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裡講述劉備手下五虎將之首的關羽愛讀《春秋》，民間傳說中把關雲長塑造成“忠孝節義”的千古武聖人，襯托這一點的標準形象就是：關羽一手拂拭美髯，一手捧讀《春秋》，左邊關平捧印，右邊周倉扛大刀，所謂關雲長挑燈清夜讀《春秋》。
無獨有偶，也是該書中寫曹魏名將李典也喜讀《春秋》，“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群書。”。
其實歷史典籍裡記述的喜歡讀《春秋》的忠臣武將大有其人，給人的整體印象是：喜歡讀《春秋》的這些人修為、眼界、胸襟高人一等。文人讀《春秋》，長了正氣；武將讀《春秋》，少了“黥布、彭越之徒”之類的匪氣，脫離了鷹爪飛揚的純粹勇鬥武將方陣，大多修成了所謂“儒將”。
那麼它是一部怎樣的書呢？有這麼大的魅力和“魔力”嗎？《春秋》是一部編年體的魯國史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大約240年間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大量當時魯國和其他諸侯國發生的大事。
司馬遷在《史記》裡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也就是他認為《春秋》是孔子（仲尼）寫的。該書的作者是孔子還是眾多魯國史官，這個還存在爭議；但是孔子晚年對《春秋》進行了“創造性”的系統修訂則是不爭的事實。
孔子曾經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評價他自己的話叫“述而不作”，意思是他對儒家經典只是闡述（即向人們介紹古代的知識）而不創作。他為什麼這麼說呢？
除了表明他自謙、不居功自傲以外，其實他更重要的是要向世人表明：這些儒家經典可不是我發明的，是自古以來的聖君和先賢們踐行的，以此來抬高這種理論的權威性，勸導人們遵照實行。
其實孔子在“述”、修訂、勘誤取捨的過程就是一種“再創作”的過程，實際上是“又述又作”，而依據實際結果來看，“作”或者說“創造”的成分不小。《春秋》中用詞遣句“字字針砭”、“微言大意”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被歷代文史學家奉為圭臬。
正因為如此，曾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作為正宗模範史學著作的《春秋》後來進入了儒家思想核心載體的《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這五經（原來還有《樂經》，合稱“六經”，但後來亡於秦末戰火，只剩下五經），也就是先把它當“史”，後來判斷其為“經”，至少是“且史且經”。
近代學者胡適就認為《春秋》是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不是一部模範的史書。因為歷史的要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而《春秋》固然也記史實，但孔子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佔了很大比重，也就是說其中摻雜了許多滲透孔子“仁義禮智信”思想的個人主觀判斷。
客觀地說，《春秋》作為儒家學說以史明義的經典著作，它不僅對歷史事件進行了記述，還對事件及人物進行了品評！它與《論語》構成了集儒家思想精華大成的一部著作，旨在明辨是非，邪惡，善美，綱常，倫理，《春秋》以曉義為主，忠孝仁義、綱常尊卑是其要旨。
中國的學問中，大致以“經”與“史”兩類最為重要。史書是用來記事的，而經書則旨在說明道理，規範人的行為。但是史書記事的目的也是為了說明道理，說到底中國傳統思想學問是難以“經”、“史”徹底分開的。
如果說“良史”、“實錄”代表了史學的基本原則，《春秋》的“微言大義”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把它當做“史”並無不當。
《春秋》的史料價值很高，記載的內容基本可信的，但是過於簡略，有些地方也不太完備。特別是經過孔子修訂後，幾乎每件事都帶有他自己的強烈但是很隱晦的褒貶之意，即所謂“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後人很難讀懂，於是陸續出現了對《春秋》詳細解釋、說明和補充的著作，稱之為“傳”。
迄今為止，發現為《春秋》作的“傳”共有5種，分別以其作者姓氏命名為《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其中後兩種已經散失湮滅；前三種合稱“春秋三傳”。成書於西漢初年的《公羊傳》與《穀梁傳》側重於闡述“微言大義”，即試圖挖掘孔子寫書的本意(作者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
《左傳》是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為《 春秋》做註解的一部史書，所以又有《春秋左氏傳》、《左氏春秋》、《春秋左氏》等叫法。它以補充史實、訂正疏漏為主。如果說《春秋》是教材的話，“春秋三傳”就是三本教輔，其中尤以《左傳》的史學、文學價值、影響力最高，通俗易懂，生動傳神。
由於《春秋》和《左傳》是主書和註釋的關係，在總體思想上是一脈相承、互為補充的。如果說文臣尊崇《春秋》的話，武將限於自身文化水平大都只能讀讀《左傳》了。武夫子關雲長夜讀《春秋》實際上讀的應該是教材輔導書《春秋左氏傳》，李典也不例外。
在《三國志·關羽傳》中有描述:“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在《呂蒙傳》中也有類似記述。後人作了一副對聯詠歎其事：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還有一句歇後語：關羽看《春秋》——— 一目瞭然！可見關羽確實熟讀《春秋》
《春秋》及其“三傳"最主要特徵就是尊崇正統。孔子在書中嚴守君臣大義，讓一些想篡權的野心家感到很害怕，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時期，諸侯割據爭霸導致“禮崩樂壞”。
邦有道則禮樂征伐（都是當時所謂“軍國大事”）自天子出，邦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後來甚至“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社會出現從周天子失權到諸候失權再到卿大夫失權的貴族政治潰敗過程。
孔子向來注重禮儀，肯定不希望這種局面出現。於是作春秋，嚴厲斥責諸侯的無視禮法行徑。甚至不止於諸侯，司馬遷評價《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意思是孔子批評帝王，指斥諸侯，誅討大夫，目的在於達成王道！
孔子也自我評價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後人對他的譭譽、褒貶都是因為他寫的這本書。
讓人可笑的是，正因為《春秋》及其附屬“三傳”貫穿、滲透了“大一統”、“一王大法”之類的思想，秦始皇統一天下焚書坑儒，燒了許多儒家經典，坑殺了很多儒生，但是這本書卻安然無恙，就是吻合了大秦帝國一統天下的理念和社會實踐。
關羽通過熟讀《春秋》，他從這本書裡悟到了“忠義”二字，所以才會有後來的桃園三結義、降漢不降曹、“掛印封金”、“千里走單騎”、失荊州後“寧死不屈、以身許國”等等一系列傳奇經歷，才會被後世視為忠義的化身、“武聖人”，一個忠勇、講義氣、忠貞不二地匡扶漢室的千古武夫子。
甚至後來順治帝入關，加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各朝皇帝都因關羽為忠義的化身，“侯而王，王而帝，帝而聖，聖而天”，榮寵至極。
李典通過讀《春秋》也造就了他謙雅睿智的儒將修養和寬宏的胸襟氣度。當年李典和張遼搭班子在逍遙津駐守時，當孫權大兵壓境後，和張遼一向關係不好的他，放棄前嫌，同舟共濟，說出那句流傳千古的話：“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這或許也是與李典熟讀《春秋》而明“大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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