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學泰斗,冒死搶救古文物,犀利點評徐悲鴻

商承祚(1902-1991),廣東番禺人,出身書香門第,早年師從羅振玉選研甲骨文字,後編撰了中國第一部比較完備的甲骨文字典。曾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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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在諸多方面成就巨大,集收藏家、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於一身。


八歲痴迷古文字


商家是近現代廣東“書香門第”的代名詞,自商承祚祖父商廷煥開始,一門四代從文,連中兩位進士,商承祚的父親商衍鎏是中國科舉制度的最後一位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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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商承祚


1902年,商衍鎏的第二個兒子降生,他給兒子起名承祚,“祚(zuò)”就是福運久長的意思,商衍鎏希望這位降生在春季的小男孩能夠承續商家數十年來的好運氣。商承祚也確實沒讓長輩失望,在父親的悉心教導下練就了紮實的國學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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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

稻草捆秧父抱子

竹籃裝筍母懷兒


商承祚八歲開始痴迷古文古物,常把早餐錢省下來到地攤上淘寶,甚至到了“連走路都要低頭搜尋古蹟”的地步。商承祚到親戚好友家裡,只要看到牆壁上懸有篆書,即便不識其字,也久久不願離開。到10歲時,他便能翻閱鄰家書架上的《說文解字注》和《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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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時,商承祚師從羅振玉學習古文字和文物鑑賞,把這份“痴迷”轉為“正業”。得到名師的指點,商承祚的學術功力在隨後的三年裡迅猛增長。1923年,商承祚推出了自己的處女作《殷墟文字類編》。此書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完備的甲骨文字典,全書14卷,收字4184個,其中包括重文3394個,甲骨獨體文790個。年及耄耋的羅振玉對於弟子所取的成就頗感欣慰,欣喜後繼有人。王國維也欣然為此書作序,稱“如錫永此書,可以傳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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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冒死搶救古文物


商承祚痴迷古文物,甚至可以說是用生命在考古。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轟炸機長期頻繁在長沙轟炸。為了避免古墓被轟炸搗毀,商承祚不顧戰火蔓延,在長沙停留了一年多,對所看到及鑑定的出土文物進行了詳細的實地調查與逐一記錄,包括那時還不為國際漢學界列入研究重點的楚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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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運·大同篇》


當時,商承祚得到消息:東郊有人挖開了一座古墓。他急忙趕到現場,可為時已晚,完好的文物已被拿走,只剩一些殘片,其中一個泥團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個泥團怎麼會有皺摺?專業的敏感性告訴他這絕非等閒之物,他趕快包好帶回住處。晚上,他在燈下展開這團“泥紙”時大吃一驚,原來這是一種絲織品——帛。帛盛產於周代末年,上面的文字是用漆寫的。由於年代久遠,帛已變得和泥土一樣,其字體古拙難識且非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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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商承祚第一次見到楚帛書,也是他為時半個世紀楚帛書研究的開始。可惜的是,他將楚帛書交朋友鑑定後不知下落,一直到1957年才從日本友人處獲得美國費利爾美術館拍攝的楚帛書全色照片。承續以往的研究,商承祚最終寫定《戰國楚帛書述略》這部楚帛書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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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承祚題《南越木刻齋圖》

廣東省博物館藏


慧眼識得猴王硯


商承祚還喜愛收藏,收集了不少古物。


1951年秋冬,商承祚在廣州文德路的文物商店花了160萬(舊幣摺合現人民幣160元)買下一方硯臺。160元在解放初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商承祚如此果敢出手,便是基於他的慧眼識珠。


原來,此硯正是廣東的三大名硯之一——端石千金猴王硯。此硯成品於清光緒年間,是兩廣總督張之洞的顧問何氏在主持開發大西洞時,請端溪有名的雕刻家郭蘭祥雕鐫而成。當時一共刻了三方硯臺,便是後世所稱的三大名硯:一是千金猴王硯,二是鶴硯(又稱松鶴硯),三是過面凍硯(又稱魚腦凍碎石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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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石千金猴王硯,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


“猴王硯”根據原石中魚腦凍的形狀,將之磨出手捧壽桃要吃的獼猴神態。此硯妙在平時通體黑色,並不引人注目,猴形也不突出,但神奇的是,只要用溼布輕拭一下,石品的魚腦凍花紋就會立刻清晰地顯示出獼猴的形象。


據考,猴王硯因名聲太大,流傳中幾經輾轉。抗日戰爭時,何姓後代把猴王硯賣給了一古董商;後又轉到汪精衛之妻陳璧君手裡;日本投降後為接收大員所掠,再次落到私人手中。商承祚用大價錢購得猴王硯後,即告知廣東省博物館“你們可攜款到我家來取”。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上門看後,認為價昂不要。商承祚說“你們何年來取都行”。兩年後,博物館終來人將該硯要去。


犀利點評徐悲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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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文字和文物鑑賞方面的成就非凡外,商承祚在書法和繪畫方面也頗有造詣。他與徐悲鴻是知音,曾對徐悲鴻的畫作提出十分犀利的見解。


有一天,徐悲鴻取來自己的四幅畫給商承祚看,商承祚戲說:“這幅是吊死鬼的美人,其頸過長;這幅是三條腿的馬,每馬皆有一條腿出問題;這幅是狐狸尾的貓,其尾下垂,畫筆過分誇張,像狐狸尾;這幅是甘蔗的竹子,它表現不出竹之勁潤而粗如蔗。”說後,兩人相視大笑。


徐悲鴻說:“自從來到重慶,只聽一片讚揚聲,即使提意見,都異常溫和,輕描淡寫,像你一針見血,得未曾有,可謂至友。”


學者型書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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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承祚(左)和父親商衍鎏交流書法心得


在考察20世紀書法時,通常會把書法家群體分為三類:一是藝術類書法家;二是職業書法家;三是學者型書法家。其中,學者型書法家不以書法見長,而是以學術馳名於世,書法只是其餘興。商承祚就屬於這類典型的學者型書法家,他不以書法為目的的創作,反而透露出學者型書法家深厚的學術素養,使得其書法的價值已經遠遠超越其書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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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

努力改造自我

積極服務為人


在商承祚所擅書法中,尤以篆書和金文最為人所稱道。他的篆書源自於《嶧山碑》,金文則直接得自於鐘鼎彝器;前者秀逸超拔,後者文雅淳厚,與另一古文字學家容庚並稱“雙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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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風歌》


在熟練地掌握篆書和金文的書寫技巧後,商承祚還將臨習過程的心得體會、審美體驗、文化解讀等整理出來,形成一段書論,成為二十世紀書法理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從這個意義上講,商承祚不僅是學者書家化,同時也是書家學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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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詩句

鷹擊長空 魚翔淺底


千餘文物獻國家


如果說商承祚中年以前在治學,特別在收藏文物方面取道“得”,那麼在晚年他則選擇了“舍”。有舍有得,有得有舍,這是樸素的辯證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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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商承祚(左一)與廣東省博物館籌備處工作人員合影


他主張“藏寶於國,實惠於民”、“獨樂不如眾樂”,從1964年至1995年的30餘年裡,他及其後人先後向廣東、湖南、江蘇等地的博物館捐贈的書畫、陶瓷、青銅器等文物近千件。包括唐代經卷《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長卷,董其昌的《秋山圖》,鄭板橋的《風竹圖》,戴熙《龍泉寺檢書圖》,陳澧、康有為等多位名人的書跡,徐悲鴻、張大千、關山月等人的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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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張文彬評說,“商承祚和家人捐獻給國家的文物,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居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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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商承祚的後人在中山大學專門設立了“商衍鎏探花、商承祚教授藏書紀念室”,將父子倆畢生收藏的4200餘冊珍貴善本書全部捐贈給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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