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凡歧视必得付代价
一般人认为，歧视别人就是欺负别人，被歧视就是被欺负，歧视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单向行为。
第一个对这种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贝克尔在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中说，歧视别人的人，自己也得付出代价。
贝克尔的老师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第一次看到这篇论文时，心里也不高兴，因为弗里德曼是犹太人，以前也受过别人的歧视。说歧视别人的人自己也得付出代价，好像有点替这些人辩护的意思。当然，弗里德曼很聪明，很快就转变了思路。
歧视的起源
歧视，即区别对待，有两个最根本的起源。
第一是偏好。例如，有人喜欢王菲的歌，就会花钱买王菲的唱片，而不会买其他歌手的唱片；很多人喜欢去影院看电影，就会花钱买电影票，而不会买话剧票。
第二是信息不对称。假设房间里忽然跳出一只老虎，我们会怎么做？会赶紧跑！因为老虎会吃人。如果有人跟我们说：“先别跑，这只老虎不一样，它不吃人。”我们肯定会说：“我怎么知道它吃不吃人，我还是先跑为上。”
有人评论道：“你这是歧视，你是以对一般老胡的印象来判断这只具体的老胡，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了解这只老虎。”我们会说：“我了解不起，时间太紧，风险太高。”
这个故事是说，人们经常以偏概全做判断，那是不得已，因为信息费用很高。以偏概全做判断当然会发生错误，但是跟人们要付出的成本相比，还是值得的。
对人歧视越多，自己代价越大
经常有人说，美国人怎么样、日本人怎么样、韩国人怎么样。这都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视角，这种视角是一种歧视。但了解陌生人是有成本的，以偏概全（歧视）能让我们以最低的成本获取一些初步的印象。
当然，以偏概全是要付出代价的。例如，马云早年到处找投资人，如果我们是投资人，觉得他太夸夸其谈了，没把钱投给他，那现在可能会非常后悔。错误的歧视，有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
顺着这个思路去向，我们会明白歧视造成的后果越严重，人们就越有积极性去减少歧视。如果歧视带来的后果不太严重，人们就会很随便地歧视别人。
我从小在广东长大，那时候，在广东人眼里，所有的人就分三种：广东人；广东以北的所有人，我们称之为北方人；中国人以外的，我们称之为外国人或者鬼佬。
那时候，我们一般只和广东本地人打交道，很少和北方人、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即使歧视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我们还能得到一些自我满足。
后来我到了美国，在一个班里，有中国人，有美国人，有白人，有黑人。这时要组成学习小组，如果我还坚持小时候歧视的习惯，不是广东人就不跟他交往，不跟他组成学习小组，那我的学业恐怕就会大打折扣了。
当我们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时，就会纵容自己歧视的习惯；当我们要付出很高代价时，就会节制自己歧视的习惯。
市场竞争让人心胸宽广
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繁华的大都市纽约，另外一个是德克萨斯州的偏远小镇。这两个地方，哪个地方的歧视更严重？当然是偏远小镇歧视更严重。
因为在偏远的小镇，居民的同质性强，歧视外人不会有多大损失，而在纽约这样的多种族聚集的地方，如果歧视别人，就得蒙受巨大的损失。并不是人生下来就心胸宽广，人们不歧视别人的心态，是在竞争当中慢慢习得的。
同样的道理，在不同机构里，歧视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如果一个男人身上文着文身，戴着鼻环，梳着小辫儿，那么他在国有企业里受到的歧视严重，还是在私营企业里受到的歧视严重？
在国有企业里，竞争压力较小，招聘部门就有更大的主动权去歧视特立独行的人；相比之下，在私营企业里，竞争压力较大，雇主如果以貌取人，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他们会更看重雇员的实际工作能力，而忽略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偏好。在这样的机构里，歧视现象就比较少。
如果你是一名少数派——不管是在宗教信仰上、卫生习惯上、性别取向上，还是在政治观点上——当你遇到了唯利是图、只想多挣钱的雇主时，那恭喜你，他会是你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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