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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巢湖一中之所以成為我們心中的一座歷史豐碑，給我們留下難以割捨的情結，就在於她有一批才華橫溢的好老師，在於這些老師辛勤耕耘，教書育人，甘做紅燭，無私奉獻。我在母校初、高中讀書學習的六年中，對很多老師的教學印象非常深，而且和其中的一些師長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他們都是我的良師和益友。
首先說母校有一批擔當教學重任且德高望重的老教師（其實有的當時年齡並不大）。剛進中學時，我記得校公告欄公佈的教研組長名單是：政史地教研組長黃宗谷、語文教研組長楊文莊、數學教研組長夏孝祿、外語教研組長柯德昌、理化生教研組長張崇琪、藝體教研組長唐紹宣。以後，程家根任數學教研組副組長，張邨任歷史教研組長，宋家坤任生化教研組長，解維漢任地理教研組長。在以上這些老師中，除楊文莊老師外，其餘老師都在不同時期給我上過課，而且他們都比較熟悉我這個學生。母校還有一位學問很深、教學水平很高的陳全武老師，主教語文、並教歷史，在學生中享有很高的聲望，很可惜未教過我們課，但我對陳老亦是非常地敬重；後來我到母校工作時，他已退休，被返聘做校史編寫工作，我有時還向他請教問題，他總是能非常認真地給予解答。
在我的任課老師中，對很有特色的教學或教學效果較好的老師留下的印象較深，時光雖已過去近半個世紀，但至今仍難以忘懷。初一馬仲鐸老師上俄語課時很嚴肅，而俄語又比較難學，同學們聽課時很緊張。我剛學俄語時發音非常困難，怕被他喊起來讀單詞，但又喜歡在課外學他那不太標準的俄語讀音。初二的《平面幾何》任課老師周月甜是上海人，非常注重自己的儀表和形象，每天要換二次衣服，這樣的打扮在學校裡很引人注目。《平面幾何》這門課當時用的教材是大躍進時編寫的，系統性、知識性較差，開始也就難學。周老師教學時注意強調邏輯思維的訓練，而且講課較簡明、精煉，同學們開始上課時感到接受有困難；並且，周老師上課也很嚴肅，很多同學怕她上課提問，因為回答不出問題站在那裡很難看。但我當時學習成績較好，經常被她表揚，對她有好感。我對數學課學習一直很有興趣，開始也就得益於周老師的教學。初一的歷史老師董傳清上課時只帶幾隻粉筆，板書不多，講得繪聲繪色，使你印象非常深刻，課後還不時回味。初二的歷史老師叫曹夢華是徽州人，知識淵博，上課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如數家珍；大家聽得全神貫注，也對歷史課特別有興趣。初一的地理老師姚志康也是上海人，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很好聽，我們在課下喜歡模仿他講話；他講世界地理課非常精彩，地名介紹簡潔好記。而高一的歷史老師張邨講歷史課是既形象又深刻，非常吸引人，聽起來津津有味。我對歷史、地理課程非常有興趣，並且一直都很關注，很多國家的歷史、地理情況現在都還記憶不忘，就得益於這些老師的教學。初三代數是吳愷禮老師所授，他講課非常熟練，板書如行雲流水，聽他的課感到是一種數學欣賞。童元立老師教我初三下學期語文課，她上課時總是笑嘻嘻的，語調親和，給同學們一種親切感；優美的詞彙和藉助手勢的表述，可謂娓娓動聽。湯家烈老師在為我們上初三和高一物理課時語言詼諧、幽默、生動，使課堂的學習氣氛非常活躍。凌先應老師上初三和高一化學時對實驗課講得非常細緻，對操作方法要求很嚴。程佩蘭老師上初中生物時講課語言精練，抓住重點，輔導十分認真，不厭其煩地解答問題。以上這些老師的教學方法，對我以後走上教師崗位、從事教學工作也產生了很大的啟迪和指導作用。
我們進入高中後，對老師上課似乎要求要高一些，很多老師教學水平較高，使我們的學習積極性更高。他們的教學確實是在“傳道、授業、解惑”，使我們受益匪淺，甚至還影響了我們一生的前進道路。劉遠明老師教我們高一、高二兩個學年的語文課。他語言功底深，文學造詣高，是當時學校的少壯派老師。他的課堂教學引經據典，語言風趣，引人入勝；在教學上精益求精，大作文與小練習講練結合，尤其重視指導課外閱讀，使我們得益極大。我在高二年級測驗時一篇作文寫得較好，他在全年級進行講評，對我鼓舞很大。我以後寫作水平有所提高與這個時期的訓練有很大的關係。黃宗谷老師教我們高中的政治課，他在長期的政治課教學中，積累了非常豐富的教學經驗，因此，他的教學顯得駕輕就熟、非常自如，對學生有較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我們通過政治理論的學習和教育，樹立了比較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從而能在人生道路上邁出堅實的步伐，正是得益於當年像黃老師這樣教書育人的一大批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教育與引導。我還特別想起教我們高三政治課的高存德老師，他在給我們讀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光輝事蹟時，邊讀邊流下了感動的淚水，使我們心靈上得到極大的感染，從而在思想境界上感受到一種質的昇華。政治課教學收到如此效果，可以說是我們終身難忘的。高一生物老師劉承珊老師的教學條理分明、板書清楚、語言形象生動，她把這門難學而有些同學又不喜歡的副課講得很精彩，讓你喜歡而且對知識也能很好掌握。夏孝祿老師也教了我們高二、高三兩個學年的代數課。他教學態度極其認真，在當時就很注意聯繫實際進行教學改革。在高二代數講授“極值的應用”時聯繫生活實際，講日光燈掛多大高度可獲得最大照度，使我們深受啟發。（因為原來日光燈都安在天花板上，離桌面有2.2米多高，但應該要放下吊裝，離桌面高度為1.2米多時照度最大，現在教室的日光燈全部改為此種吊裝法）。他還把我們帶到西聖電灌站去講實踐課，使教學與生產實際貼近，很受學生的歡迎。高二年級的宋家坤老師和高三年級的王達瑞老師的化學課都講得簡明易懂，非常生動，同時強調敘述與回答問題的條理性與邏輯性，這樣會使你掌握知識更加嚴謹。我在1978年恢復高考時《化學》卷幾乎得了滿分，正是這幾位化學老師所教授的成果。
宋家坤老師後來調到縣教育局負責教研室工作時，因公於1975年春到槐林區出差；我見到了這位往日的老師感到格外親熱，非常熱情地邀請他到我家作客，以盡學生之情。但是過了幾年，他卻因病去世。我聽到這一消息時，對他英年早逝感到非常震驚和婉惜；他的音容笑貌至今還常在我腦中顯現，我非常懷念這位尊敬的老師。王達瑞老師是母校在文革運動中第一個遭批判的老師，雖經磨難卻堅強地挺過來了；我後期到母校工作時，他己退休在家。在當時過春節前，我還同其他領導一道到他家去看望過他。王老師家住在城河沿小東門附近處，因家中接不上自來水，曾向學校反映這一問題；我和總務處同志還專門到他家察看，商討解決辦法。此後，由總務處出面和街道居委會聯繫，為他家解決了這一實際困難；這也是我為老師所盡的一份力量，心中感到十分欣慰。上高中時我的俄語課一直學得都不錯，也得益於很多老師的教學。唐承卓老師教過我們初三和高一兩學年的俄語。他教學認真，講課易懂，板書也好，課後輔導很認真，而且總是笑嘻嘻的；同學們非常喜歡他的課，自然也就產生了學習興趣。孟英明老師教我們高二年級的俄語課。他俄文功底深，很注意教學法，在俄文原版課文講授時重視語境、意境的介紹，克服了“中國式”俄語的學習，使我們的俄語學習有了質的飛躍。高三的俄語課是汪先鈞老師講授。他教學工作極其認真，教學效果非常好，我們十分喜歡聽他講課。並且，他的板書也非常漂亮，不僅中文寫得好，俄文也寫得極優美。他還不辭辛苦，利用晚上為我們編印一大本講義，對我們全面複習和擴大課外閱讀提供極大的幫助。汪老師後來對我的幫助也很大：1994年我在巢湖財校申報副高職稱的外語考試前，對應考教材中有很多俄文原版課文翻譯感到困難，他不辭辛苦為我指導，並幫我翻譯了20多篇文章。因此，我在當時俄語職稱考試時取得較高成績，順利通過了外語考試關。我們高三的語文課由黎中慶老師講授。他教學很嚴謹，對語文知識的應用較重視，文言文的教學更加認真，對我們學好古文促進很大。高三的語文課選用政論文、說理文較多，他在這方面也傾注了很大的精力，力求把這些課文的精神講好，特別是對如何通過多重說理、正反對比來增強論證力量的分析，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他還經常參加《春潮》校刊的編輯與刊出，為學校的文化宣傳工作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張世壽老師教我們高二和高三兩學年的物理課。他教學時態度極為認真，力求上好每節課；並且他批改作業極為細緻，對出現的問題總是能認真進行訂正。張老師是學校裡有名的“大鬍子”老師，他上課時很是嚴肅、不苟言笑，使你感到總是要非常認真的聽課才行；但是在課下時，他也顯得很是親和，有問題找他時也很熱情，總能把所提之問題講清楚。因此，在兩學年的教學中，張世壽老師和同學們相處也是很好的。張崇琪老師在高三最後文理分班總複習時也曾教過我們物理課。高中物理有些難學，特別是現代物理學中抽象思維能力要求較高，我們有時在解題上產生困難。張老師在教學中注意把理論問題講透，抓住主要難點進行解剖，特別注意在解答問題時舉一反三，靈活運用，對我們的學習幫助很大。1966年冬季已是文革時期，學校不在上課了，我和一些同學買了一些電子器件學裝半導體收音機，晚上到他家向他請教，他很熱情地為大家指導、調試，繼續為同學們在理論聯繫實際上給予幫助。
最後我還要提兩位體育老師。一位是愛崗敬業的葉大鈞老師。他不僅為我們上好體育課，教給我們體育鍛煉的科學方法，還抓好課外體育活動。我們初中時在大門口的兩個籃球場上做課間操，由他一人領操，聲音都喊啞了，以後放唱片才免除了口喊哨領。我們在校時學校沒有田徑活動場地，葉老師在1964年時向學校建議把學生宿舍北邊那處荒地（即後來的講師樓區域）利用起來，改建為簡易田徑運動場。當時學校安排學生輪周勞動去平整場地，他也親自參加勞動，終於做好跑道。1965年秋季，學校在這裡舉辦了一次田徑運動會，同學們熱情高漲在場上跑跳，氣氛非常活躍。在校六年讀書期間，這是我唯一參加的一次田運會，葉老師對此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另一位是德高望重的唐紹宣老師，他是解放後一直在校工作的元老級體育老師。他以校為家，非常熱愛體育教學工作，當時住在學校大門口體育器材保管室邊上，對體育器材極其愛護。他給我們高三上課時改革教學內容與方法，引入軍事體育內容，受到同學們的歡迎。在這裡講述的是，八十年代我在母校工作時的兩件事。其一是：他當時已退休，但還心繫學校，抱著病體到合肥省教育廳體衛處找周玉峰老處長，爭取到省廳支持、免費撥給學校兩塊巨大海綿包，作體育課教學之用。這在當時普通中學是非常難得的體育器材。另一件事就是他生病在四康住院臨終前，我和程紹銘副校長兩人看望他時，他強撐病體對我講了半個多小時的話，主要是如何改善學校體育條件，抓好體育老師隊伍建設，努力提高學校體育工作水平的問題。我們告別回來，當晚他就去世了，這話可以說是臨終囑咐。唐老師在死神來臨之時牽掛的是學校的工作與自己的事業，對個人之事隻字未提，這是何等高的精神境界啊！
在中學階段，和學生在一起相處時間較長，聯繫最為親密、給予學生教誨最多的是班主任老師。我在母校的六年學習時間，初一學年班主任是胡成保老師，他當時在圖書館工作，是副班主任（而正班主任吳仁義老師從未見面）；初二上學期是張麗君老師，教數學課；初二下學期與初三上學期是方厚莊老師，教我們語文課；初三下學期是解維漢老師，教地理課；高一學年是程家根老師，教我們《代數》和《平面三角》；高二學年與高三學年是吳允陶老師，教我們《立體幾何》與《平面解析幾何》。在眾多的班主任中，印象最深、得到教育最大的有三位班主任。其一是方厚莊老師。方老師和朱儒奎老師兩人同是母校五九屆高中畢業的優秀生，當時都因家庭問題不能升學，學校愛才將他們留校任教。他接我們班時非常年輕，和大家接觸時間最多又很親密，既是我們尊敬的老師，又是同學們的大哥哥與好朋友。方老師是學生們公認的語文教學工作做得好，且班主任工作特別認真的優秀班主任之一。他教學時備課極其認真，講課表達能力很強，課後輔導和批改作業非常細緻，給我們學好語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平時深入到同學中，對大家的家庭、思想與學習情況非常瞭解，大家有什麼事都想和他講，他看出同學們有什麼要求都給予關心。他雖然只帶了我們一年班主任，但旣教書又育人，同我們都結下深厚的友誼。1964年暑期，他因當時學歷不夠而被調進東風路小學任教；文革期間，由於在日記中記述了為彭德懷被錯誤打倒而鳴不平的言論，不幸受到打擊和迫害。我在他最困難的時候經常去看他，並給予可能的幫助。文革結束後，他又調回一中工作。我在1982年秋來校工作後，同方老師工作上也經常聯繫，成為了同事，彼此往來關係較為親密。他退休後遷家到合肥，每年的教師節和春節時，我都要給他打電話表示問候。這種學生時代的師生關係，一直延續到以後工作，並保持至今，亦是很難得的。其二是高一年級的程家根老師。程老師當班主任時是按照大學生的特點來管理班級。當時我先任班長，後任團支部書記，他對班級具體事務不管，交給我們班團幹部自理。他說，“你們是小青年了，要培養和鍛鍊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你們團支部和班委會要大膽地抓好班級工作。”按照他的交代，我們班、團組織認真抓好日常具體工作。當然，班級的大事我們還是要請示他，不能自行其是。程老師當時教我們的數學課也非常認真，他理解能力強，我們遇到很多難題交給他，總是很快解出答案給我們。他對我們說，“學習要刻苦，我的刻苦精神是在大學培養的。我當時參加大學生足球隊經常參加訓練和比賽，有時耽誤學習時間，我就起早帶晚加班加點補回來。”他講的刻苦學習方法對我啟發很大，我也從他身上學習了不少刻苦耐勞的精神。而且，他的教學方法也很獨特，講到重點和關鍵之處，他是放大聲音使你聽得更加入耳，然後笑嘻嘻的逗你一樂，非常有趣的。同學們說，聽程老師講課你絕對不會打瞌睡。其三是高二、高三年級的班主任吳允陶老師。吳老師是肥東人，1962年從高校調到我校，教過我們初三的《平面幾何》，教學水平很高，很講究教學藝術，大家非常喜歡聽他的課。他帶我們班主任的同時又教我們班的數學課，和大家非常親切，同學們有問題都喜歡同他講。而且，他講課也特別生動，講到關鍵處語言更是風趣，堂下大笑，他卻稍露笑容之後，馬上一本正經，書歸正傳。大家覺得聽他課也是一種高水平的享受。他教學時除抓好課堂教學外，還特別注意課本知識的綜合運用，每月都給同學們出一期數學課外園地，使我們豐富知識，擴大視野，拓展思維，對提高學習成績有很大幫助。他當班主任時對同學們很關心，即使你有不對之處，他批評後仍然笑臉相看，使大家感到很溫暖。他對班級工作也是放手讓我們獨立去做，但我們反而對他是更加敬重。文革運動開始後，他由於家庭出身問題而感到思想緊張，怕班上同學像有的班那樣寫大字報猛批班主任，有一段時間關在房裡不敢出門。高三①班主任黃宗谷老師對此很關切，找我們問情況。我對他說，吳老師沒有什麼大問題，我們即使對他有什麼看法（他一度與夏孝祿老師矛盾較大，在課堂上曾公開表露過），也不會在這時寫他大字報讓他難過。吳老師這才放了心，在文革運動中沒有受到任何衝擊而平安地度過。恢復高考時，我曾到學校去請教過他，他給我以鼓勵，並說，“你只要看半個月書就一定能考取重點大學”。託他的福，我果然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但並沒有錄取在全國著名重點大學，而只是上了安徽師範大學。他以後調到南京教育學院工作，我在上大學時曾給他寫過一封信，但卻沒有聯繫到。後來聽說他已移居美國了，我還是很想念他，祝他長壽安康。
在母校讀書六年中，也還有一些很知名的、教學水平很高的老師未給我們班級授過課，比如語文組的楊文莊、張寬宏、張立潮等老師，數學組的李煜生、李德童、方百湘等老師，物理組的程幹基、朱儒奎等老師。古人云：“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能得到教學水平高的老師的教誨，對於自己的成長與成材是有很大作用的。因為學校排課的緣故，失去了聆聽這些名師教學的機會，我感到非常可惜。母校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資深數學老師叫張浩西，他在我進校後不久即退休。然而，我還是和這位老先生打了交道，就是參與處理了他的喪事。那是在1985年的春節期間，浩老因病去世，他的兒子張允迪（曾和我初三是同學）來校到我家告知此事。我得此消息後，便找了校工會和辦公室的兩位老師一道去北大街浩老家中弔唁，並協助做好有關治喪事宜。我想，這也是我為這位老先生做的一點小貢獻吧！
說到高考上大學，我還要特別再提到唐承卓老師。唐老師後來調到巢湖地區教育局工作，但他仍然關心我們這些當年的學生。1973年夏推薦上大學時，縣裡組織過一次文化課考試，我們之中的一些人到母校來應試，他見到我們參考非常高興、多加鼓勵，並說在可能的情況下給予幫助。只是由於後來出現了張鐵生事件，上大學之事又成了泡影，我們也就沒有再找他。1977年恢復高考時，他多方找我們中的一些同學，鼓勵我們參加高考。我就是被他看到反覆叮囑後，才找書複習、報名參考的，並在高考中取得較好成績而跨進高校大門的。從這裡可以看出，在母校工作過的老師和我們學生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我在前幾年去合肥時，還特意去看望已經退休的唐老師，並一起回憶了在一中做師生的美好時光，大家是非常珍視這份師生情誼的。
說到母校的老師，還應該說一說在教導處工作的李景茀老師、吳俊璋老師與陸成名老師。李景茀老師寫得一手好正楷小字，我們考試的文科試卷、教學講義和每學期的評語大都是他書寫和刻印的。他寫的字一絲不苟，字正方圓，就象是銅板鉛字一樣端正。他在教導處工作中規中矩，嚴肅認真，端著茶杯、踱著方步來回走動，一派老學究的樣子。他雖然不上課，但對很多學生都很熟悉。因為他登記成績，抄寫評語，很多同學的情況他是瞭然於胸的。吳俊璋老師瘦削的身材顯得非常精明強幹。在我們上初中時，他曾當過男生宿舍生活指導老師，每天早上起床時他都吹著哨子催人起床，而晚上就寢時他又到宿舍巡查，對熄燈後有的人講話或點蠟燭，他便很不客氣地嚴肅批評。據說他對學生講話聲音分辨能力較強，只要和你打過交道、聽你說過話，便能記得；如果你要是在宿舍裡熄燈後講話，那麼他就能叫出你的名字而進行批評。我們那時年齡小，有點怕他。他在教導處工作，非常繁忙，刻印試卷和講義，抄寫成績和評語，任務總是排得滿滿的，整天都是忙得不可開交。他家孩子多，負擔重，生活很困難，衣著很普通，我們對他是懷有同情心，因為他是學校地位較低，而且是較貧弱的一位職員。我後來到母校工作時，他已患病長期在家躺著，每年春節期間我們都要去他家看望他。教導處的陸成名老師是學校留校工作的校友，曾在校辦工廠工作過，後來在教導處打字兼司鈴工作。他打字時間長了，水平很高，對文稿中有筆誤他可以改正；而司鈴工作要求非常高，可以說一分不讓，一絲不苟，他任務完成得很好。他還兼做教導處的其他一些事務工作，經常和學生打交道，我們對他很熟悉，相處得很好。
母校當時各級領導也是我們的師長，他們為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也對學生的成長關懷備至，在我們的記憶中，至今都還留下深刻印象。張玉漢是為德高望重的老校長，我寫過專文紀念他，以表達我的敬仰之意。我在母校讀書六年中，王彥舟副校長一直是分管教學工作的。我印象較深的是：其一，我們1960年11月在趙集公社勞動返校時，他也揹著揹包、和我們一起步行走到中垾火車站，並指揮我們上火車返校；其二，他經常深入到班級去聽課，並向同學們瞭解老師的教學情況，用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來研究和指導教學工作；其三，他的語文功底深厚，書法較好，被學生樹為楷模。我在高一讀書時，他曾為我們上過一週的語文示範課。在講解《荊軻刺秦王》朗讀課文時，他動情地讀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句話，使我們彷彿有身臨其境的感受，能進一步加深對課文的理解，此情景至今還深深地留在我們的腦海中。文革期間，王校長曾一度調離一中；粉碎“四人幫”後，他又老兵歸隊，繼續在母校擔當領導教學的重任，為學校的恢復發展盡心盡力。我於1982年8月到母校工作時，王校長已生病離崗住院治療，我還專程到醫院看望過他。可惜的是，他在1983年春因病去世，母校失去了一位好領導。我讀書時教導處主任是洪世澍老師，他是位抓教學的實幹家，成年累月奔波在教學第一線：去教研組和老師研究教學，去學生班級聽課、開學生座談會了解學習情況，召開學生大會進行鼓勁加油，到學生宿舍巡視，等等。他心繫教學、關心學生，同學們對他也很敬重。我從初二起至高三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年級前茅，而且一直是學生幹部，他對我似乎更加看重一些，在高三時提議把我列為建黨對象培養（當時已填表政審）。在文革中，我們還保持了較好的師生關係。1968年10月離校前夕，洪主任還專門找我談話，要我不要灰心，回去後還要好好勞動，有機會再上大學，對我以很大鼓勵。他以後調到合肥聯大工作，1985年因公到一中見到我時，還勉勵我要當好領導、抓好工作。我非常感激洪主任的關愛。教導副主任吳為傑是1963年下半年調來接替奚義老師的，他的中文水平較高。1964年秋洪主任去繁昌搞社教時，吳主任負責全面領導教學工作，六五屆高三的高考取得好成績也與他的辛勞分不開的。當時，吳主任把我們高二（2）班作為試點班抓教改工作，他還為我們班上了一學期政治理論課，結合實際講理論，很受大家的歡迎。我以後分來母校工作時，他是副校長兼教導主任，非常熱心地指導我做行政工作，為我修改文字材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羅浩老師是我在母校讀書時又一位很能幹的領導。他是1963年下半年調任一中團委書記的，到任後即利用共青團工作的舞臺來施展他的領導才能。首先，他於1964年春主持召開了學校首屆團、學、少代表大會，健全了這些組織的工作機構，並組成了一批團的骨幹隊伍，使學校團的工作卓有成效的開展起來；其次，他組織了全校的學生幹部去合肥省博物館參觀“雷鋒事蹟展覽”，回來後即在全校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學習雷鋒熱潮；第三，他於1965年初放寒假時舉辦全校所有班級主要幹部培訓班，對提高學生幹部素質和能力有了很大的幫助；第四，他於1964年下半年在全校開展階級教育活動，雖說有些做法不恰當、並且過多佔用了同學們的課外時間而引起大家的反感，但客觀地看，當時的階級教育活動對學生思想進步還是有積極作用的。我在高中階段一直擔任班級團支部書記、學校團委委員，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得到羅浩老師的教育和指導；在文革造反時，我為此也受到了一定的壓力，這是“上掛下連”的效應。我參加工作後，一直還和羅老師保持聯繫：他積極支持、鼓勵我考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在調合肥工作後還關心我的工作和進步。我過去工作期間到到合肥出差時曾去看望過他，以表達我的尊師之情。
在母校讀書時還有很多職員和工人在為我們服務，也是我們敬重的師長。在我的記憶中，和學生打交道較多，給我們進行過實踐教育，且印象較深的有三位。雖然他們都已辭世多年，但我還想再說一說。笫一位是校醫務室的陳逸修先生，他是一位熱愛本職工作，熱心為同學服務的好醫生。在對學生的小傷小病的治療、衛生防病知識的宣傳和學校週末的衛生大檢查等方面，他都是做得很認真而又負責。例如，1962年春，巢城爆發腦膜炎，人人談虎色變。在此情況下，他按照縣衛生防疫部門的要求，爭取學校領導的重視，努力做好衛生預防工作，指導食堂熬製中藥湯水紿學生服，有效地防止了此病在學校的傳播。又如，為了保護學生視力、預防近視眼的發生，他在衛生宣傳欄裡大力宣傳預防近視眼的知識，建議學校將教室日光燈再增加兩隻、以提高光照度，還不遺餘力地做好眼保健操的推廣工作。經過各方努力，學校在預防學生近視眼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我們在高三畢業時，每個班只有少數幾個人戴眼鏡。陳醫生對學生的身體健康尤為關心，特別是家庭困難的同學如生病，總是盡力給予照顧。當時高三（3）班的李登喜同學不幸患急性肝炎在家治病，他聽說後帶了藥品、買了食品前去看望，很是感動人。第二位是總務處的胡崇玉師傅，他是木工，做維修工作，我們教室課桌椅壞了則找他，他非常熱情給予修好。另外，在班級勞動周時，他又是勞動教育指導老師。他領著我們挖土、運土、填土，並且領發勞動工具，對我們很關心，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我們對他也很尊重。他後來在維修房屋時從屋上跌下而身亡，這是非常可惜的，而學校也失去一位很勤勞的老師傅。再還有一位就是電工李賢斌師傅，他當時做的事很多，每天早上學生起床時他要去天主堂的鐘樓上敲鐘，並管理學校的開水爐和浴室，還是學校的電工，每天早上放廣播。另外，我們初中物理上電路知識及安裝照明線路和電燈時，經常向他請教實際知識，他很熱情地給我們講，並且一再囑咐我們在搞電時千萬要注意用電安全，防止出現觸電事故。由此可見，母校在行政後勤部門的師長們在管理育人和服務育人方面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也為我們的健康成長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我們將深切地懷念這些可敬的師長們。
我在母校讀書多年，有幸得到眾多師長教誨，我對他們無比敬重和愛戴。現在有些老師已經仙逝，我願他們雲遊天外自由自在；而對健在之師長，我祝他們健康長壽，安度晚年。
母校在發展過程中凝聚著眾多師長的心血，他們為建設學校、培育人才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和畢生的精力；在母校百年曆史的長卷中，將會永遠銘記這些師長的功績。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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