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與這個民族是同生共死的。
在那些著名中醫的傳記裡，總有這樣的故事：當無名瘟疫暴發，中醫臨危受命——這個“受命”，不一定來自皇帝或是官家，更多的是他們內心的召喚。他們挑起藥擔，帶著弟子，深入疫區。在那些村鎮，他們立灶架鍋，熬藥施救。民眾們端碗喝藥，醫者觀其效果，不斷改進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時因地配製的不同藥方。
所謂“逆行”，是中醫的世代擔當。救人救疫，豈論成敗功過，只謂問心無愧。
自“神農嘗百草”到我們那些歷歷可數的家珍——《傷寒論》《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中醫歷千年護佑著這個民族。世界上，瘟疫與逃亡留下了一座座曾經高度發達的城市，漸漸被荒漠湮沒，而華夏大地上卻沒有因為瘟疫而被廢棄的地方。
西醫對病症講究精準的學理分析，沒有勝算不會出手，它是一門科技，能夠發出“科學的判斷”。也正是這一點讓現代人質疑中醫。和西醫的造影、化驗、超聲波等診斷手段相比，中醫只有“望聞問切”和一套近乎玄乎的說法。
這是中醫的“短板”，“得手”與“失手”都拿不出“人體數據”。而依靠個案經驗的累積很難得到廣義上的認可，因而發展很慢。
至於“庸醫”，其實每個行當中都有優劣之分，但西醫因為有診斷的科技憑證，“誤判”往往能夠得到開脫，而世人對中醫則“人死必究”，故“劣跡”斑斑。
《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
分享到:
閱讀更多 青醫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