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為中國較早的編年史。以魯國十二公為次序，起於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文雖簡約如大事記，而242年間諸侯攻伐、盟會、篡弒及祭祀、災異、禮俗等，都有記載。
據文獻說，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春秋》是由魯國史官記錄大量當時本國諸侯，大夫，國人等失禮非禮之事；魯國史官也會收集其他諸侯國公侯大夫等失禮非禮之事，會記錄諸侯國公侯間大夫等間書信內容，比如晉叔向與鄭國子產關於鑄刑書的書信，其中記錄了齊國史官因為保持真實記錄而被殺掉的事件等。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冬”四季的季節。古時曆法先有春秋，後分冬夏二時。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穀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相傳《春秋》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說。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家奉為經典。
《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現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遺漏記。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蘊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家一致的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開始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
傳統今文經學家的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
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
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就“亦經亦史”的說法，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是經非史，這實在只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著痛癢”。然而關於“經史不分”之說這點，鍾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闡明瞭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觀點。
《春秋》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後來出現了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補充、解釋、闡發的書，被稱為“傳”。代表作品是稱為“春秋三傳”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司馬遷在《史記》裡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也就是他認為《春秋》是孔子（仲尼）寫的。該書的作者是孔子還是眾多魯國史官，這個還存在爭議；但是孔子晚年對《春秋》進行了“創造性”的系統修訂則是不爭的事實。
孔子曾經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評價他自己的話叫“述而不作”，意思是他對儒家經典只是闡述（即向人們介紹古代的知識）而不創作。他為什麼這麼說呢？除了表明他自謙、不居功自傲以外，其實他更重要的是要向世人表明：這些儒家經典可不是我發明的，是自古以來的聖君和先賢們踐行的，以此來抬高這種理論的權威性，勸導人們遵照實行。
2019年2月報道，從海昏侯墓出土簡牘5200餘枚，專家釋讀後發現包括《春秋》在內的儒家經典及其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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