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摘自《武威文物精品圖集》
武威，又名涼州，地處祁連山北麓，河西走廊東端，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也是“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黃金節點城市，現轄涼州區、民勤縣、古浪縣、天祝藏族自治縣，總面積32347平方公里，人口182.78萬，居住著漢、藏、土、滿、回、蒙古等38個民族，1986年被國務院命名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和對外開放城市。全市現有各類不可移動文物保護單位1029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58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416處，館藏文物51710件（套）。
武威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據考古發現，早在5000年前這裡就有人類活動，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存。代表中國史前彩陶文化頂峰的馬家窯文化的馬家窯、半山和馬廠三個類型在武威均有發現，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陶器等器物，各類精美的彩陶則是武威境內馬家窯文化陶器中的典型代表，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以武威皇娘娘臺遺址為代表的齊家文化，是距今約4000年到3400年左右我國黃河流域父系氏族社會文化的代表。出土有石器、玉器、陶器、骨器、銅器等遺物，玉器有石璧、玉璧、玉璜、綠松石珠、粗玉石片，銅器有銅刀、銅錐、銅鑽等，是迄今中國成批出土年代最早的紅銅器。
1923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民勤縣沙井村發現並以此命名的沙井文化，年代在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沙井文化出土的遺物有彩陶、石器、銅器和鐵器等。陶器多單耳罐、筒狀杯和雙肩耳圜底罐。彩陶以紫紅色繪製圖案，紋飾有三角紋、菱形紋、網紋、鳥紋等，紋飾多飾於器物的頸部和肩部，下部基本不繪彩。沙井文化出土的石器有刀、斧等，銅器有銅刀、銅三稜鏃、銅鈴及銅飾件，另出土有金耳環、綠松石和貝殼類裝飾品。銅器中以動物為題材的牌飾和聯珠形飾物，具有明顯的北方系青銅器風格。戰國至西漢初，武威先後是西戎、月氏、匈奴等民族遊牧生活的地方。
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西擊匈奴，佔據河西走廊並設河西四郡，武威正式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武威以彰顯漢王朝“武功軍威”而得名。河西四郡設立後，漢王朝大規模地移民屯田，興修水利，推廣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文化，加上絲綢之路的開通，使包括武威在內的整個河西地區出現了“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班固《漢書·匈奴傳》）的太平繁榮景象。東漢末到西晉時期，儘管中原動盪不安，但據范曄《後漢書·孔奮傳》記載：“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又據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記載：“自漢開河西，姑臧嘗為都會，……然則涼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實秦、隴之襟要矣。”足見武威的繁榮和富饒。據史書記載和出土的文物資料看，漢代武威經濟、文化極為繁榮發達。涼州區磨嘴子漢墓群、旱灘坡漢墓群出土的木雕文物，在古代雕刻藝術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是漢代雕刻藝術的傑作。1959年、1981年先後在磨嘴子漢墓出土的《儀禮簡》《王杖十簡》《王杖詔書令冊簡》，是目前我國所見《儀禮》的最古寫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價值。1972年在旱灘坡漢墓出土的《醫藥簡》，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著作，為我們研究漢代醫學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1969年武威發現雷臺漢墓，更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地下博物館”，出土金、銀、銅、鐵、玉、骨、漆、石、陶器等文物231件(套)。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銅奔馬，它集歷史、科學、藝術價值於一身，是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巔峰之作。從西漢始，伴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武威以其天然的地理位置和“地接四郡境，控三邊衝要”的區位優勢，逐漸成為古代長安以西最大的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河西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亂，生產凋敝，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而武威遠離中原，相對穩定，有“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之說，於是“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和農業生產技術隨之傳入，使武威一躍成為當時全國意義上的三大據點之一。由漢、氐、鮮卑、匈奴等民族在河西先後建立五涼政權，創造了燦爛輝煌的“五涼文化”。武威作為前涼、後涼、南涼、北涼政權的都城，自然而然成就了“五涼文化”的核心地位，而且光耀於世，武威成為當時北中國的文化中心。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稱：“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魏、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後，繼絕扶衰。”五涼在文化、教育、文藝、佛教、音樂、建築等各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成為隋唐文化重要而獨立的源淵之一。
五涼時期，武威遺留下來的文物遺存主要有北涼開鑿的天梯山石窟，它是新疆以東現存最早的佛教石窟之一，即是史傳中提到的“涼州石窟”。其形制來源於龜茲（今新疆庫車）、于闐地區。涼州石窟，對北魏的影響巨大，北魏滅北涼後，“徙涼州民三萬餘家於京師（平城，今山西大同）”，其中包括數千僧人，從此“沙門佛事皆俱東”，為北魏開鑿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提供了技術及人才支持。還有張茂所築的靈鈞臺遺址，張天錫舍宮建寺的宏藏寺遺址（即今武威大雲寺），著名中外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卓錫之所鳩摩羅什寺及舌舍利塔遺址等文化遺存，是五涼時期武威文化繁榮的見證。
隋唐時期，武威重歸中原王朝統治。隋唐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民族融合，中西交通便利。處在中西方文明交流必經之路上的武威進入了第二個高速發展的歷史時期，至盛唐，達到鼎盛。當時的姑臧交通發達，人口眾多，商業繁榮，各國商人和僧侶雲集，胡漢雜處，歌舞昇平，一派繁華氣象。唐初，玄奘西行取經，途經武威，親眼看到，“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新五代史》記載：“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中唐詩人元稹《西涼伎》雲：“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這是對當時姑臧城繁榮昌盛的真實寫照。
唐代武威的知名度很高，涼州詞、涼州樂、涼州伎舞，風靡全國。以“涼州詞”為代表的邊塞詩為詩化的大唐樹立了不朽的豐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唐王翰《涼州詞》）這些傳頌不衰的詩篇，成為千古絕唱。唐代的《涼州曲》，曾經風靡全國。據文獻記載，唐代著名的宮廷樂舞《霓裳羽衣曲》是開元年間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後經唐玄宗改編並製作成歌詞。武威先後發現青嘴喇嘛灣吐谷渾王族慕容氏家族墓、唐上柱國翟舍集墓、趙家磨唐墓等唐代墓葬，出土了金、銀、銅、瓷、木、器、陶器及墓誌銘等珍貴文物。現存的武威大雲寺銅鐘，天梯山石窟第2、3、13窟塑像壁畫，是唐代武威文化藝術的傑出代表。
“安史之亂”後，武威被吐蕃佔領。此後，武威又成為敦煌歸義軍、甘州回鶻、涼州渾末、吐蕃六穀部及党項等各民族互相爭逐的地方。北宋時，西夏攻佔涼州並設立西涼府，武威成為西夏陪都，“大夏開國，涼為輔郡”。西夏時期的武威，因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受到歷代西夏統治者的重視，社會經濟、儒學、佛教得以復興，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存。如聞名中外的西夏碑、涼州區張義鎮小西溝峴遺址、新華鎮亥母寺石窟出土的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經《維摩詰所說經》、古城鎮塔兒灣遺址等，以及出土的西夏文、漢文文籍，西夏文、藏文佛經，藥方，唐卡，瓷器，木板畫等珍貴文物，品類豐富，獨具特色，成為全國保存西夏文化遺存較多的地區之一。
1247年，蒙古西涼王闊端與西藏佛教領袖薩迦班智達在涼州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談”，使西藏從此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為中華民族團結統一，融合發展，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涼州百塔寺，成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地。高昌王碑、西寧王碑、天祝銅犛牛、元青花瓷等珍貴文物遺存，真實地反映了元朝大一統王朝下武威民族融合和經濟文化發展的狀況。
明清時期，隨著大量移民的遷入，農業生產逐步得到恢復，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俗有“隴右學宮之冠”之稱的武威文廟，充分說明了武威明清時期，經濟發展、尊孔崇儒之風盛行的情形。當時州、縣興辦儒學，並普遍設立私學、義學，沿襲唐宋的科舉制度，培養了一大批人才。這一時期，武威遺留下來的各類文物非常豐富，它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發展的重要實物見證。如：明正統年間英宗頒賜涼州大藏經的聖旨和4000餘卷大藏經，明代著名書畫家祝枝山、文徵明的傳世墨寶。清代涼州府共出57名進士，這些進士當中有著名學者，還有封疆大吏，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孫詔、張澍、牛鑑、張美如、潘挹奎、李於楷等，他們多有墨跡留存。
武威莫道是邊城，文物前賢起後生。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給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武威增添了無窮的魅力，體現了“崇文尚德、包容創新”的武威城市精神，是建設文化旅遊名市的豐富資源和不竭動力。
《武威文物精品圖集》它是一部圖文並茂、通俗易懂、學術與鑑賞相結合的精品力作。我們相信，《武威文物精品圖集》的出版發行，對保護武威歷史遺存，延續文明根脈，承載文化靈魂，彰顯城市魅力，提升涼州文化品牌，推動全市文化旅遊產業的深度融合與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武威文物精品圖集欣賞（部分）
武威文物精品圖集
陳曉峰 主編
武威市文體廣電和旅遊局 編
策劃：王先孟
裝幀設計：郭佳美
出版發行：讀者出版社
承製：蘭州大雅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規格：開本965毫米×635毫米 1/8
印張41.5 插頁5 字數191千
版次：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ISBN 978-7-5527-0557-7
定價：398.00元
以上圖文節選自由大雅文化承製的《武威文物精品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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