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傳奇色彩的一位君主，
不僅僅是因為他建立起大明王朝，還有他開創的諸多新的政治里程碑，例如廢丞相、設內閣。那麼他諸多的創意來自何方？以洪武大帝自己的話來講“大明距離漢朝和唐朝太過於久遠，所以把宋朝作為立國參考的主要部分”，但是其實在實質上，朱元璋建立的朱明王朝更是大量參考了金元的政治制度，在加以漢族前朝的柔和，最終衍生出大明這樣的龐然大物，因此在朱元璋在位期間，明朝更類似於元朝，在君臣關係中帶著濃厚的尊卑、主僕的色彩。但是，喜歡政治的人都知道，沒有傑出的大臣是無法運轉起大的國家機器，可是朱元璋的構想中一直都以強君權，奪臣權，因此明朝前期的政治特別好玩，朱元璋看似對士大夫非常的重視，興儒學，建學校，尊孔子，其實質不過是為了達到自己奴化臣屬的目的罷了。
一，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洪武大帝的“笑裡藏刀”
1，興儒學，崇理學，只為強化國家意識
相信在許多人的眼中，大力發展理學和儒學就是對讀書人的一種重視，其實並不是，朱元璋想要的並不是理學中儒家的那一套治學方法，而是其中強調階層、國家意識、君王至上的那一套。
朱元璋深知權力的重要性，所以在建國伊始並不是採用修生養息的方式與民休息，而是馬上就確立了儒家的根本地位，大力推行理學，通過政治手段快速並且強硬的擺正國家意識。據記載，明朝初年，政府大肆制定禮樂，修史書，搞祭祀孔子的活動，不但大力翻譯《洪範》等儒家經典，還流放、罷黜一些不屬於儒家的人，還邀請海外的國家在中國留學，學習儒家思想，可想而知在明朝初年人人都以為士大夫才是光明的前程，萬萬想不到這只不是他們的君王將他們玩弄於手掌心的方法罷了
自理學誕生之初，就因為其邏輯的嚴密，極其強調君主至上而受到了統治階級的青睞，即使是元朝這樣異族的統治階層，
也因為找不到沒有比理學更強調君權的統治思想而不得不推行理學，可見理學的作用一直都是超脫於簡單的學術，更多的作用發揮在了政治教化上面，運用理學治國，簡單且安全。明朝迅速確立了理學的地位以後，明朝各個階層在禮儀，生活用品、穿戴等多個方面都有了嚴格的規定，不得僭越，對於明朝的整個社會都起到了非常大的“移風易俗”的改變，士大夫尊崇君主，百姓尊崇士大夫，一級接著一級，形成了以理學為核心的等級森嚴的權力體系。
有記載在明朝前期的社會，士大夫們精神昂揚向上，以遵守禮義廉恥為先，以行儉名節為貴，嫁娶都極其注重門第觀念。由此可見，明朝初年，理學的等級觀念深入人心，國家意識得到極大的提高。
2，推崇孔子，強化尊卑有序的觀念
興儒學，崇理學當然對於朱元璋來說遠遠不夠，他還需要一個表率，那最好的人選是我們的至聖先師—孔老夫子。
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要求中央最高學府對孔子行大牢之禮，這種祭祀方式一般都是隻有歷代先皇及有傑出貢獻的功臣才有資格享用，並且朱元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說孔子之道是和天地相比的大道，必須要尊敬孔子才能夠施行教化。此後十數年間，孔子之廟建遍了神州大地。
在此處我們值得注意到是，朱元璋之所以這麼重視祭祀孔子，是因為他強調孔子的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於天地，很明顯，他所要的也只不是孔子的等級觀念罷了。
朱元璋的心思在楊士奇在的話中也能夠得到一些印證：“孔子明確做皇帝的道理，作為天下師表，垂功萬年，為什麼古代的三皇五帝能夠將國家治理的如此之好？這全都符合孔子的觀念啊，論其功而隆其禮，明聖之心也”，
由此可見，尊孔子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國理念，端正治國思想。
孔子的道最吸引朱元璋的部分並不是“學而時習之”而是華夷秩序、文明智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的倫理，朱元璋祭祀控制只不過是藉助孔子的道統來大力發展社會秩序，君王權威。
就好像宋濂說的“我之所以學習孔子，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由此可見，恢復孔子的祭祀，尊崇孔子，只不過是要他的治國方式而已。
3，大力修建學校，以教化馴服
學校是價值觀最容易滲透和改變的地方，只需要有人引導，學校就可以成為一個“馴服”的場所，所以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就下令要在天下廣蓋學校，他的藉口是“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表面上說是為了區別夷狄、恢復漢族思維，但是還不是為了自己的統治服務。
修建學校的政策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在地方開枝散葉，中央到地方的意識形態從所未有的統一，民間迅速掀起了上學熱，朱元璋的理學為核心的馴化政策正在從娃娃抓起，楊士奇也說：“學校的作用及其的大，民學了就知道禮儀，教道行，民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材可興，而治效可得。”但是他也沒想到，這其實也是掉入了洪武皇帝的陷阱了。
小結：
總而言之，朱元璋很順利的將理學重新塑造，並且將其推廣到了全國，他所要散發的就是理學中尊崇君王的那一套，他要絕對的服從，從興儒家、理學到建學校，唯恐“君臣父子”的思想不夠滲透。從表面上看，士大夫們的地位越來越高，明朝的科舉考試萬人空巷，極其難考，人數眾多，人人都想去做官，但是恰恰就掉入了朱元璋的陷阱。而朱元璋在洗腦洗的差不多後，露出來本來“奴化臣子”的面目。
二，加強皇權，奴化臣下是太祖真正的目的
1，奴役強逼士大夫入仕
上文說到，朱元璋重視儒學並不是真正的喜歡儒學，而是為了奴役士大夫而做出來的表象。建國之初，朱元璋召集了一大批儒學的人才，裡面有宋濂、劉基、章溢等儒士入禮賢館，講的很好聽，叫做研究儒學，但是朱元璋徵召這些儒士實在有種“蒐羅”的意味。
在求賢令的最初幾年，朱元璋下令相關部門在民間蒐羅儒學的大家，把他們召集到朝廷裡面，好好的供養了起來，但是他們的自由卻受到了限制，這樣的政策像極了牢籠政策，網羅天下名士，還徵山林遺逸之士十六人共其事，正為牢籠諸賢設耳。
被徵召的名士們真以為自己春天到來，起初天天給朱元璋講究儒家的治國道理，就好像宋濂被朱元璋尊為老師，宋濂一開始也是盡心盡力地教導朱元璋儒家的道理，但是慢慢地朱元璋就反感這些老是對自己指手畫腳，並且動不動就上諫的儒士，這也表現了朱元璋的矛盾心裡，一方面要用到儒士來治國理政，另一方面十分厭惡他們言論批評朝政。
在朱元璋徵召、任用儒士的過程中帶有非常多的強迫色彩，“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科”的創立無疑是加速了朱元璋本來面目的暴露，再到後來儒士們漸漸看透了朱元璋“斷趾不仕”現象的頻頻出現，士大夫們才逐漸認識到儒學造詣高是會逐漸失去自由，成為朱明王朝的奴僕。
2，控制、奴化臣下愈來愈激進
朱元璋在一開始推崇儒學確實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也收穫了很多優秀的士人，但是朱元璋的願望和儒士的理想註定是矛盾的。
劉基認為，治理國家必須要使用儒家傳統的禮樂，宋濂也認為儒家先賢的重要性無可取代，他們都在追求者儒家的治理模式強調的是君臣共治，他們的堅持就惹的朱元璋很不開心，對於朱元璋來說，才不管什麼道統、什麼儒家，他就是要強化君權，於是就用政治來壓迫士大夫的理想，最終的結果就是宋濂被李善長案件連坐而客死他鄉，劉基不得善終。
除了這種分歧之外，朱元璋還有濃厚的控制和制約士大夫的意味。例如在軍權、財權等方面對於士大夫展現了充分的不信任，他經常“自操威柄”，而官員們則很少參與這些方面的決策，可見士大夫扮演的是什麼角色，皇帝集權，士大夫無權，在朱元璋的一句話中可以概括他對於士大夫的態度：
“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這種對待士大夫就好像隨時可以拋棄的貓狗。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這是對洪武皇帝最大的概括，他一邊廢黜宰相，一邊重刑法，但是又興儒學、重視學校，把讀書人看作洪水猛獸，又著重的培養他們，他需要的只是聽話的貓狗，僅此而已。
總結：
在洪武大帝在位時期，士大夫們可以說是失去了自由，在強有力的中央體系中艱難生存，既不能寄情山水，又不能在政治中一展抱負，還要在每天醒來時提心吊膽唯恐飛來橫禍，隨便一頓廷杖伺候就能夠半身不遂。
因此，朱元璋重視著培養儒學人才，就好像我們養的貓貓狗狗，你要聽話才有肉吃，這大大的違背了士大夫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目標，淪為被奴役的工具人，著實是士大夫們的凜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