說被列為偽學，差點被處死）。當第一集朱熹的高大形象建立之後，這個開篇讓觀眾產生疑問“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人會如此悽慘”？此時，主創人員並不急於揭開謎底，而是繼續羅列朱熹數次為官的經歷，再次加深“他為什麼每次為官都不得善終”的疑問，而這種效果就是結構產生的“張力”，在不斷的疊加中把觀眾的心裡期待步步加強。
在第三集，攝製組跟拍了安徽一個小山村“祠堂議事”的完整事件（是事件不是故事）來結構全篇，展開關於“朱子家禮”的闡述。朱子家禮包含的“祠堂、婚禮、祭禮、喪禮”等都是具備廣泛群眾基礎的現象，是人們“熟悉的陌生人”，觀眾會拿片子的內容與自身的經歷去比較，這就是“聯想產生的張力”。
朱子故居 餘澤嵐 攝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所謂“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就是片子中的觀點和結論要有載體有考證。歷史人物紀錄片，採用的是專家口述和文獻記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方面都是會“帶有個人傾向和時代原因”，既靠譜又不可全信。
為了儘量客觀，主創人員選擇了關於朱子學最權威的專家如清華大學的陳來教授（朱子學術研究第一人）、浙江大學的束景南教授（朱子生平考證最詳實）、華東師範大學的朱傑人（朱子後人，掌握朱子學研究各種動態）等人，沒有一個專家在片子中是全能的，每個人只負責其最有把握的部分。比如，束景南教授研究朱熹的生平最有心得，主創人員就是讓他負責敘述朱熹生平段落，當他得出“慶元黨禁”中監察御史沈繼祖對朱熹的彈劾是誣告的結論時，首先需要他講出可靠的證據，然後再從其他方面去考證束景南教授的說法是否有道理。簡單一案例就是束景南教授認為如果朱熹真的“納尼為妾”，那麼這件事不會只出現在沈繼祖的彈劾中，其他歷史文獻不可能沒有記載。束景南教授這種推理是否合理呢？通過查詢其他史料發現“沒有記載”屬實，而以朱熹的名氣和宋朝文人黨爭的習氣，如果朱熹真的“納尼為妾”，那麼類似指控會鋪天蓋地出現，由此得出束景南教授的觀點應該成立。再如，朱傑人教授說“我們今天接受的儒學不是孔子的而是朱熹的儒學”，這樣的結論會讓觀眾產生疑問：證據在哪裡？在朱傑人教授提出這一觀點後，攝製組引入第三方觀點來印證。片子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陳璧生教授，他以《四書章句集註》為例，舉出具體的案例來佐證朱傑人教授的說法。同樣，關於文獻史料的運用，攝製組都是到最權威的機構拍攝，比如國家圖書館和各地的方誌辦，並且相互驗證。比如關於佛教的興盛，就去國家圖書館和泉州、漳州等地都拍攝到了類似的記載。再比如關於“朱熹和孔子相提並論”的觀點時，結合了陳來教授的釋疑和實地拍攝武夷山石碑以及各種名家對此的說法，從而達到多方觀點的佐證。另外，紀錄片並不迴避後世對朱熹詬病的幾個問題，比如他主張的“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採用的是回到當年朱熹生活的年代，分析朱熹為什麼這麼說的背景，還原歷史真相：農業社會家庭婦女改嫁給家庭穩定的衝擊，導致老人小孩無人撫養，朱熹本身就是由寡母撫養成人，他對此深切體會，由此他強調“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存天理，滅人慾”則是後世強化了朱熹的說法，朱熹的本意在於過分的慾望需要剋制。在整個系列片中，涉及重大結論時，這樣的考證過程佔據了大量的篇幅，可稱為“論文式的故事化敘述手法”。（王林 餘浩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