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華的簽名很考究，用的是黑色軟毛筆，一上午親自簽了幾百個名後，他悄悄對人說：“讀者這熱情，我哪裡敢說手痠。”他一身西裝，頭髮向後梳，手提黑色公文包，裡面用文件夾放著為新書發佈會寫好的發言稿，A4 大小，約六、七張，裡面用黑筆、紅筆做了不同標記。
從《挪威的森林》到《刺殺騎士團長》，30年間，林少華翻譯了40多部村上春樹的作品，讓村上春樹在中國家喻戶曉。如今正式從大學退休的他表示準備以教師題材進行原創。因為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小一號的字號署在另外一個男人的名字後面，總歸不是滋味。
“從事翻譯，是為他人做衣裳，做久了，就想給自己來上一件。”他說。
上海書展期間，翻譯家林少華舉辦了一場關於新作《刺殺騎士團長》的講座，現場座無虛席，既有十多歲的小女生，也有白髮蒼蒼的老太。
靠拔草緩解寫字“痛”
該書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最新長篇小說，因書中提到南京大屠殺備受關注。
從 2008 年開始的十年，村上春樹新書的翻譯版權屬於施小煒。林少華說，村上春樹中文作品版權旁落這10年，自己的感受就好像正悶頭吃得津津有味的一碗拉麵忽然被人一把端走，致使自己“目瞪口呆地面對空蕩蕩的桌面，手中筷子不知是舉好還是放下好，嘴巴不知就張著好還是姑且閉上好。”
2018 年，村上春樹新書的版權重新回到他手中，這碗拉麵又被端到他的嘴邊。這本書的翻譯工作，林少華是在東北農村老家完成的。房子坐落在鎮郊村莊的村頭。村頭再西走二里多，是他近半個世紀前就讀的初中母校，往東走不出一里，就是鎮里老街。新書中不少段落都是他趴在土炕矮腳桌上翻譯。
他說，雖然相隔十年，但村上作品還是那個味道，他再熟悉不過，基本看完上句，就大概知道下句是什麼，連字典都不用。“我翻譯不用查字典，如果一邊查字典一邊翻譯，猴年馬月能翻譯完？”說完，他將額前的頭髮往後理了理。
連寫十天後，林少華胳膊痛，手腕痛，手指痛。握筆的大拇指和承重的小拇指尤其痛，疼到飯碗都端不穩。他告訴出版社，恐怕要遲交稿，出版社回覆馬上寄止痛藥來。
他謝絕了，靈機一動，去院子裡拔草，拔了二三十分鐘，疼痛大為減輕。“如此曉行夜宿，風雨兼程，九月中旬一天清晨終於全部完工。手寫稿紙1600多頁，近50萬言，前後歷時85天。譯罷最後一行，擲筆‘出關’。但見晴空碧日，白雲悠悠，花草樹木，流光溢彩。心情好得都不像自己的了。”
不懂搖滾翻譯遇“囧”
林少華說，走上翻譯之路完全是意外。
學日語前，他不知道天下有日語這個語種，還以為日語就像是老抗戰片裡那樣“八格牙路，米西米西”，講一些半生不熟的漢語。沒想到日語是另外一種發聲系統。“我們那代人對日本文學、文化，大抵採取的是俯視，認為那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派生，並沒把日本文學看得獨立、有份量。”
上世紀80年代，讀《挪威的森林》時，他才30多歲，研究生剛畢業，一個月賺79.5元。一位翻譯界前輩推薦他翻這本書，懷著掙零花錢的心態，他接了這個活，沒想到卻紅了。
林少華說，自己原想成為名揚一方的學者，寫兩三本磚頭般的學術專著。結果半本的都沒寫完就碰上《挪威的森林》，“森林”進去就再沒出來。“村上既成全了我，又耽誤了我，《挪威的森林》讓我獲得一定名聲，也耽誤了我的學者前程。”
不過林少華不特別後悔。因為中國不缺少像樣的學者，缺少像樣的翻譯家。“要是寫學術專著，頂多也就三五本，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寫100多本。”他笑著說，眼神中滿是自豪。如今，林少華是空中飛人，最忙時一個月都在外講座。
在沒網絡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林少華每每被村上作品中“連篇累牘，幾乎近乎賣弄”的爵士樂、歌手名字和唱片名稱弄得一頭霧水，這些英文單詞都是通過日語片假名的形式書寫，字典上也查不到。“實在沒辦法，我只好自作聰明，望文生義。”林少華向讀者老實交代，“比如Beach Boys，現在大家知道是美國搖滾樂隊‘沙灘男孩’。我想了半天，恍然大悟是人名，就寫了‘比齊·鮑伊斯’，書就那樣出版了”。
半年後，一位北京的讀者給林少華來信，指出包括“比齊·鮑伊斯”在內至少15～20個單詞的翻譯錯誤，還一一羅列了單詞的英語原文和約定俗成的翻譯。林少華直言，爵士樂、搖滾樂這些是他知識死角，即使現在翻譯《刺殺騎士團長》，他也跟責編講好，找音樂方面專家確認後最後才敢交付印刷。
30年只見村上兩次
“譯文出版社村上作品的發行總量就超過1100萬本，一本書平均一般認為有4個讀者，保守地算，不算盜版書的讀者，我和村上春樹在中國至少有4000萬讀者粉絲。”談及自己作品時，林少華難掩驕傲。
關於村上春樹，林少華說，“一般都認為我們關係很鐵，他肯定請我搓一頓，去那種有藝伎的日本高級料理店。但很可惜，真沒有。”他說，他和村上春樹只見過兩面。第一次見面是在2003年。“沒去他家，去的是他設在東京中心城區的事務所，一幢普普通通的棗紅色六層寫字樓的頂層。交談當中，村上不大看著對方，更多時候是向下看著桌面。就像他小說中的男主人公一樣，不大愛主動交談，聊天大多數時候是我問他答”，林少華說，他感覺村上春樹是很孤獨的人。他基本沒官方頭銜，也不參加各種活動，不喜歡和別人交往，自己新書也基本上不出來站臺。他每天都出去跑步，保持每天寫2000字，他甚至說，哪怕正寫在興頭上，也不往下寫了，要留到第二天。
2008年10月，林少華第二次和村上春樹見面時，村上春樹對林少華說：“歷史認識問題很重要，日本的年輕人不學習歷史，所以才要在小說中提及歷史，以便使大家懂得歷史。”所以，後來就有了《刺殺騎士團長》。
“代人做衣”不是滋味
村上春樹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但每次都大倒熱灶，“陪跑”多年。在林少華看來，村上春樹獲諾貝爾獎是早晚的事。“他的作品很大程度體現了作為諾獎審美標準的理想主義傾向。”不過他坦言，村上幾乎拿遍了除諾貝爾文學獎之外的所有世界性的文學獎，在世界各地還獲得了鉅額的版權回報，擁有數量眾多的粉絲，可謂要名氣有名氣，要錢有錢。“他都拿了那麼多獎，再給他諾貝爾文學獎，別人還活不活？”林少華打趣地說。
當被問及下一步創作計劃時，林少華說如果沒有特別邀約，他不會繼續翻譯。最近，在高校當了35年教授的他正式退休，計劃寫一部原創作品，反映當下的教師眾生相。
他曾說過，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小一號的字號署在另外一個男人的名字後面，總歸不是滋味。“從事翻譯，是為他人做衣裳，做久了，就想給自己來上一件。”他引用傅雷的話說，翻譯是舌人，鸚鵡學舌久了，就想自鳴得意一回。
“翻譯家本質上必須是作家，否則翻譯不好。”林少華說，作家不是培養出來的，需要對語言詞義辨析，微妙之處的體味有天分，而他在這方面還是有些天分。
“小說我寫不來。但論語言風格上的變化，我比村上強，既可以小橋流水，也可以大江東去。”他笑著說。
——對話——
談村上：“再給村上諾獎天理不公”
廣州日報：《刺殺騎士團長》在村上的作品中處於什麼水平？
林少華：這部作品的一大亮點是他提到了80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殺。相關表述在二十多年前的長篇《奇鳥行狀錄》中出現過，但寥寥數語，這次接近三頁篇幅，譯為中文也有1500字之多。
廣州日報：村上對你翻譯他的作品評價如何，是否滿意？
林少華：因為他不懂中文，也無從獲知我的中文譯本到底怎麼樣。總的來說村上對翻譯比較寬容，他一再強調的是，翻譯有兩點，一是語言功力，第二是對原作懷有近乎偏執的愛，甚至這點更重要。
廣州日報：有沒有邀請過村上來中國做講座？
林少華：他不願意過多地和外界打交道，特別不願意和公眾、媒體打交道。他可以在網上認真答覆讀者提問，但不願在大庭廣眾之下演講、籤售。我邀請過他來中國，甚至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時都曾希望通過我找村上來中國做學術交流，那時來的都是諾獎級別的人，但他都婉拒了。
廣州日報：村上春樹還有機會得諾獎嗎？
林少華：我覺得是早晚的事，不是他需要諾獎，而是諾獎需要他。村上得的獎已經夠多了。某種意義上，再給村上一個諾獎是天理不公啊，他作為作家撈到的東西已經夠多了。
談自己:不喜被稱御用翻譯
廣州日報：你翻譯時節奏是怎樣的？
林少華：我一般是一天翻譯十頁，原文的一頁是七八百字，譯成中文四五百字，我一旦動筆，每天不能低於十頁。比如今天去開會或者有客人來，我只翻譯了五頁，那我第二天累加起來也得翻15頁。否則，一本書就永遠翻譯不完。一般晚上11點前不可能睡覺。當然，也不可能天天熬夜，我那時還是教書匠，第二天還要上課呢。
廣州日報：你翻譯的村上作品也有批評聲音，說你沒忠於原著。
林少華：我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別人的批評基本不看，否則無法靜下心。我就是忠實於內心世界，忠實於我認為的原文。你認為好就好，認為不好就不好，那是讀者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這也是村上的想法。翻譯本身不是為了討好讀者，再說很多人可能不懂日語，沒讀過原著，就來說不忠實。
廣州日報：村上作品裡面有很多性描寫，你怎麼處理？
林少華：我沒刪也沒改，只是把那些赤裸裸的，醫學、生理學、解剖學上的字眼，換成文學性的表達，這不是不忠實於原著。因為在性方面，日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中國人不一樣，日本人看這些字眼無所謂，中國人可能覺得有點過分。
廣州日報：你喜歡“村上春樹作品翻譯家”這個標籤你嗎？
林少華：我不大喜歡“村上春樹御用翻譯家”這個稱號。實際上，除了村上的書，我還翻譯了很多日本作家的書，村上的書只佔一半。可以去看看我翻的另一半作家作品，風格不同。如果千篇一律，那是我翻譯上的失敗。
文、圖：廣州參考·廣州日報記者 肖歡歡 實習生 楊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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