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力量|林少華談村上春樹:走出孤獨,邁向剛性與冷色

從《挪威的森林》到《刺殺騎士團長》,30多年間,林少華翻譯了40多部村上春樹的作品。談到村上春樹,常常離不開林少華的名字。

“眼下正值疫情,少了遊花逛景、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感到孤獨亦是人之常情。”3月17日,在“上海書展·閱讀的力量”線上活動中,林少華來到直播間,從“孤獨”出發,講述村上春樹寫作背後的故事。

阅读的力量|林少华谈村上春树:走出孤独,迈向刚性与冷色

讀書與孤獨

“我離開圖書館,憑依舊橋的欄杆,傾聽河水的流聲,眼望獸們消失後的鎮容。環繞鐘塔和小鎮的圍牆,河邊排列的建築物,以及呈鋸齒形的北尾根山脈,無不被入夜時分那淡淡的夜色染成一派黛藍。除了水流聲,沒有任何聲響縈繞耳際。鳥們早已撤得無影無蹤。”

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書籍和圖書館都是重要的元素,也有化解孤獨的功效。例如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結尾中,“我”找到途徑逃出被城牆圍住的小鎮,卻不願離開,因為小鎮上有圖書館,圖書館中有我需要閱讀的古夢。

在《海邊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自小愛在圖書館讀書,即使看不懂的書,也會堅持看到最後一頁。書和閱讀,不僅沖淡了青春期的痛楚,而且連同其他種種奇異的經歷,一併給予他精神救贖,促使他的精神巨鏈成型,成為世界上最頑強的15歲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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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騎士團長》

在最新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中,也有關於書房的描寫:“牆壁寬寬大大。一面牆壁從地板快到天花板全是倚牆做成的書架,其中一部分用作排列CD的架子。書架無間隙地擺著各種開本的書籍。還放有木墩以便踏腳取高處的書。哪一本書都看得出有實際在手中拿過的痕跡。在任何人眼裡都顯然是熱心讀書家的實用藏書,而不是以裝飾為目的的書架。”

書,不僅是他作品中重要的精神力量,也會帶來奇妙的劇情推動。在《東京奇譚集》中,主人公正在閱讀狄更斯的《荒涼山莊》,鄰座一個同樣靜靜看書的女子向他打招呼,這個女人,個頭不高,算不上胖,胸部豐碩,衣著很有格調。兩人由此結識,交談,並開啟一段情緣。

“閱讀不僅可以化解孤獨、昇華孤獨、美化孤獨,還可以帶來如此妙不可言的好事。”林少華笑道。在他的回憶中,有一位廈門讀者,正是因為在書店閱讀《挪威的森林》時,遇上了現在的妻子,現在一家三口已經在鼓浪嶼定居,過著和美的生活。

“他感謝我,說我是他的媒人。我連忙說不是我,真正的媒人是村上春樹,是《挪威的森林》,在場的觀眾立刻都將手裡的書舉了起來。”

愛書的村上春樹

在林少華的回憶裡,村上春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談到自己的15歲。

“我15歲的時候相當奇特,在某種意義上,屬於極為普通的少年。爬山、下海、游泳,和同學玩得很歡,但同時又是一個異常好讀書的少年。”

因為獨生子的關係,少年時期的村上一旦鑽進房間就閉門不出,如飢似渴地讀著馬克思、恩格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被《資本論》深深地吸引。

同時,由於村上的父親是語文老師,家中每月都有出版社送來新出的世界文學和歷史全集,村上便一本接一本看,世界歷史全集,反覆看了二十餘遍,之後又讀了《先知三部曲》《第三帝國的興亡》《柏林日記》《西行漫記》等等。

文學修養的功底,則主要來自19世紀的小說。十二三歲到十七八歲之間,村上讀了狄更斯、巴爾扎克、《紅與黑》、《靜靜的頓河》等,其中僅《靜靜的頓河》他就讀了三遍。感觸最深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群魔》,以至於後來他做夢都想寫一本《卡拉馬佐夫兄弟》那樣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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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馬佐夫兄弟》

“獨處時候,村上常常看書,家中到處是書,只要有書,便不會無聊。”林少華說。村上作品中一條重要脈絡,探討的是孤獨的本質。“人這一輩子,往往明知那個東西找不到,還要找,明知徒勞還要努力,這本身是一種近乎悲愴的孤獨。孤獨是人的常態,任何想要驅逐、消滅孤獨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

既然如此,那麼不妨尊重孤獨、昇華孤獨、詩化孤獨,讀書誠然是一種行之有效而且有益的方式。但一個人不可能總處於讀書的狀態。

在村上的作品,尤其前期作品中經常見到這樣的場景:孤獨者常常在黃昏時分。坐在公寓套間或咖啡館裡,以不無憂鬱的目光半看不看地望向窗外,以不無造作的手勢,半喝不喝地斜舉著手裡的威士忌酒杯,以若有所思的神情,半聽不聽地聽著老式音箱流淌出來的老爵士樂,感受著音樂中孕育的情愫。

小資與剛性

對於村上的文學,北師大教授王向遠曾有一段精妙評述:

“村上的小說在輕鬆中有一點窘迫,悠閒中有一點緊張,瀟灑中有一點苦澀,熱情中有一點冷漠、興奮、達觀、感傷、無奈、空虛、倦怠,各種微妙複雜的情緒都有一點點交織在一起,如但如雲煙彈匣,可望而不可觸。”

普林斯頓大學授予村上榮譽博士的評語提到,“(村上春樹)以文學形式就日常生活的細節做出了不可思議的描寫,準確地把握了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孤獨感和不確定性”。

而村上作品英譯本主要譯者之一、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認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體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離。”

中國作協李敬澤2013年就諾貝爾文學獎回答《瑞典時報》時的說法也近乎異曲同工:村上大約是一位飛鳥型的輕逸的作家。“他不是靠強勁寬闊的敘事,他只是富於想象力地表達人們心中飄浮著的難以言喻的情緒。他的修辭和隱喻,豐富和拓展了無數人的自我意識”。

“村上的文學不僅有孤獨與小資的一面,也有高牆與雞蛋的一面;不僅是心靈後花園的出色經營者,而且是敢於直面、發掘和批判日本歷史黑暗的人文知識分子。”林少華表示。

在創作前期,他被劃分為軟性、暖色的小資作家,後二十五年,他逐漸走出孤獨,開始審視、批判體制和暴力,筆鋒指向日本的國家暴力性,和軍國主義體制的源頭,探索麵對體制這堵高牆時,作為雞蛋的個體靈魂所能達到的可能性,這是他剛性和冷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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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鳥行狀錄》

在林少華看來,村上創作的轉折點是《奇鳥行狀錄》,這也是他迄今最接近《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巔峰之作。

“概而言之,如果說前十五年村上是一個文人意義上的作家,那麼後二十五年,他更接近一位人文知識分子;如果說前十五年他痴迷於都市人的孤獨,那麼後二十五年,他執著的是面對高牆下,雞蛋的孤獨。”在林少華眼中,這就是村上的“孤獨”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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