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夏商時進入私有制時代之後，無論是奴隸主專制還是封建帝王專制，權力集中在一姓家族的代表者——帝王。帝王的意志，就是天下的意志，就是民族的意志，而帝王個人資質優劣，也成為這個國家命運的走向。因此，選擇什麼樣的國家制度也取決於帝王的好惡態度。史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漢武帝下令興
“太學”於京師，以“五經博士”為教官，為博士配弟子（即後來的太學生）50人。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影響了中國上千年來的歷史進程。一、獨尊儒術，當劉徹遇到董仲舒
漢武帝劉徹
漢代的太學，始於漢武帝。封建社會確立後，為了培養統治階級所需要的人才，國家採取“內法外儒”的文教政策，積極興辦學校，招納士子們就讀。
選拔的基本辦法有兩種：一是察舉，二是徵辟。所謂“察舉”，就是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級官員經過考察，把所謂品德高尚、才幹出眾的人才推薦給朝廷，由朝廷授予他們官職；察舉的對象主要是官府的署吏和地方學校的學生；察舉的科目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秀才”（才能優秀者）、“孝廉”（孝敬廉潔者）、“明經”（通曉經義者）。
對被舉薦的人員，朝廷有時也要進行考試，方法是由皇帝提出政治或經義方面的問題，稱為“策問”；然後把這些問題按難易程度分為甲、乙等科，由被舉薦者抽選答對，稱為“射策”或“對策”。朝廷根據他們的成績分配官員。
這時，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3月29日）遇到了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儒學被推上了獨尊地位，指導中國社會生活達數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即位，察舉的百餘名賢良中，董仲舒以古今治道對策被錄用。跟董仲舒同一次靠自薦走進漢武帝視野中的還有東方朔。東方朔是歷史上著名的滑稽大王，他在漢武帝面前以善辯獲得信任，被漢武帝留侍左右。猶如楊雄以文才聞名於世，漢武帝就直接召用他為“郎中”；科學家張衡，最初被漢安帝徵用為“郎中”，以後即升為“太史令”。
董仲舒
董仲舒竭力為漢王朝的封建“大一統”尋找理論根據，因而受到西漢統治者的高度重視，被立為“官學”。史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下令興太學於京師，以“五經博士”為教官，為博士配弟子（即後來的太學生）50人。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其後，太學規模不斷髮展，學生數不斷增加，到漢成帝時已增至3000人。東漢建都洛陽，太學設於城南，到漢順帝時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達3萬餘人，甚至連匈奴也派弟子來學。
漢代官學除了有中央政府主辦的“太學”，也有“鴻都門學”，這是漢靈帝於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設立的一所專科性質的學校，因設在都城的鴻都門下，故稱。該校主要學習辭賦書畫，類似今天文科和藝術院校，學生多時達千餘人。
還有一種是地方政府主辦的“郡國學”和校、庠、序等。漢武帝時只有郡國學。所謂“郡國”乃是地方高級行政區劃，“郡”直隸中央政府，行政長官成為“郡守”；“國”則由分封的諸王統治。郡與國的地方官學稱郡國學。直到漢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才明確規定：郡國設學，縣邑設校，鄉設庠，聚（自然村）設序。從中央太學到郡國學、校、庠、序的封建教育體系就正式形成了。但到西漢末年，官學開始沒落。
二、“儒學”即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人。因其排行第二，字仲尼，後世有人貶稱“孔老二”。他的一生，除了中年一度做過魯國的司寇和周遊列國以外，主要是授徒講學，號稱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孔子的一些見解和談話，由弟子們記錄和整理成《論語》，成為他的思想的集中體現。
所謂“儒”，最早是在奴隸主貴族中掌管道德教化、音樂禮儀的官員，如：巫、史、祝、卜等。孔子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由此出發，孔子主張帝王要用道德教化的辦法來治理國家，而不主張使用強權暴力。
無時不在地加強皇權的漢武大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設立太學，置博士子弟，提拔大批儒生充當各級官吏。漢武帝採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措施，將中國封建社會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許多做法與規制也成為後世的法典。
當時，董仲舒被譽為專門研究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學的儒學大師，到處宣講“大一統”學說，稱“春秋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還依據陰陽五行學說，提出王權神授的理論，人為地將封建專制主義罩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
董仲舒認為古代聖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漢武帝將儒學定於一尊之後，便形成了歷代統治者以“經義短事”的統治意識，對於如儒學的解釋成為“天之喉舌”之事。武帝元朔元年頒詔以經學取士，正如班固所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使然也。”儒學成為入士升官的敲門磚。
蔡邕
漢代以《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為五經，刻石於太學，以昭示在校學習的學生，由此開創了我國石刻經書的傳統。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由蔡邕等人用隸書寫《尚書》《魯詩》《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等七經，刻成46塊石碑，立於洛陽南郊（今屬河南省偃師市）的太學前，稱為“嘉平石經”或“一體石經”。到三國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又刻《尚書》《春秋》《左傳》等約27塊石碑，立於洛陽南郊太學前，因經文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體寫成，又叫“正始石經”或“三體石經”。以上兩種石經，現都有殘石保存。後來用《禮記》代替《儀禮》，把《左轉》併入《春秋》，仍為五經。
朱熹
南宋時，朱熹自注《論語》，又從《禮記》中摘出《大學》《中庸》兩篇，分章斷句，同時加以註釋，再加上《孟子》，合稱《四書章句集註》，作為初習儒學的入門讀物，才開始有了“四書”之稱。也正式從此以後，歷代的讀書與科舉，都以“四書”為本，以朱熹的註釋為準。“五經四書”合在一起，成為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必讀教材和安身立命的根基。
三、與儒家思想相悖的是墨家學說
墨家在戰國時代與儒學並稱兩大“顯學”。墨家的創始人是墨子。墨子（約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魯國人，出身平民，做過木匠，據說曾師從孔子，因不滿儒學而另立學派。墨家同儒家一樣講“仁愛”，但墨家講“兼愛”，即不分親疏遠近，一視同仁地博愛，不像儒家的愛是由親而疏，推進及遠。從“兼愛”出發，墨子認為戰爭對人民的危害最大，因而主張“非攻”，反對不義的戰爭和兼併。
墨子
墨家的“尚賢”也以“兼愛”為標準，只要他能兼愛，則無論什麼出身的人都可以做官，所以“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這是明確反對奴隸貴族的世襲制，而具有階級平等的意識。
儒學獨尊，也引來東漢初年大思想家王充的抨擊。他認為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為中心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十分荒謬和虛妄。
王充（公元27年-約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人，少時曾遊學洛陽，以班豹為師。他是一個無神論者，著《論衡》85篇，求真實，頗具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
王充
王充否認“天”有任何意志，認為災異都是自然現象，與人事毫無關係；人死猶如火滅，不可能有脫離人體而獨立存在的靈魂；他承認感性經驗是獲得知識的基礎，強調用事實來驗證知識的可靠性；主張人性有善惡，認為人性可以改變；反對崇古非今，反對浮華虛偽之語。
當代學者認為，他的這些思想在神學迷信流行的漢代，無疑是一付清醒劑，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不滅的光輝。
文/大國海疆
參考資料
1.翦伯贊、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1981年.
2.張曉虎等著《歷史的迴旋：神秘的律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程裕禎著《中國文化要略》，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8年.
4.插圖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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