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太平天國曆史地位的評價，需建立在總結太平天國曆史貢獻和深刻教訓的基礎之上。應全面辯證地看待它在特殊社會格局中的複雜面向，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邏輯之中。
根據太平天國應對社會危機的政略實踐這一切入點,也可為太平天國的評價問題提供正反兩個方面的參照。
一、可取之處
1、穩定社會秩序的努力
歷史上的民眾起事，即使能順利建立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大多重破不重立。以對現行社會秩序的衝擊，作為顛覆舊政權機器的推力。
太平天國在江南局部取代清政府的統治期間，各地方政府採取了許多旨在應對社會危機和穩定社會秩序的舉措。雖然這些政略沒有形成系統的建設綱領，不具普遍意義，也因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最終成效不佳或流於失敗。但反映了太平天國由“打天下"向“坐天下"執政理念轉型的跡象，這在戰事順仍的非常時期對一個行政經驗非常乏的稚繳政權來說難能可貴。
歷史上諸多“反亂”事件中，像太平天國部分地方政府這樣積極應對社會危機、致力穩定社會秩序並擁有良善主觀行政作為的極為少見。
特別是安輯流亡、興修水利、治理土匪等措施需由相對集中範圍的各太平軍當局聯合開展，並且取得良好預期；減賦限租的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蘊含了太平天國級和社會齊階層矛盾的理念，並以此為開端引發了同治年間清政府在江南地區大規模減賦限租的實踐。
這打破了太平天國"完全破壞性”的謠言,有利於合理認定太平天國的責任。首先須正視戰爭給民眾帶來的巨大傷痛，以及對社會經濟造成的嚴重破壞。但應對太平天國戰爭和太平天國加以區分，因為戰爭的責任不能完全歸咎於太平天國一方，責任認定是多方面的，曾國藩也承認“不幸而帶兵, 日以殺人為事““克城以多殺為妥"“自以殺城為志”，文人金念劬在逃亡途中確信“敗兵之罪實浮於哦"“不曰避寇而曰避兵"。
2、推行社會戰略的嘗試
太平天國提供了進行社會變革的宏偉藍圖，但它的社會戰略未必一概超越現實，有的政略帶有嚴重的落後性或不合實際。
這裡僅是肯定太平天國社會戰略中某些大政方略的合理成分。作為綱領性文件的《天朝田畝制度》，雖具有絕對平均主義的空想性，但除土地制度基本未施行外，鄉官制度、鄉兵制度、司法制度、宗教文化和社會生活領域的規定均經改良而變相實踐。並且以理想為模板構建了太平天國政權在基層社會維繫的基礎。
(天朝田畝制度》和後期刊行的《資政新篇》，它們的理論意義和啟示意義大於對當世的影響。《天朝田畝制度》關於土地分配問題的規劃,反映了太平天國起事動機的正義性，說明太平天國曾代表了廣大民眾的訴求，併為其創制了比較完整的社會建設綱領，描繪了較前制更為完美良善的社會前景。
正因為此,太平軍的足跡才能通及10餘省，攻破600餘座城池，前後持續14年。(資政新篇》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當時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代表性成果，後來所謂“同治中興”和“洋務運動”的近代化格局也是奠基於反思太平天國戰爭的思想運動之上。
這些具有啟蒙性的文件是在太平天國推行社會戰略的嘗試中形成的。太平天國反壓迫的抗爭事業和偉大理想也激勵了後來救國者們的鬥志，成為他們繼續“革命”的寶貴精神財富和提高鬥爭水平的借鑑，為近代中國社會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太平天國推行社會戰略也有革除社會舊弊的嘗試，儘管成效不佳，但其改良和改善地方行政的作為值得肯定。如在政策層面嚴禁浮收、勒折、賣荒,雖然“浮收”日漸氾濫,其他像“勒折““賣荒”等流弊似在太平天國佔領區少見。太平天國較之歷史上其他民眾起事的高明之處還在於放棄流寇主義，經營後方基地、目的主要是解決軍隊的糧食問題。所以太平天國將地方行政的重點置於農村、農民和糧食，並以鄉村社會為基地推行具有太平天國自身政治宗教特色的社會戰略，將地方行政的重點放在農村、農民問題上無疑是正確的。
3、地方社會事務中的“變通”原則
“著佃交糧”政策是太平天國在地方社會事務中對“傳統”和“理論"的變通之舉。至於"著佃交糧”政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是符合社會實際的，應當肯定太平天國地方行政的這類變通精神，而實際激發諸多民變的關鍵在於政府在“著佃交糧”的同時，過分干涉業佃關係和基層社會事務。
太平天國在基層社會實行的鄉官制度、鄉兵制度均是對《天朝田畝制度》理論規定的變通，如依據理想藍圖進行現實實踐，這些制度將在基層社會事務中寸步難行。變通後的鄉官制度體現了太平天國基層政權的相對開放性，執行得當則有助於擴大統洽基礎，保障政權運作和戰爭進行的物資供應：變通後的鄉兵制度主要表現為太平天國在地方上自立自辦團練，執行得當亦有利於防奸肅敵、維護治安、穩定秩序和調控社會變亂。但這些問題均不考慮制度的執行偏差,僅就制度本身而言。太平天國應對民變區分事件類型和性質也體現了這種變通性,這是太平天國應對社會變亂的一種經驗。
太平天國應對社會危機和基層社會治理可取之處，均是太平天國較之前其他民眾運動的優勢所在，是歷史上經民眾運動建立政權並對國家機器在內的上層建築進行較系統建設的重要創舉，從而促使太平天國的抗爭事業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水平，這些也是太平天國正面形象的表現。
在肯定太平天國起事動機正義性的基礎上,對太平天國正面形象的概括還應有更加宏大的內容:
1.空前地打擊了腐朽的清政府統治。
2,太平天國是近代以來民眾抗擊外來侵略的一次總爆發。
3.從社會變革的角度分析,戰爭的客觀影響具有某種進步意義。
太平天國戰爭對晚清政局、江南社會經濟和t地關係的客觀影響，極大地改變了近世中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形態，為中國社會注入了更多的近代性元素。以上所述,奠定了太平天國作為中國舊式民眾運動最高峰的歷史地位。
二、深刻教訓
從太平天國應對社會危機、基層社會治理的政略與實踐之主觀方面,總結這場規模烈度史無前例的農民起義政權土崩瓦解的歷史教訓,有助於對太平天國曆史地位和歷史形象做出更全面的認知。
1、未能超越舊式民眾運動的侷限
總體來講,太平天國的運動形式仍然侷限在舊式民眾運動的水平, 14年戰爭實踐的實質還是改朝換代式的王朝戰爭,這是太平天國不可能革新復興中國並最終流於失敗的根源。
a:缺少社會變革的決心和進取精神
從創建社會建設的理想藍圖看，太平天國是有勇氣進行社會變革的。但缺少完成社會變革的決心和進取精神。如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往往被傳統習俗同化;禁止浮收舞弊等改良地方行政的政令也沒有對傳統社會秩序的舊弊起到根本遏制作用;土地制度、田賦稅收制度基層社會組織在本質上沿襲了清朝舊制,理想和實踐的差距是民心轉向的一個重要因素。
太平天國的理論與構想在實踐中往往屈從於社會現實，或在社會現實面前稍遇挫折便喪失進取精神。如(天朝田畝制度》旨在建立一個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平均主義的理想社會，平均分配土地和建設平等溫飽世界是其對農民階層的重要許諾，但在實踐中太平天國追求的首要政治目標是完成改朝換代的王朝戰爭並構建貴族特權等級制度，因此承認現存生產關係的"照舊交糧納稅”政策出臺並長期實行是客觀所需，具有必然性，所謂“土地革命"的計劃則轉變為未來可有可無、可行可不行的空頭支票。
農民階層不能從太平天國獲取現實經濟利益,未能被充分動員和組織起來支持太平天國,甚至倒戈相向,站在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再如,一旦太平天國在地方上恢復傳統社會經濟秩序的努力失敗，以“打先鋒”和“勒貢"為標誌的貢役制統治模式會輕易復辟，所以在太平天國佔領區常見傳統社會經濟秩序和貢役制統治模式並行並存的局面，這也給後世留下太平天國基層社會治理的行政風格是“重立不重建"的不良形象。
b、忽視發展戰時生產的重要性
在應對社會危機的方略中，某些太平天國地方政府有過興修水利、保障農業之類的舉措,但太平天國所做主要是鼓勵和保護農業生產，以便如期足額收繳賦稅。總體上看,太平軍當局基本沒有發展戰時生產、建立新政權獨立穩固經濟基礎的戰略意識。
太平天國雖然擁有後方基地,但戰略重心置於“取民”,前期主要是通過強制手段“打先鋒…勒貢獻““寫大卷”,後期主要是照舊徵收漕糧賦稅,卻圍於戰守,盲目擴軍,唯知索取,濫收濫徵,不修政理,違背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導致狹隘的佔領區民窮糧盡,最終戰局逆轉。不能認識到依靠戰時根據地經濟建設和生產發展支持戰爭消耗的重要性,是舊式民眾運動共同的侷限。一因客觀上連年戰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發展生產具有難度;二因太平天國領導者目光短淺,所行社會戰略具有盲目性。作為運動的主要參加者農民階層,他們的小農經濟依附於現實的地主經濟存在,不可能建立獨立的經濟基礎，於是憧憬於《天朝田畝制度》中平均主義的小農幻想;太平軍領導者則錯誤地認定“吾以天下富室為庫,以天下積穀之家為倉,隨處可以取給", 於是聖庫制誕生，貢役製成為太平天國始終難以割合的施政模式。
c、上帝教在社會建設中的消極影響
利用宗教動員組織群眾,是歷史上舊式民眾起事的普遍特點。太平天國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國。在運動前期，上帝教的精神凝聚力、宣傳動員和組織功能得到強化,對太平天國的生存發展主要發揮積極作用。
但上帝教除對太平天國政治權力結構產生消極影響外, 太平天國的社會戰略也充斥者濃厚的宗教色彩，特別是在佔領區推行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以簡單而激進的宗教運動強制民眾改變傳統信仰和風習，企圖摧毀舊有思想文化根基，卻只是以新的宗教迷信取代舊的宗教迷信，缺乏堅實深厚的群眾基礎，超越民眾心理承受力。
太平天國最終失去知識分子群體的支持也與其崇奉上帝、反孔非儒、毀滅偶像的偏激文化政策有關。太平天國忽視發展生產，在城市廢除私有財產、取消私營商業和手工業，某種程度上也搗雜著上帝教的宗教因素。太平軍及其領導者將生產所獲財富作為“天賜”,言其理所應當享盡“天福”,上帝教強化了這類幻想,所以有人講: “凡物皆天父賜來,不須錢買","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從事生產,一應所需轉嫁民間,逐漸失去反抗者的本色而轉變為新的寄生權責。
2、沒有建立統一有力的政治權力
這是後期太平天國政權建設的一大缺陷,也是太平天國領導群體執政能力、執政素養不高和行政經驗不足的表現。
太平天國社會戰略的推行,倚仗於地方執行者,由於政局渙散,各自為政,同一政略因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不同主政將領而表現為不同的實踐效果。
李秀成在被俘後總結了太平天國失敗原因的“十誤”,其中與政治權力機制相關的有兩條: “誤封王太多,此之大誤", “誤立政無章”。 缺少長期穩圍的領導核心和持續健全的政策,削弱了太平天國推行社會戰略的成效,如鄉村建設實踐的失敗、軍紀敗壞屢禁不止、官員貪商享樂之風氾濫、移風易俗改革受挫、預防調控和應對社會危機的方略成效不著,這些均與太平天國缺乏統一有效的監督、教育、獎懲、輿論宣傳和政策執行機制有關。
3、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a、自我孤立的政略
主要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地方行政。太平天國統治方式的轉向誤差主要表現在自我孤立的經濟政略,在恢復傳統社會經濟秩序過程中,推行“者佃交糧”、“招業收租”和“代業收租“間雜並行的田賦政策,地方社會不公和行政腐敗繼續蔓延,雜稅體系紊亂。
在鄉村政治實踐中,太平天國對鄉官群體和農民階層的利益訴求缺少持續關注,也是自我孤立政略的體現,特別是將維繫戰爭進行和政權開銷的經濟壓力強加給鄉官群體,鄉官再轉嫁民間,削弱了統治基礎,破壞了佔領區基層社會的常規運作。以“自我”為中心,一切均服務、服從於軍事,旨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地方政略,結果造成孤立“自我”的困局。
太平天國的知識分子政策(如反孔非儒、寬進寬取、任人唯親)、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政策(如易服式、變時令)、違背現實經濟規律和傳統生活方式的城市政策(如廢除私有財產、取消私營工商業、拆散家庭)、非理性的宗教說教(如毀滅偶像)等,均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地方政略,人為製造了民眾與太平天國之間的心理鴻溝。
太平天國領導人在理政思路上缺少對戰略全局客觀清醒的認識,對聯合的會黨、土匪的態度也表現得相對冷漠,自視正統,自我孤立,既不注重內修政理,積蓄自身力量,又忽視聯合、招撫其他可以聯合的外部反清力量,實際上陷入了自我消耗的困境。
b、習慣於將經濟問題政治化
很多民眾抗爭的訴求是經濟型的,抗爭內容主要是與田賦稅收地租有關的經濟問題,不具政治敵對意識,其性質與團練有著本質區別。所以戰爭狀態中的太平天國政府,因政權認同和政治權威尚未完全形成,應對這類群體事件的實踐應該稍向“撫”的方向傾斜,同時修省自身,緩和社會矛盾,以保障社會穩定和民心所向。
但太平天國政府的應變實踐是以“剿”為主,不注重善後,過分干涉基層社會事務,習慣性地將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化,在應變實踐中產生了"打先鋒“"居滅“-拙人“等核軌違紀行為,結果得不償失,耗費財力、分散兵力、牽扯精力,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
經濟問題政治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太平天國不能區分散我矛盾和內部矛盾,不能區別對待社會變亂的參加者,一概視作政治反亂,大加刪洗。對待團練的政策和實踐反而常表現為弱化政治問題,大力實行招撫政策,使佔領區團練依然存在並照舊維繫地方,在地方社會潛伏了嚴重隱患。對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社會變亂,應變的原則和實踐應有不同,但太平天國模糊了彼此界限。
結語：
根據太平天國應對社會危機的政略實踐概括歸納太平天國的歷史貢獻和深刻教訓，太平天國既有在處理社會問題、推進社會建設方面的可贊可取之處,也留給後世諸如自我孤立、政局紊亂的沉痛教訓。
這一視角展現了太平天國複雜多重的歷史面相。在評價太平天國功過是非問題上,不應再像過去那樣執著一端,問題的本真需要客觀理性地立足史料和史實,絕不能泛泛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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