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闻人吴鼎昌有三大“理想”：办银行、办报、当官，还别说，这三样干得还都不错。
吴鼎昌，字达铨，也有人说是“达诠”的，因为前一个是“金”字旁，后一个是“言”字旁，“金”者银行，“言”者报纸，两个他还都占了。
吴鼎昌的字究竟是“达诠”还是“达铨”，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吴鼎昌自己倒说过：“我并不缺金，我是要立言。”他还真是说到做到。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吴鼎昌在银行业做得顺风顺水，于是便打起了做报纸的主意。
1924年，吴鼎昌找到当年在日本留学的老友张季鸾、胡政之，提议办一张日报、一份周刊，并办一家通讯社。
但是，张季鸾因为所在《中华新报》随后很快倒闭，张本人也随即北上出任陇海铁路会办而无暇办报，吴鼎昌的提议只好暂时搁置。
次年，胡政之所办的国闻通讯社与《国闻周报》陷入困境，吴鼎昌答应每月出资四百元加以维持，并自告奋勇的为报刊不定期撰稿（以“前溪”笔名发表财经评论文章）。
1926年，因为北伐战争的缘故，张季鸾失去陇海铁路会办之职。这时，正好天津《大公报》停刊，吴鼎昌遂在此邀集胡政之、张季鸾二人，准备接办《大公报》。
《大公报》是近代中国的老牌报纸，1902年由英敛之、王郅隆创刊于天津法租界。之后二十余年中，《大公报》刊发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在华北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力。
然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随着首席记者胡政之的辞职，加上大股东王郅隆的去世，《大公报》在资金等方面开始发生严重困难，运营上难以为继。
为了挽救《大公报》、也为了在舆论场上做出一番业绩，吴鼎昌于当年9月约集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由此，《大公报》也由英敛之、王郅隆时代进入了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的新“三驾马车”时代。
重组后，由吴鼎昌担任《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出任总经理兼副总编，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当然，文人办报，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资金。如这次重组的“新记公司”，主要是靠吴鼎昌一人出资5万元，胡、张二人主要还是凭资历、智力和劳务出资。
不过，吴鼎昌对此倒并不计较，事实上，他对于报业也只是兴趣而无精力，报社的日常经营，主要还是依靠张季鸾与胡政之二人。
当然，作为一个成功的银行家（商人），吴鼎昌办《大公报》除了有争取舆论发声权的考虑外，他还有另一番考量，那就是对信息的重视。
如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主营业务集中于北方区域的吴鼎昌对南方革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
当然，南方革命政府在苏联人的鼓动下提出“反帝”、“打倒列强”并宣布不承认历届政府与各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由此，外国股票和债券的行市也受到极大影响。
为此，吴鼎昌正好利用自己旗下《大公报》并派记者徐铸成以新闻采访名义前往广州打探消息。临行前，吴鼎昌特别交代，要尤其注意广州方面对北洋政府各种公债的态度。
之后，徐铸成在广州多方打听，最终得悉广州方面将继续承认旧有公债有效。于是，徐便遂以之前约好的暗语“母病愈，即出院”向吴鼎昌“报平安”。
吴鼎昌得此消息，随后便大胆购进大量袁世凯时期发行的善后借款公债（以关、盐两税为担保，由汇丰银行发放利息）。后来，这一债券果然一直上涨，盐业银行大大发了一笔。
事实上，吴鼎昌利用信息赚钱还不是仅此一例。
1933年，在何应钦与日方秘密签订《塘沽协定》前，吴鼎昌又凭借与军政各界人物的多重关系而得知战事将停，其立即电告盐业银行津沪分行购进大批公债。
之后，公债行情果然看涨，盐业银行再次斩获颇丰。
以此而论，吴鼎昌虽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报业，但究其本质，恐怕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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