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降，周作人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出現了很多重要成果。但部分學術成果有待進一步全面分析與深入研究，周氏“書抄體”研究，即是個案之一。
繼承古代近世書抄文遺產
書抄體是周作人1930年後寫作數量最多的一種文體。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周氏自《夜讀抄》肇始的書抄體多持批評貶抑態度。司馬長風認為，它們“距離散文的要求，尤其是距美文的要求越看越遠”，因而不予置評（《中國新文學史》中卷）。進入新時期，唐弢指出，周作人是“Familiar Essay——隨筆性散文”的“代表”，他“早期散文很漂亮，思想開明，要肯定，後期不行了，專門抄古書，不行就說他不行”（《唐弢文集》卷九）。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認為書抄體是周氏晚年所創造的“一種新文體”。其實，書抄體不但古已有之，且近世亦有之，它們都曾對周作人書抄體寫作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
書抄體原是六朝齊、梁時出現的一種文體。鍾嶸《詩品》稱：“至於吟詠性情，亦何貴乎用事？……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此時的書抄之風蓋由詩貴用事衍及各體文章而成。其文類特徵是抄掇群書，輯錄眾說，如《南齊書·文學傳論》所云，“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在書抄基礎上，尚可編撰類書、類苑。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中指出，“《南史》稱王儉嘗使賓客隸事，梁武集文士策經史事；而類書一體，亦以梁代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雖為博覽之資，實亦作文之助”。
周作人雖未談到他的書抄體與南朝書抄文章的關係，但他的書抄文卻呈現出類似南朝書抄的特徵，也不難從中窺見“緝事比類，區分題目”，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兩種模式的印痕。此種類同，可謂其來有自。周作人在《歐洲文學史》（1918）一書中評論古羅馬G. P. Secundus《自然史》說，“性質實同類苑，據自序所記凡二萬事，而輯錄眾說，不加決別，並收志怪之言”。而周氏散文已有書抄或譯抄文，前者如《日記與尺牘》《巡禮行記》，後者如《猥褻論》《文藝與道德》等。1932年周氏撰寫“以貓為主題”的小文，曾“先調查貓的典故，並尋覓得黃漢的《貓苑》二卷，仔細檢讀，次又讀外國小品文”諸名家“談動物諸文”，後幾經輟筆最終寫成《賦得貓》，即是典型的書抄體隨筆。事實證明，南朝類書、類苑等書抄文體概念，不但早已進入周作人的藝文學術視野，而且導引周作人後期書抄文的寫作實踐。
而相比之下，以清代學者俞正燮為代表的近世書抄文，對周作人的濡染更為彰明較著。周作人十分推崇俞理初，讚譽漢代王充、明代李贄、清代俞正燮為“中國思想界不滅之三燈”（《記蔡孑民先生的事》）。在他看來，俞氏“見識乃極明達，甚可佩服”（《俞理初的詼諧》）。他自小就“頗喜歡”俞氏，時常翻讀其《癸巳類稿》，後又購讀《癸巳存稿》。俞氏二稿“以類相從”，尤多書抄文。李慈銘曾贊其“博綜九流”“浩博殊不易得”，但“其書引證太繁，筆舌冗漫”，因“文繁無擇，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關於俞理初》）。周氏出於珍愛，蒐羅俞著不同刊本，包括通行本、巾箱本、影印本及藏家批註本，計《癸巳類稿》四部、《癸巳存稿》三部及《四養齋詩集》一部。
周作人後期以褒揚俞氏其人其文為題的散文多達四篇，其後期散文亦常引述《癸巳》二稿，其中通篇或大部分抄錄的若干篇什竟全屬書抄文。如《俞理初的詼諧》開篇全文抄錄《癸巳存稿》卷四《女》。俞氏此文抄引中外十種古籍涉及女性的訓詁、謠諺，經史子集的論述，詩文小說的描繪，表現了作者明達的見識與兩性平等的倫理觀念。全篇詳引略引，錯落有致，或錄全文，或摘章句，繁簡得當。抄引中又以精要的評語予以申釋，綴連上下引文，綰合全篇。周作人讚歎此文“在意思及文章上都很完善，實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雖然想學寫文章，至今還不能寫出能像這樣的一篇來，自己覺得慚愧，卻也受到一種激勵”。而《關於俞理初》則全錄《癸巳存稿》卷十四《白席》，俞氏此文雖篇幅簡短，卻能彰顯作者“議論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的另一“特色”。文中抄引《通鑑綱目》等四種古籍，嵌入兩處評語，藉以迴旋斡運，點染渲潤，使全文融為一體。
辯證認識書抄體成就
周作人書抄體雖蒙受六朝和近世書抄文的浸潤，但畢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書抄文，它是周作人經由文體“通變”力圖創生的一種散文體裁，然毋庸諱言，也是周氏散文創作走入狹邪小路的表徵。筆者以為，對周作人散文來說，書抄體既是一種文體，也是一種語體。後者稱之引述語體似更妥帖，它是周氏散文尤其前期散文的一種重要語體，在語篇的記敘、抒情或議論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審美功能。
而書抄體在周作人後期散文創作中衍變為最重要的體裁之一。它雖不同於南朝以降“類聚事物，不大有什麼議論”的類書，但其寫法卻類同俞正燮的書抄文。今之論者褒揚周氏書抄文的引文詳略與虛實處理，評語的申釋、連綴與綰合等功能，結構的縱向移轉與橫向並列等，幾乎均可移用來評價俞氏書抄文。
筆者以為，周氏書抄體是融入較多古文成分的白話文，或稱語體文，而不是俞正燮式的古文，但其新變主要表現在思想方面。周作人身處19世紀末20世紀，廣泛接納域外近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成果，具有多種文明交融互鑑的宏放視野，因而其思想觀念和知識結構遠比俞正燮廣博、完備和深徹。他的書抄“根本物理人情，訂正俗傳曲說”。文章“以文情並茂為貴”，思想“系根據生物學文化人類學道德史性的心理等的知識”，“以情理併合為上”（《自己所能做的》）。同時，他的書抄範圍由中土擴延到歐西東洋等，對象由人事推廣到物性，涉及生物、氣候、風俗、物產等，擁有俞正燮等人書抄文所不可比擬的跨文化新知與學識，其對現當代知識小品、文化散文的生成也不無裨益。
但不可否認，周作人書抄體也有較為嚴重的弊病，它從書本到書本，大凡跳不出“緝事比類，區分題目”，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的窠臼。克羅齊認為，“一部詩作或一組詩作問世後，無法通過對這些作品的研究、摹仿或改編來繼承和發展它們。……詩歌不能產生詩歌。孤雌生殖是不存在的。需要有陽性元素，即需要有現實的、激情的、實際的和精神的東西的參與”（葛蘭西《論文學》）。儘管周作人若干書抄文也有“陽性元素”的參與，如有關人事的《性的心理》《談卓文君》，關於物性的《蘭學事始》《常談叢錄》等，在文中融入了現實的、激情的與精神的東西，但“陽性元素”的參與畢竟顯得淡薄，尚不足以破解書抄體的瓶頸，使它躋身為新變的文體。而他的絕大多數書抄文卻只是“在別人的書中尋找自己，借別人的書說自己的話”，它雖也是“表現自己”，卻絕非“最好途徑”，所表現的只是抄錄、蹈襲別人的自我。其此類文章大都板滯、沉悶，形同一律，不復有前期散文的生香活色，已然失落了以自主、獨創為標誌的文體創造的精義。
周作人的書抄體，並非周氏自詡的“疾虛妄精神之現代化”或“新《論衡》”（《俞理初論莠書》）。周氏作為中國現代散文大家，其在1930年後的創作不能別開生面，卻僅以摭拾叢殘的書抄自足。當年金克木嘲諷道，周氏引領的“言志”，“廣抄舊書，但真言志文抄書是自己話借別人嘴說，偽言志文便是說了半天有人無己”（《文化卮言》）。錢穆也認為周氏“寫文像要學蘇東坡的《志林》一類，但東拉西扯，只是掉書袋”（《中國文學中的散文小品》）。筆者以為，書抄體堪稱其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兩岸現代中國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暨數據庫建設”（18ZDA26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閱讀更多 中國社會科學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