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
[復旦大學，上海 200433]
摘 要： 如何正確地理解《資本論》學說的性質，對於應對當代人類狀況所呈現的緊迫的現實課題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由於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書實際上是《資本論》的真正導言，重新研讀和闡釋此書便成了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在當代境況中重讀和闡釋此書，可以幫助我們的時代去達到一種清醒的自我審視和自我批判。這裡根據《哲學的貧困》一書的提示，討論了當代關於社會平等之理想的烏托邦性質及其在理性形而上學上的根源；討論了當代經濟學理論的本質弱點——範疇抽象方法——及其對資本在現實運動中的感性辯證法的遮蔽；討論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非自洽性以及當代社會對抗的感性本質(社會權力)；討論了對當代中國市場經濟實踐應當採用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以及由這個方法所提示的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時代使命。
關鍵詞：《哲學的貧困》；社會平等理想；經濟學的本質弱點；感性辯證法；當代中國的社會科學
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書發表於1847年，就其理論性質而言，可以看作是馬克思後來的鉅著《資本論》的一個導言。馬克思本人也是這麼看的，他在1880年為法國《平等報》寫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說：“我們決定重新發表《哲學的貧困》(初版已售完)，是因為該書包含了經過20年的研究之後，在《資本論》中闡發的理論的萌芽。所以，閱讀《哲學的貧困》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可以作為研究《資本論》和現代其他社會主義者的著作的入門。”[1](P812-813)
《哲學的貧困》發表至今，170年的時間過去了。該書論戰的對手蒲魯東如今已鮮有人提起，至於《資本論》的學說，也同樣是問津者寥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如今也只是在某些大學的某些專業的課堂上作為一門課程被講授。馬克思似乎已被我們的時代拋到了後頭。但這是一個錯覺，一個由資本主義在當代的惑人耳目的發展形式所造成的錯覺。
馬克思通過他的《資本論》對資本的歷史起源、它作為社會權力的感性本質以及它按其內在的對抗性質而必然展開出來的社會鬥爭及其趨勢所做的分析和預言，迄今為止仍然不斷地為我們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的事實所證實。這一情況並不僅僅是在證明馬克思所具有的超凡的智力，更重要的是在證明：凡是從對一個事物所做的探及根源的研究中發現的東西，必定會由這個事物所經歷的全部歷史過程來體現。正如當代法國思想家德里達說過的那樣，只要資本世界存在一天，馬克思的形象就始終像一個父親般的幽靈，徘徊在這個世界的上空。每一個當代人，不管他們願意與否，自覺到與否，都是馬克思的精神遺產的當然繼承人。正是在這裡，並且也只是在這裡，我們才看到了思想的力量。
一
與此同理，馬克思與蒲魯東的爭論也沒有過時。只要資本存在一天，由這種現代社會權力所必然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就始終會使一部分人形成蒲魯東式的社會平等理想。這些人和蒲魯東一樣，想要資本主義好的一面，而不要它的壞的一面。他們害怕推翻資本的社會革命，因為一切革命對他們來說都是破壞性的災難，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對當下窮人的處境深懷同情。他們的願望無疑是善良的。出於善良的願望，他們不得不求助於理性，企圖通過理性的設計給出一整套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他們相信，由於每個人都有理性，所以，都應當能夠認同並且接受他們按照理性所安排出來的和諧社會。
這些人堪稱“當代的蒲魯東”，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比爾·蓋茨。他在2008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上發表了題為“21世紀創新型資本主義”的演講。*在這篇演講中，他首先指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今天的市場經濟是窮人為富人打工的經濟。一個人被市場服務的前提是他口袋中貨幣的數量。貨幣越多，市場為他服務的動力就越大；貨幣減少，則服務的動力隨之減少，直到最後降低為零。他同時給出了一個基本數據，在今天這個地球上，有10億人口其每日生活支出不足1美元。他因此指出，當代人類在經濟發展的領域中所取得的進步，並不足以讓人類自豪；同樣地，在科學技術的領域內所取得的進步，也不足以讓人類自豪。只有在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方面所取得的進步，才足以讓人類自豪，而迄今為止，人類在這個方面並沒有取得進步。於是，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能否設計出另一種市場機制，以便讓市場也能為窮人服務呢？他認為這是可能的，理由在於，對於每一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來說，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市場激勵”，一為利潤，一為社會聲譽。這後一種市場激勵可以通過政府政策的干預來實現，例如，政府可以將某些公共性市場資源用來獎勵那些為幫助窮人而提供了服務的企業。這就是比爾·蓋茨關於所謂“創新型資本主義”的基本設想。他承認了市場激勵機制，這也就是說，承認了資本主義本身，但同時要求資本主義為社會福利做出貢獻，並把這種貢獻的動力仍然託付給市場的平等競爭，而不是託付給並不可靠的個人美德。這就是說，“創新型資本主義”意味著讓市場本身可以同時實現資本增殖和社會平等這樣兩項目標。這一設想非常美妙，若真能實現，無疑是人類理性的驕傲。
然而，在他的這一設想中，卻有兩個漏洞是他未曾注意到的。其一，政府對公共性市場資源的掌控權的使用，是否可以不服從社會總資本之增殖的絕對命令？其二，那些能夠不以贏利為目標而為窮人提供服務的企業，難道不是首先通過製造貧困來獲得自身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利潤嗎？比爾·蓋茨的人道主義理想是值得稱讚的，是應當獲得尊敬的，但由於他的設想是要把這個理想融入資本主義本身中去，這就註定了這一理想的烏托邦性質。
比爾·蓋茨的演講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他提出了關於資本主義的新概念，而在於他坦率而尖銳地揭露了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所造成的人類不平等的真相，在於他所提出的難以破解的問題本身。由於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這就表明他的境界遠高於那些一味地為今天的資本主義唱讚歌的人。
他對社會平等的嚮往和當年的蒲魯東一樣地真誠。他知道今天的人類不平等源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卻希望以市場平等的方式來保證社會平等，其思維方式恰與蒲魯東相同。他不知道他所要消除的社會不平等正是市場平等的產物。今天的財富在不同階級和不同民族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本就是市場平等的結果。他沒有看到市場平等與社會不平等本是同一件事。他之所以看不到這一點，因為他和蒲魯東一樣，對生產關係的感性辯證法一無所知。
通過閱讀《哲學的貧困》，我們可以掌握馬克思的感性辯證法。根據感性辯證法，迄今為止的一切生產關係都是財富在其中形成和發展的社會對抗形式。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是如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是如此。關於前者，馬克思寫道：“為了正確地判斷封建的生產，必須把它當作以對抗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來考察。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2](P152)關於後者，馬克思寫道：“資產階級藉以在其中活動的那些生產關係的性質絕不是單一的、單純的，而是兩重的；在產生財富的那些關係中也產生貧困；在發展生產力的那些關係中也發展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2](P153)
現代財富在市場平等中增長，正是根據這一方面，人們看到了符合理性的平等，從而把市場平等看作是在經濟生活領域中的理性形式。但是，當人們只看到這一方面的時候，就無法說明現代貧困的根源。人們可以把封建社會中的貧困追溯為等級壓迫，但卻無法說明在一個廢除了等級壓迫、實現了政治平等和市場平等的現代社會中何以會產生貧困。為了說明現代貧困的根源，蒲魯東想到要創立一門“關於貧困的哲學”，這就是他的著作：《貧困的哲學》。但是，由於他試圖用範疇思辨來把握現實，試圖用經濟範疇體系的邏輯矛盾(如這一書名所示：《經濟矛盾的體系》)來說明貧困的起源，結果不但說明不了現實中的貧困，反倒暴露了他自己的“哲學的貧困”。
在蒲魯東看到經濟範疇的邏輯矛盾的地方，馬克思看到的卻是在生產關係本身中所包含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性對抗，所以，他稱現代生產關係是“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雖然它同時是發展生產力的關係。經濟範疇的邏輯矛盾是產生不了人壓迫人的力量的，因為只有人與人之間的感性交往才能產生一種力量。如果人與人的感性交往是一部分人支配、統治另一部分人的交往，那麼，這種感性交往之關係(生產關係)就是一種發展“壓迫的力量”的關係。這種關係既是一種形成人壓迫人的力量的關係，它就應當被稱為“社會權力”。因此，現代資本既是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同時又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這也就是說，資本同時是一種展開社會統治和社會對抗的感性力量。這種力量一身二任：它一方面是現代財富的增長形式，另一方面又是現代社會統治的展開形式。
但是，在感性現實中的社會統治(現代貧困即是這種統治真實存在的證據)是怎樣獲得一種平等的理性形式的呢？對於這個蒲魯東無法回答的問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給出了一個精闢的答案：“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3](P15)現代貧困並非來自因人身依附關係而有的等級壓迫，而是來自現代勞動的本質。那麼，什麼是現代勞動的本質呢？這個本質的表現形態就是資本與僱傭勞動的關係，即所謂資本在市場上購買勞動。資本與勞動之間既然是購買與被購買的關係，當然就是一種市場平等的關係了，即資本以工資的形式與勞動等價交換。但是，必須追問的是：資本為何物？它的購買力來自哪裡？回答無疑就是：資本是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勞動。所謂資本購買勞動，其實就是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勞動支配當下的活勞動，即支配一部分人當下的生命時間。這無疑是一種權力關係：誰擁有資本，誰就能支配他人的生命時間。但是，權力卻被市場上平等交換的行為即“購買”掩蓋了。權力這一非理性的東西現在披上了理性平等的外衣。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如果進一步問，資本擁有者為什麼有購買勞動的興趣呢？回答只能是：勞動作為勞動力這種被購買的商品的使用價值，這種使用價值就是創造價值，也即新價值由當下的新勞動創造出來，而這就是價值的增殖。資本就是能增殖的價值。資本一旦停止增殖，它作為資本就死了，它成了會不斷地被消耗掉的消費基金。因此，當勞動被購買時，其實是那個能創造價值的功能被購買了。這個功能是勞動者的體力或智力。這裡並沒有發生等價交換(因為勞動無價值，而是創造價值)，所發生的事情就是對他人的體力和智力在其一部分生命時間中的佔有，以獲得價值的增殖。實際地被等價交換的，乃是維持勞動者的體力和智力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這樣，當勞動者的勞動在創造新價值，即創造出感性的社會財富的同時，他也正在創造出資本進一步購買他的力量，即創造出資本對他的進一步的支配權。這就是現代貧困的根源，它持久地產生並擴大著現時代的社會不平等。
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多人反感《資本論》學說中的“剝削”概念，他們認為資本家也付出了他的勞動，甚至比僱傭勞動者更加辛苦，而且還要擔當破產的風險。確實，資本家也過著被資本異化了的人生，但是這並不能抹去資本作為現代社會權力的真相，即不能抹去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生命時間這一真相。而且，一旦這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會引發劇烈的社會對抗和社會鬥爭。史實俱在，包括過去的歷史和當下仍在展開的歷史。
二
《哲學的貧困》以批判蒲魯東理論的形式揭示了一切經濟學理論都具有的本質弱點。這個弱點就是經濟學無法擺脫其範疇抽象的方法，因而無法從當代經濟生活中不斷出現的資本新形態背後發現社會權力的類型轉變。它們依憑的只是經濟理性，所以，就把資本不斷展開的新形態看作是經濟理性在當代的發展，從而依抽象實證主義的原則而把這些資本形態都置入到經濟學的新範疇中去，然後再以這些範疇作材料進行經濟學體系的重構。新的經濟學學派就是如此這般地不斷產生出來的。每一個新學派都認為自己抓到了當代經濟的關鍵環節，從而開出一整套理順經濟、重建新平衡的藥方。經濟學特別是它在今天最重要的分支——金融學——的新概念、新術語層出不窮。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理論創新”本身說明了經濟學已陷入危機，但同時也確實反映了以金融資本為主導、以資本全球化為路徑的當代經濟的紛繁複雜的現實。
經濟學當代危機的主要標誌，就是它走上了一條使自身不斷技術化的道路。它不斷地從事種種經濟調節工具的設計，尤其是金融工具的設計，這就表明它終於從理論理性走向了工具理性。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學日益以技術的形式進入日常生活一樣，今天的經濟學也同樣以其技術的形式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一個思想的時代已經隱退，代之而起的是覆蓋一切的技術主義。今天的人類世界在許多人的頭腦裡已被看作是一個由技術構造起來的世界。
然而，正是在這個技術不斷被髮明和不斷被使用的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無處不在的危機感。例如各種金融工具的發明和使用，無非表明了一種因恐懼而產生的強烈的願望，即必須不斷地去避免因資本鬥爭而引發的經濟體系的紊亂和解體。但是，可惜的是，伴隨著經濟調節工具之設計和使用的，並不是全球經濟秩序的日趨和諧與穩定，而始終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戰爭、貨幣戰爭乃至軍事對抗，以及在一國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博弈。正是由於這種當代情勢，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口號才不斷地被呼喊出來。但是，由這些口號所彰顯的價值目標能否在現實中實現呢？這是一個擺在當代人類面前的嚴峻的問題。
人類始終以痛苦為代價去尋求真理，以此可以斷言，人們是註定了會重返馬克思的學說的。經由《哲學的貧困》一書所開闢的《資本論》學說之路其實始終在我們面前敞開著，我們是可以踏上這條道路的。
踏上《資本論》學說之路的第一步，即是要認清資本主義生產並不是一個在經濟學看來可以在邏輯上達到自洽的系統。關於資本的非自洽性，馬克思在《資本論》準備草稿(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有明確的闡發。在指出這個非自洽性之前，馬克思首先批判了經濟學家們關於資本是財富增長的絕對形式的幻想：
如果說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一方面創造出一個普遍的勞動體系——即剩餘勞動，創造價值的勞動——那麼，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資本按照自己的這個趨勢，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於現有需要和重複舊生活方式的狀況。資本破壞這一切並使之不斷地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但是，決不能因為資本把每一個這樣的界限都當作限制，因而在觀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結論說，資本實際上克服了它，並且，因為每一個這樣的限制都是同資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是在矛盾中運動的，這些矛盾不斷地被克服，但又不斷地產生出來。不僅如此，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界限，這些界限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4](P392-394)
資本並不像經濟學家們認為的那樣，是生產力發展的絕對形式，也不是與生產力發展絕對一致的財富形式。[4](P399)
馬克思在這裡談到了“資本本身的性質”，並且指出正是這個性質成了資本對其自身固有的發展生產力的趨勢的最大的限制。什麼是“資本本身的性質”呢？這性質就是：一切生產力、一切被實際地生產出來的感性的財富，僅當它們實現為交換價值之增殖(即通過市場交換而實現的貨幣的增多)時，才是真正的財富。換句話說，倘若這些真實存在的感性財富不能轉化為增殖了的交換價值時，它們就是財富的反面，成了財富的否定形式。正是從這個資本本身的性質中，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的界限”。[4](P399)所謂“內在的”，就是強調，那限制和否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東西，並非來自資本的外部，不是在資本之外的力量對資本所實行的限制和否定，而是就在資本自身之中，在它的內部。因此，資本在本質上就是非自洽的，它是一個自我矛盾的東西。那麼，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界限有哪些呢？馬克思一共列舉了四個方面：
(1)必要勞動是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的界限；(2)剩餘價值是剩餘勞動和生產力發展的界限；(3)貨幣是生產的界限；(4)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4](P400)
正是這四個方面的內在界限，使得資本主義自其誕生之日起直到今天的發展進程成了一部充滿矛盾、衝突、對抗和危機的歷史。這四個方面的內在界限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自身的四個悖論。
第一個悖論。“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即勞動者所得的工資，必須始終被限制在他所提供的總勞動中能夠補償其生活資料之價值的那一部分(即必要勞動)的範圍內，以便保證剩餘勞動的發生，即保證資本有其增殖的部分。正因為如此，一切企業都必須進行勞動力成本的核算。但是，所有的企業家們卻必定同時希望他們所僱傭的勞動者(即整個社會的產業人口)在走出生產過程、進入市場消費之時具備足夠旺盛的購買力。這真是兩個相互矛盾、卻又同樣真實的需要。
第二個悖論。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勞動者的剩餘勞動本來意味著整個社會的實際的感性財富的增多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但是，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對象化在勞動產品中的剩餘勞動必須在流通領域中成功地出售，即轉化為剩餘價值，才成為真正的財富增長(即資本的增殖)。倘若做不到這一點，不光是社會財富沒有增長，而且就是資本本身的死亡。為了資本的重生，亦即重啟市場需求，就只有一個做法，即把堆積在倉庫中的剩餘勞動以及那些造就了勞動生產率的機器作為過剩的產能予以毀滅。這就是生產相對過剩危機發生時的實際情形。資本主義在大規模地發展生產力的時候，也隨時面臨著摧毀生產力的客觀需要。
第三個悖論。何謂“貨幣是生產的界限”？在此可參閱馬克思的如下表述：
在生產過剩的普遍危機中，矛盾並不是出現在各種生產資本之間，而是出現在產業資本和借貸資本之間，即出現在直接包含在生產過程中的資本和在生產過程以外獨立(相對獨立)地作為貨幣出現的資本之間。[4](P397)
這段表述是一個重要的提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產業鏈同時就是資金鍊，不同生產者之間的媒介總是貨幣，所以，在生產過剩危機發生的情況下，必定出現某些產業資本因無法成功出售其產品而導致貨幣短缺，結果就是，既不能償還貸款，也無法進行為進入新的產業部門所需要的投資，這就是資金鍊的斷裂，隨之發生的便是產業資本同以貨幣形式存在的借貸資本之間的矛盾。當這種矛盾發生時，生產就不得不終止。這就是貨幣對生產所構成的界限。為了突破這一界限，只有一個辦法，即人為地向產業部門投放貨幣，以重新啟動產業鏈。所謂人為地投放，即指撇開借貸市場而以國家權力增發貨幣，而這就會導致該國貨幣脫離金本位制。這其中自然隱伏著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因為這是以國家意志來取代對貨幣投放量的市場調節。然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得分明：金銀並非天然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換言之，金銀是貨幣的感性基礎，是貨幣生存的大地。
第四個悖論。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勞動產品的感性存在，它是現實的、為人的生活所需要的財富，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任何一種特定的使用價值是否應當被生產出來，只取決於這樣一點，即它是否能帶來交換價值的增殖，倘若不能，那麼，它即使為購買力低下的人口的實際生活所必需，也不能成為生產的對象。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打開了使用價值的極為豐富的領域，但另一方面也因交換價值對使用價值的支配地位而限制了一些為窮人的生活所必需的使用價值的生產。
以上四個悖論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按其本性而固有的內在界限。資本主義生產在每一次達到其發展的較高階段時，都不可避免地碰觸到這些界限，造成普遍的價值喪失(即全面的經濟危機)，於是，資本就不得不向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在生產力的更高發展程度上等等重新開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嘗試，而它作為資本卻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潰。”[4](P400)誠哉斯言，馬克思的這些寫於19世紀50年代的話，在今天仍然不斷地被印證，2008年的金融風暴就是一個鮮明的證據。
三
經過了3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的當下中國，仍然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這個社會轉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所引發的。經濟體制由國家計劃向市場機制的轉變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建設上的成果舉世矚目，成就是巨大的，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它所引起的社會生活的震動也同樣巨大，現在是到了必須全面地正視由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眾多難題的時候了。
馬克思在準備撰寫《哲學的貧困》之前，即1846年年底，在一封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大致地表述了他將要展開的對蒲魯東的批評所要闡發的基本思想。該信中有如下一段話，很值得我們在今天的情勢中重溫：
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5](P3)
馬克思在此說出的東西，正是屬於現實歷史自身的辯證法：一個社會賴以取得其成果的社會交往形式，並不是保存這個成果的形式。為了保存既得的成果，這個社會就必須變革其取得成果的交往形式。今日之中國正面對著這樣的辯證法，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本文認為，把這樣的辯證法說出來，是當下中國各門社會科學的共同任務。
人們告別辯證法已經很長久了。黑格爾的範疇辯證法固然應該告別，但我們不能因此也告別馬克思的感性辯證法。今天，抽象實證主義的精神到處蔓延，源自範疇抽象的科學理性被奉為最高的原則。人們只願意從社會事實出發，但他們由之出發的社會事實卻是由一系列社會科學的範疇(如經濟學範疇、法學範疇、政治學範疇等)所建構起來的。正是在這樣的“科學事實”中，作為事情本身的社會生活的感性真相被遮蔽了。
社會生活的感性真相固然可以被社會科學的範疇形式所遮蔽，但它們的真實存在卻一次又一次地通過感性對抗和感性衝突的實際發生而得到證明。這些感性對抗和感性衝突是我們始終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只是在於應該以怎樣的認識態度和怎樣的認識方法去面對。
在這一根本重要的問題上，我們面臨兩個選項，一個是依憑當代社會科學的理性，一個是運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在前一個選項中，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感性對抗和感性衝突，都應當通過社會科學的理性來給予正確的理解，並根據同樣的理性來予以最終的克服。因而，全部問題的要點就在於：要用價值中立的、客觀的科學理性來戰勝一切非理性的盲目因素以及由之而造成的偏見和衝動。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因此而重任在肩。以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為基礎的解決社會問題的理性設計，被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正是出於這樣的認識態度，在面對現實生活中錯綜複雜的矛盾時，人們一再地提出了進行“頂層設計”的呼籲。看來，這樣一種共識已然形成：只要嚴格地按照社會科學的理性去做出頂層設計，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相互矛盾的需求和彼此背離的行為趨向就能在某種一攬子方案的實施之中得到解決。然而，正是這樣一種共識使我們想起了馬克思當年對蒲魯東所做的這樣一個批判：“他同空想主義者一起追求一種所謂‘科學’，以為由此就可以先驗地構想出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式。”如果今天的社會科學家們仍然有這樣的追求，他們不正是在重複蒲魯東先生當年的錯誤嗎？或有人認為這並不是錯誤，那麼，對這種看法的反駁就是歷史進程的事實本身。例如，經濟學的理論理性在實際的經濟史面前只是不斷地證明了自己扮演的是“事後諸葛亮”的角色。在未曾預料到的經濟危機爆發過後，經濟學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對這一剛剛過去的非理性的危機予以一個理性的解釋。而每一次這樣的解釋都未能預言並因而幫助社會去避免下一次危機的爆發。在這一點上，倒還是老黑格爾在一種具有本體論意義的無可奈何之中說了一句大實話：未來不是知識推斷的對象，而是希望和恐懼的對象。
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黑格爾的無可奈何之中，我們仍然要問：馬克思既然批判了蒲魯東的錯誤，那麼，他提示給我們的是一種怎樣的方法呢？回答是清楚的：這方法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正是在對蒲魯東想要先驗地構想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式進行批判之後，馬克思緊接著就說出了他自己對於科學之任務的理解：從歷史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即從本身就產生了解放的物質條件的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引導出科學。
馬克思的這一表述對於今日中國學術來說是一個極其寶貴的啟發：我們應當從當下中國社會的歷史運動本身中發現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條件和方法，而不是在這個歷史運動的外部，通過理性的構想而賦予這個運動以解決問題的條件和方法。所謂“歷史運動的批判的認識”，有兩層涵義：其一，是指社會歷史運動本身就是自我批判的，因為它自身就是在感性對抗和感性衝突中展開著的歷史性實踐，而解決問題的現實條件就是在這種感性衝突中生長出來的；其二，是指對歷史運動的真切認識之前提乃是範疇批判，即清洗那包含在“社會事實”中的範疇規定，以還原其作為感性實踐的事情本身。只有在對感性實踐的分析中，我們才能發現那些在根本上規定和支配著中國當下社會進程的各種新舊社會權力之間的衝突以及此消彼長的歷史趨向。
一句話，我們需要的不是在範疇抽象方法中的社會科學，而是在歷史定義方法中的社會科學。這種社會科學將是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而不是西方學術的追隨者。這種社會科學，按其本性——套用馬克思的表述——是由中國當下的歷史運動產生並充分自覺地參與這個歷史運動的科學。因此，我們的任務不是用現成的社會科學概念去描述當下中國的社會事實，並從理性自身出發去構想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深入到那建構起這些社會事實的、作為真實的人民生活的感性實踐中去，準確地描述這個實踐本身，以從中發現解決問題的實際條件以及基於這些條件的方法。
這樣一種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之形成的思想前提就是：重新經歷一次歷史唯物主義的啟蒙。這是一個從中國社會科學的當代使命中產生出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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