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體上，古希臘哲學的思想主體是自由的城邦公民，這裡可能包括像蘇格拉底那樣出身寒微的人，也包括像柏拉圖那樣出身名門的人；但是，不論他們之間在出身、門第、血統上存在著多麼大的差異，在典型的古典希臘城邦的環境下，他們都屬於自由公民。但這並不是說，因此古希臘哲學就是平民的哲學、一般大眾的哲學。
因為，正如托克維爾曾經談到的：“一些古代的最民主的共和國所說的人民，同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民不是一個含義。在雅典城邦，全體公民都參加公共事務的管理，但在它的35萬居民中只有2萬人是公民。其餘的人全是奴隸，他們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民和中產階級所做的工作。因此，儘管雅典人實行普選制度，但他們的城邦仍然是一個貴族共和國，只有全體貴族才有平等的參政權。對古羅馬的貴族和庶民之間的鬥爭，也要用這種觀點進行分析，只能把這種鬥爭看成是同一家族的長輩與少輩之間的內訌。實際上，古羅馬的庶民也屬於貴族階級，並具有貴族階級的精神。”（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董果良譯，58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托克維爾關於雅典城邦奴隸數量的說法或許是有爭議的，但是他卻指出了一個重要事實，這就是，古希臘的自由公民實際上都可以被看成貴族，因為在他們自身的等級差別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絕對的他者，這就是奴隸。因此，古希臘哲學在根本上反映的就是作為城邦統治者的希臘城邦公民對世界、對生活的理解，這樣，作為統治者的德性、作為統治者的智慧等就是古希臘哲學討論的基本主題，而一種屬於少數人、高貴者或最優秀者的品質——無論是道德的品質還是思維的品質——才是古希臘哲學著力去建構的思想內容。
由此，古希臘哲學也就自然地會假設一種超越性的思維能力，一種絕對性的知識，它們僅僅屬於極個別的卓越的人，正是這樣的人，他們對整個宇宙真理具有常人所不可企及的洞見能力，這使他們超越了作為凡俗之人的思維與認識的種種侷限，而使他們在精神上、思維上能夠與終極實在達成完全的融合一致。無論在柏拉圖認識四線段中居於最高端的——我們把它翻譯成理智直觀，還是在亞里士多德五種理智德性中居於思維頂點的——我們把它翻譯成理智，都是這樣一種超常的認識能力，並且僅僅屬於少數稟賦優異的人。這樣的人，他們作為賢哲、作為哲學家、作為品行完美的最優秀的人，當然也就理所應當地居於社會的統治地位，是合理、合法、自然意義上的絕對的統治者。但由此，我們就立刻可以看出，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恰恰是由他們自身的那個受侷限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這就是，相對於奴隸，他們是絕對的主權者；相對於奴隸的絕對無權他們的權力是絕對沒有限制的。
正是在古典希臘城邦自由公民相對於奴隸的這種絕對主權的基礎上，一種關於不受限制的認識能力、絕對真理的知識體系、無主體性的哲學才能夠建立起來。因為，在世俗的超越者身上，我們還怎麼能夠談到任何屬於普通人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認識能力的限制呢？但是，“世俗的超越者”中的“世俗”二字卻恰恰揭示出了這種超越者自身所固有的屬於社會歷史的侷限性。
事實上，古希臘哲學關於絕對真理、關於思維與存在的絕對的同一和統一的想法只能是一類特殊人群的想法，這就是關於自身的社會地位擁有無限制的主權意識的那樣一部分特殊人群，而這也就是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尤其是其中那些確實具有貴族地位或貴族意識的人。
因此，古希臘哲學所內含的貴族主義、精英主義的特徵就是我們需要十分注意的。但是，人們卻經常容易忽略它，並且被它俘虜。因為，對於許多古希臘哲學的學習者來說，在古希臘哲學的這種精英主義氣質的思想中進行自我投射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在那樣一種精神的遊弋中覺得自己就是那樣一類精神稟賦卓越、凌駕於芸芸眾生之上的特殊人士，自己的思想飛昇天外而可以睥睨一切，不正是許多自詡智力超常的人最容易產生的精神錯覺嗎？
因此，當我們做出一種本質上是絕對主義的知識斷言時，我們就必須小心警惕。因為，這很可能是我們逾越了自身社會生活的種種具體限制，對我們自身的權力地位做了無限制的拔高和想象的結果。
這樣，自然主義、非歷史主義、先驗主義和精英主義，這就是我們在觀察古希臘哲學時，在對它一般的理性主義思想內容進行學習和思考時，在對其中所深藏的人類智慧表示驚歎時，所需要特別注意的。而在人們通常對古希臘哲學持有尚古的、無批判的崇敬和讚賞態度的情況下，提出古希臘哲學中這些屬於其自身思維的內在的、歷史的侷限性，在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中從這些方面來對它予以特別的觀察，就是無比重要的。它會有助於我們對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思想的理解和認識，這就是現代思想。就此而言，古希臘哲學作為古代世界觀、古代思想的典範，永遠具有無比重要的研究價值。
（摘自聶敏裡《西方思想的起源》，這本書豆瓣評分9.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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