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近代史的朋友應該知道，中國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國後，就樹立了強國目標。而她要學的國家是誰呢？
不是離中國最近的日本，也不是如日中天的德國，更不是山高水遠的美利堅，而是不遠不近的高盧雄雞——法蘭西。
史料顯示，民國建立之初，中國二代精英中的一部分中青年積極分子，就掀起了了全國規模的留法熱潮。據大致統計，1915年至1920年這五年間，有近兩千名中國有志青年踏上了法蘭西的國土學習。在中國的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造就了無數棟樑人才。譬如孫中山的積極追隨者、後來有著“國民黨四大元老”之稱的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都是當時留法的熱心領路人。
為什麼民國精英認準法國是中國的榜樣呢？
簡單說來，因為法蘭西當時是世界最強大共和國，從1791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創立，矢志不渝，延續到1912，已是第三共和國、主宰世界新秩序的大國。而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國的鄰國日本，學的是世界當時第一軍事強國德意志，而革除皇帝的中國，體制與法國相同，當然要學最強共和國法蘭西了。
中國和法國，不僅政治體制相同，而且還具有相近的經濟基礎和傳統，同樣具有小農經濟基礎和革命傳統。如果真的效“法”，中國的前景可能不可限量，假以時日，三十年五十年，“東方法蘭西”超過“東方德意志”日本，也並非不可能。
此時，人們把希望凝聚在一個人身上。他就是取代孫中山、執掌新生民國的袁世凱。其時這個劣跡斑斑的舊官僚，忽地成了“世紀偉人”，而甲午前線臨陣脫逃、出賣維新黨的那些有虧大節，隨著他附和共和、逼清退位的一美“壯舉”，全部遮了過去。
在成功就任民國正式大總統後，袁世凱的威望達到頂峰。如果袁世凱順應民意和世界潮流，把共和之路走好，一個東方法蘭西冉冉而起，與東方德意志並立潮頭，並非不可能。
當時內外局面要好很多，日本還沒有全面侵華，內部也不存在軍閥外的敵對勢力，統一阻力要小得多。袁世凱至少能領導、維持表面上統一的中國。
經濟形勢也不錯，中央政府可以省下內戰大筆開銷，把國家財政保持在一個較好水平上。
當時人們公認，袁世凱當政時期相對較好的情況，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莫理循說，“形勢本來很好，這個國家自行維持得相當成功，它的財政義務都已履行。”
沒有風起雲湧的內部革命，即便後來日本想插手也無法下手。
袁世凱的重要顧問汪鳳瀛在《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一文中說，那時民眾相信袁，視反對袁的人為“亂賊”。 可見，如果袁世凱走正道，奉行共和，打造東方法蘭西，假以時日超越日本，也並非完全不可能。
但，那一切都是如果。
萬分遺憾的是，接下來的袁世凱發佈兩項政令、幹了兩件事，使民國效“法”未果、“亞洲法蘭西”徒有虛名，反讓“東方德意志”日本平添了新恥辱。
第一項復古令。對內殺政敵，武力掃蕩反對派，祭孔招舊魂，復帝制。瘋狂開啟歷史捯車。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撕去總統外衣，正式宣佈自己要當名副其實的古式中國最大官——皇帝。這一天，他改國號“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自稱皇帝，建元“洪憲”，袁大總統就此變成了“洪憲大帝”。
第二項是締約令。對日稱臣，締結二十一條。
就在袁世凱忙著修憲、綢繆稱帝的當口，時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拋來一個見面禮。共計五號二十一條。最狠的共有七條，包括:要求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中國向日本採購一半以上的軍械;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間各鐵路的建築權讓與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開礦、建築海港、船廠及築路的優先權;日本人在中國有傳教之權，日本人經營的醫院、寺廟及學校，在內地有土地所有權;等等。這幾乎是要把中國變成日本的附屬國，與當時朝鮮的地位相同了。
為什麼大隈重信要在這個時候亮出這個條約呢？因為袁世凱有求於他。
大隈重信，近代日本一流精英中的代表人物。不僅是個出色的政治家，而且是日本教父般人物，是日本工業化奠基人，可謂日本工業之父。
大隈重信對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也是忌憚的，因而從一開始便警告袁世凱這是秘密條約，必須從速商定，不得外洩。倘若中國不答應，日本文武全備了。
袁世凱是個耍流氓高手，簽約撈便宜，然後毀約賴賬不吃虧，就是他“猿猴智慧”。首先他採取拖延戰術，一拖便是四個月過去。日本人見在談判桌上無法取得進展，開始態度強硬、步步緊逼。
如果袁世凱不籤二十一條，無非面臨兩個後果：
一是日本政府扶持孫中山取代他。二是中日提前二十年爆發全面戰爭。
這兩大後果，袁世凱肯定都非常懼怕。那麼，他之懼為國家民族之慮麼？
不！他是為自己的位子。
據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記載：1915年，中日兩國談判“二十一條”期間，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對威脅之外，亦不斷利誘，表示：“改共和為帝制，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袁大總統可以放心進行。”不能否認，這對袁世凱頗具誘惑力。以為簽下21條，就可以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稱帝的支持。
賣國是小，稱帝事大。1915年5月9日，中日雙方代表正式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即“二十一條”。據當事人曹汝霖後來的回憶說:心感淒涼，有一種親遞降表的感覺。
有人為袁世凱背書，稱帝也賦予新意。稱袁世凱改元“洪憲”，即弘揚憲法之意。而根據袁世凱上臺之後的種種集權倒退之舉，如何站得住腳？這種犯賤理論，當世人都恐不能同意。還有稱“袁世凱一生痛恨日本”，“採取各種辦法拖延，迫使日本兩次提出修正案”，果真如此嗎？
袁世凱不喜歡日本人，這大概沒有什麼疑問。但他的策略不過是繼承了李鴻章的以夷制夷的老生常談，利用列強們矛盾作為牽制，並沒有從內政圖強上找到出路。
還有為袁開脫的人，拿出來孫中山也與日籤密約說事。而孫中山《日中盟約》真相卻是：“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不久，孫中山即作書給日本政府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優惠條件以爭取“日援”，來推翻袁世凱政權。平心而論，孫之“盟約”只提出原則性之合作，而二十一條全部具體細則，袁不欲賣國而做辱國求榮之實，孫既未辱國更無利己求榮之心，故二者豈可同日而語。
孫中山，政治家，志士也。而袁世凱，官僚，痞子也。一是為救國求外援之力，另一個是為私利賣國。孫中山是偉人不是完人聖人，為了實現政治信念，有時也會施些委屈求全之權宜之計。而袁世凱治下的中國，共和旗幟倒了，只剩下陳詞濫調的孔教與民族主義。指望袁世凱這樣的人，打造“東方法蘭西”、把中國帶到世界強國行列，只能是痴人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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