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為什麼要“《春秋》絕筆”

孔子哀麒麟·吳澤浩繪

《春秋》絕筆，是說當年孔子編寫《春秋》的時候，忽然放下了手中的筆，從此不再繼續編寫了。

孔子為什麼要《春秋》絕筆呢？

《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詞條中，晉杜預注：“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孔子編年》卷五說：“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氏以為不詳，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乃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先是，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及是西狩獲麟。孔子傷周道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遂以此絕筆焉。”

通過以上記載可知，魯哀公十四年（前841年）春，魯國在大野圍獵，大夫叔孫氏的車手鉏商獲得了一隻怪獸，大家都以為不吉祥。孔子看了說，這就是瑞獸麒麟！並嘆息嘉瑞之無應，吾道之窮矣！於是停止了《春秋》的編寫。

獲麟的地點大野，即今山東嘉祥縣的獲麟堆。《嘉祥縣誌》記載：“獲麟堆在縣西二十五里。”這個地方也可以說是在鉅野縣東，也可以說是在魯國都城曲阜的西邊，因而《春秋》記作西狩。《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集解引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括地誌》雲：‘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國都城記》雲：‘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十五步，俗雲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嘉祥為古鉅野分置之地。《水經注》亦云“昔西狩獲麟於是處。”

《春秋》是因獲麟而絕筆的，因此又稱《麟經》。《孔叢子·記問》還稱孔子見獲麟“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麒麟是祥瑞之獸，是聖王盛世的象徵，而此時沒有聖王，更不是盛世，麒麟居然出現，且麟出而死，這正說明孔子無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只能是“吾何求”、“我心憂”了。

麒麟還被稱為仁獸，許慎《說文》雲：“麒，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麐（麟），牝麒也。”段玉裁注云：“狀如麕，一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按何法《徵祥記》：‘麒麟者，牡曰麒，牝曰麟。’……許雲仁獸，用公羊說，以其不履出蟲，不折生草也。”《禮記·禮運》記曰：“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王充《論衡·講瑞篇》則說：“麒麟，獸之聖者也。”

那麼，麒麟具體又是什麼樣子？《詩經·周南·麟之趾》陸機疏曰：馬足，黃色，圓蹄，音如黃鐘大呂，行走有規矩，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入陷井，不罹羅網。《辭海》解釋說：“麒麟狀如鹿，獨角，全身生鱗甲，尾象牛。”舊時民間有麒麟送子的年畫，把麒麟畫成龍頭、獅身、牛蹄、羊尾，全身有金鱗甲。近有人考證，說是古時所說的麒麟，其實就是現在叫“四不象”的動物，屬於鹿的一個種類，在我國的東北地區，依然生存。

儘管孔子因“獲麟”而停止了《春秋》的編寫，這並不影響《春秋》的歷史價值，它依然是一部偉大的不朽之作。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說：“《春秋》之所以獨貴者，自仲尼以上，《尚書》則缺略無年，《百國春秋》之志，復散亂不循凡例。又以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國亡，則人與事偕絕。……令仲尼不次《春秋》，今雖欲觀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跡，尚荒忽如草昧。夫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始。”

《春秋》一書，是孔子根據《魯春秋》修改而成，記載了上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間的歷史，包括魯十二個國君，共242年。《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目的在於懲惡而勸善，所以“《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史記·孔子世家》）其文“微而顯”、“志如晦”、“婉而成章”，因而字字包含褒貶，此即所謂“春秋筆法”。而語言又極其精煉簡潔，最短的只用一字，最長的也不過四十多字。後世學者每每從字裡行間搜尋著微言大義。

如果說孔子整理《詩》、《書》、《禮》、《樂》、《易》有“信而好古”之習，那他整理《春秋》則完全是著眼於現代的。孔子修《春秋》，為感於亂世而作，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和責任感。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對所處時代的二百餘年曆史進行反審，並以王公大夫為其審視與評判對象，藉以達到警世和垂教後世的目的。這樣做，是孔子把歷史用於現實政治的一項創舉。

《莊子·天下篇》說：“《春秋》以道名分。”十分明確地指出，孔子修《春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正名分”，也就是要端正名分的道德內涵，使社會各級成員的思想行為符合一定的道德規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奮鬥數十年，深感自己在政治社會中不能實現正名理想，故修史以申述己意。

正名思想在《春秋》中還有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尊王攘夷。尊王，即尊崇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使周天子作為各地諸侯之共主實有其名；攘夷，即抵禦夷狄對中原的侵擾，以華夏文化統帥夷狄文化，其義亦在正名之列。如《春秋》開宗明義，於首條隱公“元年春”下標明“王正月”，按照《公羊傳》的解釋，是針對當時各地侯國混用夏、商、週三正（曆法）的情況，以周天子頒佈的周正統一紀年，其尊王之意甚明。

道義，是《春秋》所要力圖體現的重要內容。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說：“《春秋》有大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討亂賊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史記·滑稽列傳》說：“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孟子·離婁下》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取之矣。’”

其次，《春秋》的特點還在於“寓褒貶”以示勸懲。以弒父弒君為例，書中對此行為一般持批評態度，但也視具體情況不同而採用不同筆法，以示褒貶不一。如《春秋》隱公四年三月，書“衛州籲弒其君完”。同年九月，書“衛人殺州籲於濮”。此因州籲弒君自立，故直書以正其罪。州籲已為衛君，而不稱君，是因為孔子認為他君不像君，故不書“君”，而書曰“殺”，以表示衛州籲為國人所共棄。

《春秋》記載最多的是政治活動，其中又以各國間的征戰比重最大，約佔全書的百分之四十；會盟和朝聘各佔百分之二十；婚喪、祭祀等佔百分之十；還有百分之十專記日月食、星變、蟲災、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等自然史方面的變化。在寫法上甚為簡潔，全書僅用一萬七千餘字。敘述史事大多省略史實過程，僅記結果或結論。

孔子是私人修史的開創者。在殷、西周及春秋前期，只有史官才掌握歷史資料並編纂史書。直到春秋後期，隨著社會政治變動的劇烈，官府對史學的控制才稍微放鬆。加以孔子過去在魯國做過高官，又是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他的一些學生與官府有密切聯繫，他才能看到魯國和周王室的史料，編寫《春秋》。所以，孔子作《春秋》，既是我國史學史上的第一部編年史，也開創了後世私人修史的先例。

有的時候，我們在想，如果沒有因“獲麟”而導致的“《春秋》絕筆”的話，《春秋》會不會在中國史學史、經學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加突出？

孟繼新 1958年生。彭門創作室導師，曾就職山東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資料研究室。現為曲阜師範大學兼職教授；濟寧市政協特約文史研究員；中國文物學會認證文博專家；曲阜市文史館員。長期從事儒家文化、孔府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