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体上，古希腊哲学的思想主体是自由的城邦公民，这里可能包括像苏格拉底那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包括像柏拉图那样出身名门的人；但是，不论他们之间在出身、门第、血统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典型的古典希腊城邦的环境下，他们都属于自由公民。但这并不是说，因此古希腊哲学就是平民的哲学、一般大众的哲学。
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曾经谈到的：“一些古代的最民主的共和国所说的人民，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不是一个含义。在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但在它的35万居民中只有2万人是公民。其余的人全是奴隶，他们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和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因此，尽管雅典人实行普选制度，但他们的城邦仍然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只有全体贵族才有平等的参政权。对古罗马的贵族和庶民之间的斗争，也要用这种观点进行分析，只能把这种斗争看成是同一家族的长辈与少辈之间的内讧。实际上，古罗马的庶民也属于贵族阶级，并具有贵族阶级的精神。”（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董果良译，5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托克维尔关于雅典城邦奴隶数量的说法或许是有争议的，但是他却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古希腊的自由公民实际上都可以被看成贵族，因为在他们自身的等级差别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绝对的他者，这就是奴隶。因此，古希腊哲学在根本上反映的就是作为城邦统治者的希腊城邦公民对世界、对生活的理解，这样，作为统治者的德性、作为统治者的智慧等就是古希腊哲学讨论的基本主题，而一种属于少数人、高贵者或最优秀者的品质——无论是道德的品质还是思维的品质——才是古希腊哲学着力去建构的思想内容。
由此，古希腊哲学也就自然地会假设一种超越性的思维能力，一种绝对性的知识，它们仅仅属于极个别的卓越的人，正是这样的人，他们对整个宇宙真理具有常人所不可企及的洞见能力，这使他们超越了作为凡俗之人的思维与认识的种种局限，而使他们在精神上、思维上能够与终极实在达成完全的融合一致。无论在柏拉图认识四线段中居于最高端的——我们把它翻译成理智直观，还是在亚里士多德五种理智德性中居于思维顶点的——我们把它翻译成理智，都是这样一种超常的认识能力，并且仅仅属于少数禀赋优异的人。这样的人，他们作为贤哲、作为哲学家、作为品行完美的最优秀的人，当然也就理所应当地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是合理、合法、自然意义上的绝对的统治者。但由此，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恰恰是由他们自身的那个受局限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这就是，相对于奴隶，他们是绝对的主权者；相对于奴隶的绝对无权他们的权力是绝对没有限制的。
正是在古典希腊城邦自由公民相对于奴隶的这种绝对主权的基础上，一种关于不受限制的认识能力、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无主体性的哲学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在世俗的超越者身上，我们还怎么能够谈到任何属于普通人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呢？但是，“世俗的超越者”中的“世俗”二字却恰恰揭示出了这种超越者自身所固有的属于社会历史的局限性。
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关于绝对真理、关于思维与存在的绝对的同一和统一的想法只能是一类特殊人群的想法，这就是关于自身的社会地位拥有无限制的主权意识的那样一部分特殊人群，而这也就是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尤其是其中那些确实具有贵族地位或贵族意识的人。
因此，古希腊哲学所内含的贵族主义、精英主义的特征就是我们需要十分注意的。但是，人们却经常容易忽略它，并且被它俘虏。因为，对于许多古希腊哲学的学习者来说，在古希腊哲学的这种精英主义气质的思想中进行自我投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那样一种精神的游弋中觉得自己就是那样一类精神禀赋卓越、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特殊人士，自己的思想飞升天外而可以睥睨一切，不正是许多自诩智力超常的人最容易产生的精神错觉吗？
因此，当我们做出一种本质上是绝对主义的知识断言时，我们就必须小心警惕。因为，这很可能是我们逾越了自身社会生活的种种具体限制，对我们自身的权力地位做了无限制的拔高和想象的结果。
这样，自然主义、非历史主义、先验主义和精英主义，这就是我们在观察古希腊哲学时，在对它一般的理性主义思想内容进行学习和思考时，在对其中所深藏的人类智慧表示惊叹时，所需要特别注意的。而在人们通常对古希腊哲学持有尚古的、无批判的崇敬和赞赏态度的情况下，提出古希腊哲学中这些属于其自身思维的内在的、历史的局限性，在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中从这些方面来对它予以特别的观察，就是无比重要的。它会有助于我们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是现代思想。就此而言，古希腊哲学作为古代世界观、古代思想的典范，永远具有无比重要的研究价值。
（摘自聂敏里《西方思想的起源》，这本书豆瓣评分9.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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