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公报》样张
《大公报》是一份百年老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至今仍在香港发行，是迄今为止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创办之初，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侮，这样剧烈的社会变迁，赋予了《大公报》报人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危难感、焦虑感和使命感，使《大公报》形成了爱国传统、“大”“公”特色和创新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大公报》秉承了这一传统和原则，走在新闻界抗战的最前线。
《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
1931 年 9 月 18 号晚上，日本关东军埋设炸弹，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军以此为借口炮击沈阳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关东军全军出动，对东北发起全面入侵。
最早报道九一八日军进攻的消息
在 9 月 18 日下午，远在天津的《大公报》记者汪松年注意到了日军的不寻常动向。他从铁路局获悉“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便直接守候在铁路局。《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指示报社的王芸生、徐铸成守候在编辑部，随时接听汪的电话。
《大公报》的重要人物——张季鸾和王芸生
19日凌晨一时，铁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在柳条湖（距沈阳城三十公里）开火了。汪马上给编辑部打电话，口述了一条简短的消息。这时，《大公报》19 日的要闻版已经截稿、拍好版面，张季鸾立刻决定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条消息，并为这条消息写了标题——《最后消息》。
《最后消息》的版面位置和具体内容
《最后消息》这样写道：
今晨四时消息，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云。
事发突然，日军进攻沈阳和长春在19日凌晨。由于日军事前做好了周密的进攻计划，因而进攻开始后，马上切断了关内和关外的一切交通线。当时通讯条件落后，其他报刊均没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这条消息，国内各大报纸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一般都发表在20日的报纸上。因此《大公报》抢到了最具时效的新闻，成为报道“九一八事变”最早的报刊。
日军进攻，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也令有识之士认识到发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侵略者的重要性。《大公报》的编辑们拿起了手中的纸笔和油印机，开始走上新闻界抗战的最前线。
组织记者团，赴事变前线报道战况
《大公报》对于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一一如实报道。在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大公报》联合平津各大报馆，牵头组建了专门赶赴东北前线报道的“
赴辽记者团”，除中国各汉语报纸之外，还有英文的《京津时报》《华北明星报》等编辑记者一同前往，《京津时报》报系主编奈尔氏亲自沿途报道情况，更同时号召报界同仁施加舆论压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9月22日，中外记者团回到天津陆续刊发了几十篇报道。如《记者团归津，在沈半日目观惨淡光景》，详细叙述了在日军沈阳等地由出行记者团亲眼所见的日军累累暴行。《安东快信》一文则详细叙述了东北安东（今辽宁延边、丹东）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经过。
记者团报道
“明耻教战”，向民众普及日军侵略史和军事知识
《大公报》编辑们深感事关重大，中日之间大规模的战争，迟早要发生。因此，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商议了一段时间内的报道策略，即“明耻教战”。所谓“明耻”，就是要王芸生编写自1871年至1931年间的中日两国关系史，取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大公报》上连载，让读者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由来。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
所谓“教战”，就是请汪松年协助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在《大公报》上主编《军事周刊》。蒋百里当时正在上海，对于在天津编辑的《大公报》，在编务往来方面确实存在不少实际困难。这个困难的解决，主要靠记者汪松年从中串联、联络和协调。从办《军事周刊》的大致思路到作者的确定，从篇目内容的取舍到稿件的审阅，从稿件的寄送到编辑、校对，都是汪松年的事。1932年1月8日，《军事周刊》如期出现在《大公报》上。
蒋百里
《军事周刊》的文章大致可分为4类，有军事装备介绍、战略战法探讨、国防动员、军事历史与制度。涉及面很广，有战略方面的，战术方面的，有兵器研究方面的，有战时病疫防治、战地食料、防化防空知识等；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介绍国外的军事情况，主要是美国、苏联和西欧主要强国的军事、国防情况和经验。
军备知识类、技术类以及国防动员等内容为主要题材的文章，体现出“文以致用”的鲜明特征；让民众具备军事常识，对于己方和彼方的情况有更真实的了解，从而增强己方抗战必胜的信心，成为办刊者的初衷。
刊发社评文章，做反击日军的舆论阵地
《大公报》刊发了大量社评，反驳日本侵略者的反诬中国的行径。试举两例。第一份是9月30日，《大公报》刊载社评《愿日本国民反省》，“吾人今愿日本国民清夜一思”。
从损失的角度，《大公报》认为虽然日军入侵东北的行动在造成中国巨大损失，但是日本因此自身遭受的损失也不可计量，日本以为此番要根本解决满蒙，要长期保障占领，只能是一意孤行、一错到底。
从外交的角度，《大公报》认为将会增进中国与欧美苏联等国的外交感情“代欧美各国在华增长多少感情信用？代苏联巩固多少利益？苟于此点，深思熟考，当可吾其精神上损失之如何巨大。”同时，也将会使自己在国际上完全被孤立。“夫事发以来，世界舆论，无有以日本举动为是者，国联之劝告，美国之觉书，苏联之异词，虽无不 X 和立言，要无一同情日本。”并且指出“政治外交家多年努力所造成之国际良好空气，使世界人士渐信日本已脱离极端的军国主义者，经此数日之横冲直撞，已将过去成绩，破坏不少，既失同情，复招嫉忌，此已为以一种损失矣，然犹不止此”。
这样的宣传方式，表面上是对于日本民众的劝告，实际上是对内向全国军民展示我方的正义性，坚定民众抗战的决心，对外是针对在华的第三国民众，客观讲述到底谁是始作俑者，争取他们的支持，以此来影响他们的国家。
刊登图片新闻栏目，创新报道形式
图片的传播效果之一就是直观。在“九一八”期间，《大公报》 在其第四版开辟出新栏目图片新闻，将在沦陷区拍摄到的图片毫无保留的刊出，并且附带简要的介绍文字。这些照片，不需要任何的文字解释与旁白，就能马上给予受众强烈的视觉上的感官刺激，能让受众更加直观的了解真实的环境，在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更能使得读者、民众的抗战意识得到觉醒，真正做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更是进一步从精神层面动员民众的重要一环。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刊发“日本投降矣”
《大公报》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它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深重苦难一路走来，在许多重要关头承担了传递消息的重要任务，也成为动员民众抗击侵略者，宣传鼓舞爱国精神的一面旗帜。今日，在香港的《大公报》仍然承担着这样的任务，凭借遍及全球几十个地区的发行范围，它向广大的外国人和华人华侨介绍着今日中国大陆的高速发展；近日以来，更是成为反击香港暴乱分子的重要舆论阵地。这些都是《大公报》“无私之为大，忘己之为公”精神的最好传承。
今日香港轩尼诗道上的《大公报》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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