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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价格体系的三大作用，分别是传递稀缺信息，指导人们生产和寻找替代方案，以及做出奖励和惩罚。很多人都无法接受，价格体系让做得对的人变得有钱。他们总是在问：“穷人怎么办？”他们总是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但是有钱人如果不能享有更多的资源，那人们为什么要争当有钱人呢？正是因为价格体系的惩罚和奖励，可以让那些做的对的人得到奖赏，进而带来了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所以我们说分饼的规则决定了饼最终可以做多大。
尽管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从效率的角度考虑，这就是最合理安排。
今天我们接着上期节目的讨论，继续聊聊价格体系的相关问题。
凡是竞争，必有成本
我们已经知道，稀缺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在面对的最基本的事实，整个经济学大厦都是建立在这个客观事实之上。既然稀缺，东西不够，那我们是怎么来分配资源呢？只有一片面包，大家都想要，谁应该得到？
人类社会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最常用的一个办法是暴力，谁胳膊粗，拳头大就给谁。
还可以比拼智力，谁智力高面包就给谁，这比暴力文明了许多。
再有可以论资排辈，按年龄大小来，长时间以来我们中国都是血缘社会，“爱有差等、礼有尊卑”，长幼有序是一种公认的界定产权的规则。
我们还可以按社会地位来分配，比方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火车卧铺那就是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坐的。
另外，还可以随机分配，比如说摇号完全随机，或者排队，先到先得。
还有一种很多人都接受的，按需分配，当年福利分房，很多单位就看谁更需要，那些夫妻分居2两年的就不如分居10年的需要。
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按出价高低，价高者得的方式来分配。
这些林林种种的分配方式，那种更好呢？身强力壮的人当然觉得暴力挺好；学霸当然觉得考试最公平；根正苗红的人会说按出身最好；而有钱人也觉得按出价高低最公平。
只要有稀缺，需要竞争分配，就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这是铁定的事实，没法回避。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无论使用哪一种竞争规则，人们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掉人们的时间与精力。凡是竞争，必有成本。
如果暴力是竞争标准，那练武本身就是成本，如果教育水平是竞争标准，考试学习就是成本，如果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那就增加了攀龙附凤的成本，如果先到先得，那就浪费了时间的成本，如果按需分配，那就让人们装穷比惨，就算是随机分配，也会让参与摇号的人越来越多，资源很大概率落到那些根本就不需要的人手上。
再强调一次，凡是竞争，必有成本，可是用以上的方法竞争所带来的成本，其他人是很难从中得益的。
练武，别人不能从我们多出来的肌肉上得到好处，排队，别人不能从我们浪费的时间中得到好处，攀附权贵，造成的也是无畏的资源耗散。在所有的竞争方式里，只有按出价高低来竞争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因为为了赚钱，每个人就需要提供别人需要的商品或者服务，每个人也都从竞争过程当中获利。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出价高度并不比其他的分配方式更公平，但是从效率和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从竞争带来的无畏损耗的角度来看，它是最好的竞争手段。
看看我们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今天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基本上都是以只认钱不认人的方式，以出价高低的方式来分配的，社会竞争规则的转变，才造就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巨大变化。
短缺与过剩
接下来，我们聊聊价格管制的问题。我们经常都听说某个商品短缺，或者过剩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稀缺是我们面临的客观事实，好东西永远不够，但是短缺的出现是因为价格受到了抑制，人们只花钱买不到了，需要用其他的方式展开竞争。
比方说出租车短缺了，花钱打不到，还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比方说春节期间的火车票，花钱买不到，要找黄牛党才行。计划经济时代，有钱买不到东西，还要用粮票、布票才行。当时短缺经济，什么都不够，人们都需要采用价格以外的竞争方式。比方说苏联，人们非常习惯排队，只要看见队伍人们就上去排，时间不值钱，排队买到的商品才值钱。
为什么排队分配产品的国家会这么穷？刚才说的，排队花费的时间和经历白白的浪费掉了，不能为其他人带来任何的好处，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总财富。
前几年，北京打不到车，但当时北京有6万辆出租车，打不到车的原因其实是限制价格，导致顾客需要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
而与此同时，北京的总统套房数量不超过60套，可从没听说过总统套房短缺的，人们难道不知道总统套房好吗？当然不是，而是他是自由定价，根据价格进行分配，供需平衡，没就不会出现短缺。
所以我们从来没听说过LV的包短缺，香奈儿的香水短缺，保时捷的汽车短缺。
短缺不是供给不足，而是价格被抑制，同样的商品过剩，不是因为供给太多，而是因为价格被人为的抬高，以至于卖家要搭配其他的竞争手段和服务才能把商品给卖出去。
比方说政府为了扶持农业，拔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这直接导致了农产品过剩。价格太高，不能顺利卖出去，农民只能展开竞争，拿到政府收购政策的农民才能赚到钱。
稀缺是永恒的，而短缺和过剩则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价格过低，人们只有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争夺商品，这时就短缺；价格过高，卖家就要采用价格以外的方式才能把商品卖出去，这时就过剩。
凡是政策，必有对策
价格管制必然会带来资源价值的耗散。比方说一间公寓的租金市场价是100元，政府价格管制，只能租60元，房子最终只会落到那些使用价值只有60元的人手上，原本应该实现的40元的价值白白的耗散掉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凡是政策，必有对策。
我们可以想象价格管制下的房东会怎么做？首先他会纵容一下自己的偏好，比方说挑租客，反正因为价格低，要租我房子的人都从这里排到法国了。那我就得好好挑挑，有小孩的，不租，养狗的不租，男的，不租。
房东还可能使用捆绑销售的方法绕开政策，60块钱的房子租给你了，但是我要搭配一把40块钱的门钥匙。
有的老板是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他的员工，房子租金不能违反管制政策，那另外的40块钱就从员工工资里扣除吧，既然能享受低租金的宿舍，那工资少一点好像也是说得过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管制越严重，资源价值的耗散也就越大，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管制的积极性也越大，政府的政策也就越难执行。人们采用的对策越迂回，其中白白浪费掉的竞争成本也就越大。
春运车票价格太低
经济学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它难就难在需要一刻不忘的去使用它，难在把自己的利益和情绪从中抽离出来，客观的评价周围的事物。
比方说春运期间火车票应不应该涨价，就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我们是否养成了稳定经济学思维品质的问题，
如果我们指着需求曲线说，价格可以有效的缓解高峰期的问题，一定不会有人反对，但是当我们面对春运火车票的时候，人们的感性一下就占据主导地位了，找出了很多理由认为火车票不该涨价。
他们说回家过年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所用，这确实是一种鸵鸟心态。谈学费的时候，说教育不是商品，结果出现了学区房这样的怪现象。谈药费的时候，说健康不是商品，结果是看病难，排长队。而社区医院又冷冷清清。现在谈旅费，又说回家过年不是商品。这只会让我们自己脱离现实，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还有人说回家过年是刚需，提价也不会降低人们返乡的欲望。上期节目中我们就说，需求曲线永远向下倾斜，价格上涨一定弱化需求。现在每年都能回家过年，最大的原因不是我们历来如此，而是因为交通成本下降了。倒退几十年中国人背井离乡也很少能回得去。包括现在的海外留学生，因为高昂的飞机旅费，也不是所有学生都有条件回家过年的。
有人责怪说是黄牛党抄高了火车票的价格，如果黄牛党真的可以把自己想赚的钱的全部都加到票价上，那他为什么不再加高一些呢？我们懂得了价格理论之后就明白，之所以会出现黄牛党，是因为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通过价格以外的方式竞争，比如说排队。但是排队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是社会资源的无谓耗散，有人为了节省自己的时间，就从黄牛党那里直接用钱买回排队的时间。所以黄牛党反而是为减少资源耗散做了贡献。最终依然没有避开用钱来买火车票，只是使用钱的方式更加迂回了而已。
还有人认为火车票不能涨价是因为照顾穷人，但是稀缺是客观存在的，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件商品在价格足够低的时候它就是必需品，当他价格足够高的时候它就是奢侈品，春运时的火车票就是奢侈品。如果一个农民工付不起涨价后的火车票，那完全应该避开与别人竞争。选择早几天返乡，再推迟返工，错开高峰期。
无论是排队，让人们找黄牛，还是打电话，网络订购，衍生出了电话追拨器和网络刷票软件，都一直在告诉我们，经济规律始终在显灵，只要价格竞争方式受到抑制，我们一样还是要采用其他的方式竞争，而这些非价格方式带来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所以薛兆丰主张涨价，涨价幅度是春运恢复到正常的秩序为止，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人们不再通过排队之类的方式争夺车票，而是都凭借劳动所得，购买充分提价后的火车票。
春运火车票限价，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尾巴，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其他比回家过年更加基本的必须品，包括水、电、粮食和药物全部都实施和火车票一样的价格管制，那我们的生活是进步还是倒退？今天随着高铁和动车的普及，他们的票价从一开始就订的足够高，春运的问题可能也会逐渐消失。
价格管制的历史启示
关于价格管制，二战后的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能给我们不少的启示。
话说二战结束后，盟军接管德国实施价格管制，因为当时物资非常的稀缺，大家都认为，如果放开，价格就会飞涨，人们肯定受不了。当时的情况是：物资匮乏，恶性通胀和价格管制。德国马克贬值严重，人们重回物物交换，拿自己仅剩的一点财物走几十里地去换一点点粮食的情况比比皆是。
这时德国财政部长艾哈德上台，他是哈耶克理论的信徒，相信价格的作用，于是着手改革，一边紧抓货币，他用新的德国马克取代之前的货币，并且不再乱发，让货币重新坚挺。
另一边放开价格，他跑到电台里宣布，全国范围内彻底解除物价管制。一夜之间，十多年都没有出现的商品重新回到了橱窗里，人们停止囤积，开始交易，同时也开始了生产和供货，德国的经济就这样滚动了起来。
很多人觉得德国的战后复苏是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功劳，可实际上这是市场经济的力量。
我们中国过去实施计划经济，人们争夺商品主要凭票。1988年我们进行了一次物价改革，要取消所有的票据，称为价格闯关。我们在之前解读《激荡三十年》的系列节目中介绍过。
1988年4月，物价闯关开始向全国推行，各地的物价如脱缰野马，很快就呈现出了全面失控的趋势。到了这年冬天，全国物价都乱掉了，年底“物价闯关”被迫停止。这是改革史上罕见的由中央发动在半年之内就宣告失败的一次改革。
虽然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年，可是积累还远远不够，企业还是传统的国有企业，价格放开之后，稀缺的信号确实释放出来了，可是企业所有制的原因让国企对市场信号没有产生应有的反映。
价格管制是不对的，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解除价格管制，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就要复杂的多得多。
经济学思维看房价
接下来，我们在运用之前学习到的经济学知识，想想看房价上涨好不好？
有人认为，房价应该要被抑制，而且政府也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出台了不少的限购政策。
也有人认为，房价不能跌，因为很多人都把自己全部的身家拿出来贷款买房，如果房价跌了影响巨大。
对房价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导致房价上涨的因素分别都是什么，然后进一步让那些改善我们生活的因素发挥作用，同时克服负面的因素，让房价可以反应人们对房屋的真实需求。
房价一直上涨的最重要原因其实是城市化，是人口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城市抬高了房价。相比于其他地方，大城市有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条件，人们在这里所付的房价不仅仅购买了一套房子，还为这里的一切便利付了费，所以它当然就是昂贵的。
大城市也确实有很多的城市病，拥堵，空气质量差。但是人们依然愿意留在这里，是因为这里能提供能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青年去大城市打拼的人，多年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童年时的伙伴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而他们自己因为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展，拥有完全不同的机遇，彼此的人生轨迹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大城市里，一个钢琴老师的收入不一定比一个修车师傅的工资高。谁赚多的赚的少，并不是职业的贵贱之分，而是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是非要有天大的本事才能在大城市生存，而是我自己的本事能不能够与别人相匹配，能不能够相互服务。
大城市人口聚集是一个大局势，像是美国整个国家的GDP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那十几个知名的大城市，像是纽约、洛杉矶、西雅图、华盛顿等等，即便是除了这些大城市以外的地方都不生产，整个国家的GDP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这就是美国多年城市化人口聚集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大城市对于房屋的需求还在增长，这也是房价上涨的正面因素。
那使得房价上涨的负面因素呢？比方说交易还不够灵活，小产权房没有进入正常的交流通道，规划部门对于房屋容积率的限制等等。
我们分清楚了房价上涨的正面和负面因素，才能对症下药。
为了抑制房价，很多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限购。
但凡有政策，必有对策。
限制一个家庭只能买一套房，那人们就可能假离婚；如果每个人只能买一套房，那人们可能买一个面积很大的房子，然后把它隔成两套；如果限制面积不能超过100平米，那有人会把房子的空间建高一些，之后隔成两层……
还有人觉得房屋的空置率很高，所以我们应该收税，谁的房子空置了，就惩罚谁，看谁还敢囤积房子。
但是我们怎么把政策执行下去呢？如果说我有两套50平米的房子，自己住一套，那另一套空置。但如果我只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我一个人住，算不算一半都空置了呢？有两个洗手间，只有一个经常用，那另一个算是空置吗？能对此收税吗？
如果政府这真的要对我空着的50平米的房子收税，那怎么证明房子空置呢？是看水电表吗？那我可以雇人定期去放水用电。这无非就在社会上平添了一种服务，专门帮人想遛狗一样的遛房子，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
还有人说，我们应该打击那些炒房的，房价就是被那些炒房的人给抬高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使用需求和投资需求分开。把好的地段拿出来，给有实际需求的人住，把偏一些的房子拿出来供喜欢炒房的人投资。这可以做到吗？
如果这样的方法都可以的话，那政府就应该往天上一指，说让喜欢炒房的人去月亮上炒吧。把需求和投资对立起来显然是不合理的，投资价值从来都是以实际需求为基础的，没有需求自然也就不存在投资了。
总结
我们通过之前的四期节目，一起学习了经济学中四个重要的概念分别是：稀缺、成本、需求和价格。
回顾之前的内容，薛兆丰为我们总结了四句话：凡是选择必有歧视，凡是争夺必有妥协，凡是竞争必有成本，凡是政策必有对策。
凡是选择必有歧视：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稀缺为基本事实的世界中，必然每时每刻都面临比较与权衡，有选择就有区别对待，区别对待就是歧视。在经济学里面，歧视是一个中性词。每个人的偏好与个人品味都会造成歧视，可但凡歧视必有代价，在市场竞争环境之下，那些不必要歧视会被压缩到最少。
凡有争夺必有妥协：理解科斯定律，世界上所有的伤害其实都是双向的，是相互的，都是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谁能够把资源使用的更好，在交易费用足够低的情况下资源就会归谁使用。在生活中的运用，我们要记得只讲数不讲理，讲理的话谁都有理，我们需要的是找一个让双方都能受益的平衡点，最终解决问题。
需求和供给没有本质的区别，价格足够低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需求者，而价格足够高，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供给者，这也是凡有争夺必有妥协的一个体现。
凡是竞争必有成本：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竞争方式，排队、找关系、论资排辈、比需求、随机摇号等等，以及使用货币这些方式都是竞争，所有竞争都将带来成本。而从效率和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考虑，只有货币竞争所付出的成本是能让所有人都受益的。
当初我们介绍过一起马粪案，我们知道确定和维护一堆马粪归谁也是需要成本的，一个社会如果维权的成本过高，那占有资源本身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就会被抵消，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则，而这些规则都要能使维权和确权的成本降到最低。
我们不难看到，公平的背后从来都是效率的考量。
凡有政策必有对策：人是有主观能动性，我们总以为，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但是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太简单了。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好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会带来坏的结果，而那些自私自利的人也可以做出对社会有利的事情，经济学所关心的就是这些事与愿违的事情。
我们在讨论价格管制的时候，一次一次都在强化，凡有政策必有对策这个概念。政府执行价格管制的力度越强，人们采取的应对方式越迂回，社会所蒙受的无谓损失反而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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