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光環之下，有一個陰影。這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是魯迅（周樹人）的二弟。他還有一個三弟叫周建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此處不提。周氏三兄弟，可謂一門三傑，也是少見的。周作人，中性的評價，大致如下：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後淪為“漢奸文人”。魯迅生前曾有一句話，是說周作人的。四個字：“啟明真昏”。
啟明者，周作人也。他原名魁壽。字星杓，後改名槐壽、奎緩、作人，自號啟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1885年1月生於浙江紹興，1903年進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日本攻讀海軍技術。期間，他與日本女子羽太信子(1888-1962)結婚。1911年回國，曾任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視學、紹興縣教育會會長、省立五中教員。1917年經魯迅推薦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文章，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
周作人才華橫溢、著述頗豐。這一點，都是公認的。但是，周作人之昏濁，也是事實。據我看來，魯迅先生說“啟明真昏”，雖說是氣話，但評價是準確的。近年來，網上有不少文章，曾論及魯迅與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並有種種詆譭魯迅的說法。不過，我是極不認同的。當下，反權威反傳統之風盛行，也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客觀反映。
周氏兄弟失和，兩人日記均有記錄。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說，“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當時，周氏三兄弟和老母魯瑞，均在北京八道灣院子共同生活，魯迅怎麼會“自具一餚”呢？不解。肯定是出事了。當日，周作人日記卻無一字記錄。直到7月17日，周作人日記記載：“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後來回憶，這則日記原來大約還有約十個字涉及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
7月18日，周作人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魯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顯然，這是一封絕交信。此後，魯迅和他母親魯瑞搬出八道灣，並大病一場。有學者論證，兄弟失和，肯定不是政見思想的分歧，而是源於家庭矛盾。但是，究竟是什麼矛盾，兄弟兩人，至死都沒有說明。於是，各種猜測紛紛出現。眼下有代表性的說法大致如下：有的說是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了；也有人說是魯迅趁周作人不在，調戲弟媳；也有人說周氏兄弟因為文化上的觀點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從中挑撥，造成了那樣的結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說來套魯迅，說他本來對羽太信子垂涎已久，性壓抑得不到釋放，於是與周作人夫婦打了一架後離開了八道灣。
不過，我比較相信魯迅三弟周建人先生的說法。周建人也是在魯迅之前被羽太信子藉故趕出去的。周建人回憶說：“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注：侍女出身），可是派頭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僕人十幾個，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裡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裡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菸和點心。”
要知道，周氏兄弟當時收入頗豐，日子不錯。但是，魯迅的原配朱安，是一個不太識字的鄉下人，自然不會理家，他母親也因年邁而不持家，因此羽太信子便成了周家的大管家了。信子的花錢無度，使原本富足的周家居然經常發生向朋友借錢的事情。此事魯瑞老太太也曾有說法。對此，魯迅十分不滿，這自然引起羽太信子的怨恨。相比之下，周作人是一個只圖安逸、在“苦雨齋”寫作的人，同時，他也是一個耳朵根極軟的人。老婆的挑唆之言，最終成了他們分手的導火線。所以，魯迅才會說出“啟明真昏”的話。
至於有人說周氏兄弟失和是宿命，則有點迷信色彩。因為魯迅和周作人都有法名，一個叫長庚、一個叫啟明，按《詩經小雅》所說，“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那就是“兩星永不相見”。魯迅母親魯瑞也說過，“長庚星，紹興人叫‘黃昏肖’，啟明星，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這一說法，似不可信的。
若說家庭矛盾，周作人昏了一回，也就算了。“啟明真昏”，最終在民族大節上跌了跟頭。這才是讓魯迅想不到的。魯迅1936年10月19日清晨與世長辭。據說，臨死之前，他經常看周作人的文章。他是不是放不下這個已有十多年不來往的弟弟呢？他知道，周作人有日本情結，對日本有好感，也常說日本是他的“第二故鄉”。當時，他也聽說，遠在北平的周作人，處在日本人的包圍之中，點點滴滴，常有所聞。對此，魯迅是十分擔心的。但是，魯迅苦於無法與周作人直接溝通，只好給八道灣的門客章廷謙寫信，請他勸說周作人南下。章廷謙看完來信，感慨不已。然而遺憾的是，周作人沒有絲毫反應。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北大的教授之中，包括胡適、葉公超、梁實秋等人，南下隊伍中始終未見周作人。經濟的困境、是不是還有信子的埋怨，以及1939年元旦的“槍殺事件”，最終促使周作人作出選擇，“淌了日本人的混水”，“苦雨齋”的主人居然“花甲登科”了，出任了偽北京大學文學院長、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墮落成為一個“漢奸文人”。茅盾、郁達夫、老舍、馮乃超、王平陵、胡風、胡秋原、張天翼、丁玲等人發了公開信，“希望幡然悔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但是，周作人充耳不聞。實事求是地說，周作人在“汪偽政權”中的表現，比如見溥儀、見天皇、見汪精衛等等，相當的令人不齒，丟盡了中國文人的氣節。他是真昏了。最終，周作人被國民政府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民權十年”。
不過，周作人只在監四年。解放後，人民政府對他還是不錯的。至少在“文革”發生之前。其間，周作人以筆名寫了不少有文章，翻譯了大量的國外作品。後因曹聚仁先生的關係，亦在海外寫了大量文章，包括甚有影響的《知堂回憶錄》。
但是，周作人終究沒能逃脫“文革”。1966年8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幾十年形成的習慣，在燈下寫日記：“晴。二十二度。上午閱毛澤東論文藝，下午吉宜為寄耀辰信又件，內春信等三冊。”這是他的“絕筆”：從1898年2月18日開始，記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日記，現在寫完了最後一頁。第二天，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家,周作人成了名符其實的牛鬼蛇神。本想與世無爭、苦渡餘生的周作人，終於大難臨頭、在劫難逃了。八旬老人，何以經受得住百般折磨？有人曾記述周作人捱整的情況,慘不忍睹。1967年5月6日下午4時，周作人在下地解手時猝死。其家屬匆匆銷戶，火化了事，連骨灰盒都沒敢拿回來。
有一件事，值得一說。周作人日記記載，1966年7月2日，他開始閱讀《魯迅全集》中的雜文。兄弟兩人，離世之際，不約而同，都在互讀對方的文章。冥冥之中，長庚和啟明，這對“老死不相見”的兄弟，居然如此，也是叫人噓唏不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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