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大夫階級的崛起
察舉制催生了士大夫階級。秦朝使中國由紛爭的局面走向統一，隨著中央集權政治的加強和地主經濟的發展，選舉用人已經逐漸打破了以血緣宗族為標準的世襲制度。兩漢時期是中國古代士人政府的形成時期，察舉、徵辟、任子與納賢成為漢代官僚產生的主要方式。如儒生公孫弘出任宰相，進入決策的核心機構；設立“五經博士”，品學兼優者可以做官；察舉制逐步取代了遴選制，這一系列舉措催生了士大夫階級的形成。
在察舉製作用下，一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與當前政權有密切聯繫的新階級——士大夫階級最終形成。士大夫階級具有通曉經史、對儒家思想的學習和研究、講究道德修養等特點，逐漸佔據漢代政治治理的核心位置，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二、以《周禮》為範本的王莽改制
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成為社會的指導思想，漢朝的政治制度並不能滿足儒生的入仕需求，而漢家“霸王道雜之”的政治也不完全符合儒生的理想，於是儒生試圖以儒家理想改革漢朝政治。面對西漢末期嚴重的社會危機，古文經學開始興起，儒生群體所倡導的“禮治”理想有了付諸實踐的機會，他們企圖完全拋棄秦以來的“法治”傳統，繼而恢復三代的“禮治”，並在西漢後期掀起“奉天法古”的浪潮，試圖建立儒家經典中的太平盛世。他們將希望寄託在王莽身上，將王莽推上了皇帝的寶座。
王莽改制的特點是據經託古，並同漢代經學的發展演變密切相關。王莽改制並不是由於他心血來潮想恢復周公政治，而是當時社會問題爆發的漢朝迫切需要一場改革。另外，王莽改制也不是他個人的發明，而是西漢末年統治階級試圖挽救漢朝的一系列政策的延續。元帝時貢禹就會建議“
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為弊……使百姓壹歸於農”；哀帝時師丹針對著土地兼併所造成的嚴重危機，曾建議限田“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王莽依經改制是通過詮釋經典進而影響政治。他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周禮》中所記載的制度具有現實可行性。而王莽改制的失敗，既與其改制過程中對《周禮》的過度痴迷有關，也與其對儒家更為根本的為政理念之理解不當，進而在行動中出現偏頗並在具體施政措施中出現重大失誤息息相關。王莽改制完全以儒家經典為依託，試圖以純粹的“禮治”締造一個理想世界，但由於他頒佈的各項政策並不完全符合社會現實，因此王莽改制以失敗而告終。與秦的任法而亡一樣，王莽的失敗也多少說明了純任“禮治”不符合社會現實的要求。
三、王莽改制的具體實踐
太平盛世，制禮作樂，是儒家理想政治的重要內容。作為經學大儒的王莽認為，只要確立了禮樂制度，天下自然太平。因此，為了再現古代聖王之治王莽徵召禮學之士，推行全方位的禮制改革運動。然而，王莽所處的時代並不是太平盛世，而是王朝末年，大規模的制度建設並非王朝末年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
（一）面對土地兼併問題“王田私屬”制應運而生
公元9年，王莽稱帝后便下詔行“王田私屬”制：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惠眾者，投諸四夷，以御魑魅。”
王莽看到了農民失去土地是由於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而土地兼併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土地買賣。王莽認為規定土地國有，不準私人買賣土地，便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與土地分離的社會現象。隨著土地兼併的迅猛發展，農民破產的加劇，私奴婢問題日益成為社會上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王莽奴婢“私屬”制便是這一社會的直接產物。“王田私屬”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內容，也是董仲舒，師丹等人去奴，限奴政策的繼承和發展。但是，這一制度推行之後，“王田私屬”制推行三年便以失敗而告結束。
“天下謷謷然，陷刑者眾，後三歲，莽知民怨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買賣，勿拘以法。”
（二）五均、賒貸及六筦是武帝經濟政策的延續
王莽推行五均、賒貸及六筦等措施，其目的在於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經濟事業，平抑物價，限制商人囤積居奇，使貧民免受高利貸的盤剝。
“五均”是由政府控制物資的分配。在長安及全國五大城市邯鄲、洛陽、臨淄、宛、成都設立五均官。長安分東西市，設令，各市有長，令、長皆兼司市，稱五均司市師；下設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五均官的任務一是按工商各業的經營情況徵收稅款；二是管理市場的物價，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個月，評定出各種貨物的標準價格，稱“市平”。如果物價高於“市平”，政府就將控制的庫存物資按平價出售，以平抑物價；市場價格低於"市平"，則聽任百姓自由買賣。
“賒貸”是由政府辦理貸款。如果百姓辦理祭祀、喪葬或欲經營工商業而無資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貸。祭祀借貸須在十天內歸還，喪事借貸須在三個月內歸還，以上兩項借貸不收取利息；工商貸款每年交納不超過所借數額十分之一的利息。
“六筦之令”是由政府管理六種經濟事業。酒、鹽、鐵由國家專賣；鑄錢由國家專營；向取利於名山大澤的養蠶、紡織、縫補、工匠、醫生、巫、卜、樵夫、漁民、獵戶及商販徵收山澤稅；加上五均、賒貸兩項，合稱為“六筦”。
這些政策和措施，實際上是漢武帝經濟政策的延續。無論從減輕普通百姓的經濟負擔還是加強封建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控制角度來看，這些措施都是有利的。但是，推行這些政策大多是商人，這些身穿官服的商人們利用特權同官僚、地主互相勾結，肥己營私，囤積居奇，給普通百姓帶來更大的痛苦。
（三）形式主義化的大一統
王莽把原始儒學提倡的“修齊治平”政治理想推向極致，希望再造三代盛世的輝煌。在意識形態方面，實行大規模的更名改制，試圖統一文化意識形態；在民族關係方面，實行降殺的民族歧視政策，目的在於實現儒家所謂的“王者無外”的大一統境界。
然而王朝末年大規模的更名改制，只能人為地加劇社會不穩定因素，大規模的興學運動和與少數民族間的征伐，必然加劇財政危機，結果便是改制的失敗和王朝的滅亡。
四、結語
王莽以周禮為藍本，對社會進行全面改造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證明了儒家高懸的王道政治是不適應社會現實的。王莽之後，雖然仍有人追尋周禮，做周公之夢，但是再無人像王莽那樣完全依託儒家經典改造社會，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只起教化、正人心的作用。王莽改制後兩漢儒學風氣存在著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西漢儒學鼓吹理想主義的復古熱情，最終導致了王莽大規模的復古改制；但是由於王莽改制的失敗和光武中興的到來，西漢儒學理想主義遭受了嚴重挫折，東漢儒學開始轉向現實主義，今文經學重新回到主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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