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每個閱讀者創造舞臺 』
大學的時候，我非常喜歡看日本文學，但老師告訴我，看日本文學要適可而止。她說：“日本文學看到最後沒有出路，會讓你越看越小。”
最近看完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最新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這是一部有格局，有歷史責任感，給困境中的人以希望的小說。譯者林少華說：“村上春樹雖說是個日本作家，在知識結構，價值觀，意識結構，寫作手法上卻主要得益於美國當代文學，比如菲茨傑拉德，而他文學中的靈魂質地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接近。”因此，它突破了日本文學本身。
《刺殺騎士團長》中的主人公“我”是一個36歲的畫家，原本美滿的幸福生活，突遭離婚的打擊。結婚6年的妻子有一天沒有緣由地對“我”說：“非常對你不起，我恐怕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了。”
婚姻破裂後的“我”開著二手“標誌”到北海道流浪，之後住進了朋友雨田政彥的家。雨田政彥的父親雨田具彥是日本著名的畫家，“我”在他家的閣樓上發現了一幅叫做“刺殺騎士團長”的畫，從這幅畫開始，開始經歷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
夜晚固定時間聽到古廟裡的鈴聲、認識了神秘男人“免色涉”、放出了“井”底的“理念”（即化身為騎士團長的小人兒）……故事在現實與虛構、歷史與當下中來回地穿梭，作者高超的敘事技巧，一旦打開，閱讀就無法停止。
“騎士團長”與“理念”
原著70多萬字的小說，圍繞著《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展開了一系列奇妙的事件，那麼，究竟“騎士團長”是怎樣的存在？
小說第一部“顯形理念篇”中騎士團長出場的時候，我們會吃驚地看到他是一個會走會跳的身高六十釐米的小人兒，身著白色傳統衣服，就像從《刺殺騎士團長》畫裡走出來一樣，但他並非靈異，純屬“理念”。
理念即“Idea”。這個概念比較複雜，為了幫助人們理解理念論，蘇格拉底提出了著名的“洞穴比喻”。
沒有哲學思想的人們猶如被鎖在洞穴裡面的囚徒，他們是一堆火，他們看到的是一堵空白的牆，影子照在洞穴的牆壁上，這就是他們看到的世界，象徵我們通過感官看到的事物的外表。而有一天一個囚徒掙脫了鎖鏈，看到了洞穴外面的光明的、廣闊的世界，這個世界就象徵著人們學習了哲學之後，通過理性把握到的理念知識。這個囚徒想把他的發現講給他的同伴們，卻無法得到理解。
以“騎士團長”形式存活於無限的時間和空間中的“理念”是一個意義非凡的角色，對小說故事的推進可謂至關重要。
小說給人以好的力量
村上春樹曾說：“暴力是打開日本的要素。”《刺殺騎士團長》這部小說無論是集體暴力，還是個體暴力都兼而有之。
書中提到的納粹大屠殺、南京大屠殺，這些都屬於歷史的集體的惡與暴力。
書中作者寫道：“有人說中國死亡人數是四十萬，有人說是十萬。可是，四十萬人與十萬人的區別到底在哪裡呢？”
書之外，村上春樹在接受《朝日新聞》的記者採訪時說：“歷史乃是之於國家的集體記憶。所以，將其作為過去的東西忘記或偷樑換柱是非常錯誤的。必須（同歷史修正主義動向）抗爭下去。小說家所能做的固然有限，但以故事這一形式抗爭下去是可能的。故事雖不具有即效力，但我相信故事將以時間為友，肯定給人以力量。如果可能，但願給人以好的力量。”
無論是書中的敘述還是面對記者的回答，都體現了村上春樹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歷史擔當和道德責任感。
到底要刺殺什麼？
如前所說，“騎士團長”是理念的賦形，理念的化身。作為事物的原型，“理念”本身超乎善惡，寄身於集體潛意識當中。無論是集體的意識，還是個人的潛意識，一旦固化，改變就很難，“刺殺”的過程必然帶來痛苦。
作為畫家的“我”，通過畫免色君的肖像畫，感受到他意識深處的暴力性，也因此在畫肖像畫的事業上開始了新的可能；與此同時，“我”畫“白色斯巴魯男子”的肖像畫也讓主人公開始隱隱約約地直面另一個意識深處的自己。
故事的最後，“我”為了營救失蹤的少女，在騎士團長的指引下，在老畫家的病床前重現了殺死騎士團長的過程。騎士團長死後，另一個通道打開，畫中的“長麵人”出現，“我”拽出“長麵人”，強行鑽進了“地下二層”的異世界，接受死亡威脅的考驗。經歷種種艱難的煉獄，最終以驚人的意志力返回到現實世界的“井底”，回到妻子身邊，接納她的孩子，接受生命的恩典。
一言以蔽之，無論是“我”，還是免色君，作者想要表達的是我們要“刺殺”意識深處的另一個惡的自己。“消除‘本我’惡的一面，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社會的惡，體質的惡。”
相信相信的力量，“我能夠由衷地相信：無論進入多麼狹窄黑暗的場所、無論置身於何等荒涼的曠野，都會有什麼把我領去那裡。這是我在小田原近郊山頂那座獨門獨院的房子里居住期間通過若干非同尋常的體驗學到的。”故事走向善的終點。
譯者林少華說：“在村上春樹看來，愛與悲憫，才是東亞關係的出口。”
對於我們每一個個體，愛與悲憫，又何嘗不是人生轉折處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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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E N D
感 謝 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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