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記載魯國曆史，《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都始於魯隱公元年（前722），終止的年代，《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是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為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左氏傳》是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為二百四十四年。“春秋時代”，在很長時期都以《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記載的起訖為始終，尤其是20世紀以來，幾乎都以其為圭臬，對《春秋左氏傳》基本不提，更談不上推重。
這一問題最早始於20世紀30年代。當時顧頡剛《春秋史講義》告竣，此稿把“春秋時代”的始年定在魯隱公元年，但終年既非魯哀公十四年，也非十六年，而是越滅吳的吳王夫差十九年（前477年），即魯哀公十八年，這一年魯國亡。此論尚非定案，因為他提到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前453年），也就是說，他曾想把春秋終年定在韓、趙、魏三家滅智氏的公元前453年，即齊宣公三年，但最終未予採用。不過由此《春秋》終年的認識不再囿於魯哀公十四年、十六年。20世紀40年代，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錢穆《國史大綱》問世，都循守《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而非《春秋左氏傳》。這兩本著作是中國現代史學經典，隨後的名家著作與權威教科書和工具書基本都以《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為依據，沒有超出范文瀾與錢穆所提出的時間範圍。
而呂思勉的《先秦史》則獨闢蹊徑，把“春秋時代”的始年定在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將《春秋》的起點從魯隱公元年向前延伸了四十八年，“春秋時代”被拉長了。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奠定了“春秋時代”之於現代史學研究的基礎，因為它符合歷史實際，已被史學界普遍接受併成為定論；但對終年研究卻無任何推進，仍為魯哀公十四年。此後，郭沫若《奴隸制時代》對“春秋時代”的起訖又作了界定：始年，他接受了呂思勉的觀點；終年，他則定在周元王元年（前476年），比顧頡剛提出的越滅吳的吳王夫差十九年只晚一年，比顧頡剛曾考慮過的韓、趙、魏三家滅智氏的齊宣公三年早23年。這一界定影響特別大，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所有的教科書和工具書都採納了這個觀點。不過，後來的金景芳《中國古代史分期商榷》發表，他的始年說也接受了呂思勉的觀點，而終年則認為應定在顧頡剛曾提過卻未予採用的韓、趙、魏三家滅智氏。他說，歷史的起訖不應以帝王登基紀年為界，應看是否產生了對歷史起過推動作用的事件，而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已肇告了戰國時代來臨的先聲。筆者認為，金景芳的觀點更符合歷史實際，“春秋時代”的起訖即公元前770—前453年現在被普遍接受和採納。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名家著作、權威教科書和工具書都說《春秋》終於魯哀公十四年，鮮有說終於魯哀公十六年者。
錢穆著《國史大綱》（上）（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說：“《春秋》自魯隱公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簡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說：“春秋時期，是指《春秋》一書中所記的歷史年代，即從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范文瀾著《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冊說：“孔子用魯史官所記《春秋》上起隱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事，整齊書法，成為儒家經典的《春秋》。”張豈之主編《中國歷史·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說：“今傳最早的史書為孔子所作的《春秋》。它是春秋末年孔子在魯國的國史魯《春秋》的基礎上修成的，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歷魯國12公，凡242年。”顧德融、朱順龍著《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緒論說：“《春秋》本是記述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間魯國曆史的一部編年史。”中國臺灣學者陳致平著《中華通史》（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卷說：“春秋之命名是由於孔子根據《魯史》，記自魯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事，作了一部《春秋》。”呂思勉著《中國通史》（上）（外文出版社2011年版）說：“周平王東遷之後四十九年，就是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入春秋，直到公元前479年（孔子卒的一年），其間凡二百四十二（‘二’當為‘四’）年。”他所說的終年雖是《春秋左氏傳》的記載，但將“二百四十四年”卻誤寫成“二百四十二年”了。
遊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說：《春秋》“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春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說：“起於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說：“它（《春秋》）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的歷史。”第六版《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說：“《春秋》編年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這些名家著作、權威教科書和工具書都如此說，但是從未作任何說明。
直至張豈之主編《中國歷史新編·古代史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說：“《春秋》經所記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仍持上述說法，雖未改變，但對此卻作了一條注：“此依《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本。《春秋左氏傳》則接續至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筆者認為，這是一條很重要的注，前述諸文獻在表述時都未註明，遂使後人誤以為《春秋》編纂終年只有魯哀公十四年一種說法，其實還有一種說法是魯哀公十六年。這條注說明了前述諸文獻將《春秋》起訖記載為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依據的只是《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與此相同的是，袁世碩、陳文新主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也採用了這樣的方式。
范文瀾、郭沫若、呂思勉、錢穆、白壽彝等都將魯哀公十四年作為定論並沿襲了這一說法，以至於當今所有的教科書和工具書概莫能外。筆者以為，把《春秋》編纂終年直接斷定在魯哀公十四年欠妥。因為在《春秋左氏傳》裡，《春秋》的終年是魯哀公十六年（儘管被指後人所補）。我們不是要把《春秋》的終年定在魯哀公十六年，但直接定在魯哀公十四年也不合適。筆者認為，關於《春秋》終年，兩種說法不可偏廢，都應有交代，一種是訖於魯哀公十四年，見《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另一種是訖於魯哀公十六年，見《春秋左氏傳》，還要說明該表述之從屬，並簡要申述理由。只有這樣表述方為善美。《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史》與一些大型工具書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以及第六版《辭海》，應對《春秋》編纂終年的表述進行修訂，在說明、解釋的時候應把《春秋》編纂終年全面地加以表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曲海總目提要新編”（18ZDA25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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