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穩天下安，農業 興基礎牢，農民富國家盛。
當前，我國正處於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的歷史交匯期，但突如其來的疫情卻給每個人的生活罩上了一層濃濃的陰影。
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時，繼續堅持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精準研判、興利除弊，做好全面小康和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和協同推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而又緊迫的難題。
疫情之下，鄉村振興面臨的危機
（一）農民致富的經濟基礎薄弱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目前，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是外出務工收入，但是由於疫情肆虐、防控嚴密，使不少農民通過打工就業獲取工資收入的希望化為泡影。
務工工資作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經營性收入、資本性收入長期為零，這種單一、脆弱的收入結構，很難抵禦重大自然災害所帶來的風險，一旦出現不利於農民工就業的外部因素，就會導致一些農民家庭收入銳減，不時出現因病致貧、因工緻貧的現象。
如果疫情不能儘快得到有效控制，將有很多中小企業無法續存，不得不破產倒閉，使得就業崗位驟減，進而導致大量農民工失業，造成無工可打、無錢可賺的困難局面，甚至部分家庭因疫返貧也將成為大概率事件。
這說明大部分鄉村農業經營的組織程度還不高，經營主體呈現小、散、弱的特點，離農民真正富裕的目標還存在較大差距，鄉村持久振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優質高效農產品的培育乏力
疫情來襲，大大改變了很多人慣有的思維和生活習慣。人們對於“病從口入”的認識更加深刻，對於身體健康也更加關注，一些優質無汙染、食藥功能兼具的農產品倍受青睞，即使價格高出同類普通產品數倍或數十倍的仍然十分暢銷。
但在我國大部分農村，優質高效無汙染農產品品種數量不多，覆蓋範圍不廣，推廣價值不大，綜合效益不高，因而對於疫情所造成的損失對沖彌補能量不足。
（三）農村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滯後
在疫情爆發後較長一段時間裡，市場物資供應一度出現劇烈波動，嚴重影響疫情防控和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
一方面，城市糧油、蔬菜、副食品供不應求、價格暴漲；另一方面，不少農民卻在為糧食、果蔬、畜禽積壓而發愁、售價暴跌。
造成這種銷地斷貨與產地積壓並存局面的原因固然與部分地區交通受阻、物流不暢有關，但與產銷信息傳導失據、溝通失調、應對失策、局部失控的關係更為密切。
試想，如果多一些類似淘寶、盒馬這樣的網絡信息公共平臺，並將視野拓展至種養、收儲、加工、運輸、銷售全鏈條，可以大大降低疫情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而這正是政府部門應該予以高度重視並著手解決的突出問題。
（四）農村各類人才資源相對不足
長期以來，農村地區的教育水平普遍較低，成為制約本地人才培養的一大瓶頸；一些受過較高水平教育的青壯年，絕大多數都到城市中去就業發展；農村總體條件相對較差，對外來人才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突然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放大了農村地區人才隊伍匱乏的老大難問題。
比如，因為缺少農業經營管理、職業農民、科技和電商等方面人才，以致組織、技術、營銷創新步伐遲緩，小生產方式難以適應大市場需求；
因為缺少教育和醫療衛生人才，以致農民在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對教育和醫療服務的需求不能得到同步滿足；
因為缺少社會治理人才，基層組織軟弱渙散，村民自治、法治、德治流於形式，應對疫情危機的能力捉襟見肘，措施乏善可陳。
疫情之後鄉村振興的新趨勢和新亮點
（一）疫情倒逼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的升級
鄉村振興在短期內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但鄉村振興蓬勃發展的基本面沒有變，社會對鄉村生產的優質農副產品、低密度生態化的生活方式需求量的增加沒有變，各個行業加快鄉村市場佈局沒有變。
甚至在疫情期間，加強鄉村自身治理結構的優化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來匹配疫情後鄉村振興產業模式、醫療衛生服務、文化旅遊的升級，鄉村振興新動能就被激活了，鄉村振興的局面會大大好於疫情前。
從這個角度來看，疫情對鄉村振興的利好是大於損害的，疫情不是剎車，而是換擋、換軌，換到更快速的軌道上。
（二）鄉村產業呈現出更多的新增長點
短期內政府在鄉村的投入會因疫情出現下滑，基礎設施建設、美麗鄉村建設、鄉村產業培育政策都會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
農家樂、民宿等線下消費場景短期內也會受到大面積的下滑，不排除疫情結束後城市近郊消費業態的報復性增長。
但疫情期間一些和鄉村相關的新的業態卻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比如由於出不了門，小區業主團購農產品；
以前大力推廣而收效不明顯的互聯網教育，疫情期間鄉村的孩子同樣上起網課，享受和城市孩子同樣的教學內容；
比如互聯網醫療，一大批互聯網醫療平臺開通了網上義診，因疫情不能出門看病，也不敢去醫院看病，被動使用了互聯網醫院和網絡醫生，一些村民驚喜地發現原來這麼好用，大大地解決了村級衛生站的尷尬；
當然還有農產電商平臺，他們有效地解決了很多農產品滯銷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新的方式體現出了活力，所以鄉村產業不是停滯和倒退了，而是換了模式和軌道。
（三）疫情最大規模地激活了鄉賢力量
這次疫情期間，很欣喜地發現了另一個現象，就是鄉賢力量的集體爆發。
因為疫情，很多人待在老家一個月不能進城，對絕大多數人講都是最長時間的一次春節。
除了疫情爆發期，鄉賢們自發地捐款、聯繫渠道為鄉親們購買物資，參與防疫檢查，打掃衛生做志願者。
一個月的時間總不能什麼不幹，都開始思考鄉村的公益事業和未來發展，倡議眾籌給鄉村建設老年活動中心，一起謀劃鄉村的進一步發展，鄉村的社會結構和治理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
套用一句名言“潮退了，才知道誰在裸泳”，“疫情過了，才知道世道變了”。
過去沒經歷疫情這樣的大考，鄉村很多的傳統模式沒有非改不可的動力，人們也不會大規模主動去嘗試新的更加有效的模式。
疫情，讓鄉村從政策、社會結構、生產生活方式、產業模式、科技服務、公共服務提供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這些改變能否健康地在鄉村得到發展，或者說這些哪些鄉村能快速的在這些改變中抓住先機，獲得紅利，關鍵在於鄉村治理能不能快速做出調整去響應甚至激發這些變革。
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角度來論，疫情之後鄉村生產力方式有了上述變化，代表生產關係的鄉村治理要同步甚至超前地改革來適應這些變化。
從操作系統和應用程序的角度來看，鄉村各個行業的各個應用程序得到了較大的改變，也同樣倒逼鄉村治理這個操作系統的升級，從單核升級到雙核，甚至未來的四核、八核。
“三農”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壓艙石”，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總抓手。
經此一“疫”，全面反思，我們要上下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發展，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引領下，為建設“強富美高”美麗鄉村激發更大活力和更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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