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覺醒來打開手機，劈頭就是一條血腥勁爆的新聞：四川眉州一13歲男孩因家庭瑣事與母親爭吵後，將母親殺害於家中。警方通報如下：
有媒體進一步報道箇中細節，更把人雷個外焦裡嫩：該男孩與母親爭執後，趁母親熟睡之機用菜刀將其砍死，後自行報警。這至少說明三點：1、該男孩並非激烈爭執時“衝動殺人”，而是有一個蓄意的過程，主觀惡性十分明顯。2、根據常識，小孩使用菜刀，除非採取抹脖子的方法，一般一刀不至於砍死成人，而成人覺醒後應能逃脫。那麼本案要麼是以全力猛砍擊中要害，要麼是連續多次的大力砍擊，這有待事實的進一步披露。不過，無論是上述哪種，其剝奪他人生命的意志之堅決，確係不爭的事實。3、事後尚知撥打110“投案自首”，可見其主觀對於犯罪行為的認識也到達了一定的程度。就以上幾點而言，其“事蹟”絕對超出社會公眾能夠以“年幼”為由加以寬恕的限度。可想而知，出離憤怒者不乏其人，而就理智者而言，“刑事責任年齡是否應當降低”這一法律人的“老調”，又一次開始“重彈”了。
無須翻閱歷史，只講去年：2019年3月，鹽城13歲男孩因不滿母親管教，將其殺害；10月，10歲大連女童琪琪被13歲男孩殺害，舉國關注。秋去春來，又出個劉某某。“刑事責任年齡是否應當降低”的話題被提起又放下，被銘記又忘卻！
作為一個十餘年來與律師辯論比賽脫不了干係的人，我所知道的“刑事責任年齡是否應當降低”是一個辯題，非但毫無創意可言，還被五湖四海男女老少的法律人反覆爭論遂至不忍卒聞。三年前青年律師辯論賽就辯過，當時劉某某、邵某的母親還活著，琪琪還在快樂的玩耍，轉眼間物是人非，而問題還是依舊，即令重開舌戰，亦是老生常談，再沒什麼新意了。
主張降低現行刑事責任年齡規定者（正方）具備紮實的群眾基礎，主張目前不能降低刑責者（反方）在法律人士中得到廣泛支持，像極了西方狼人與吸血鬼的隱喻。他們主要在以下領域產生交鋒：
1、現在孩子的分辨能力與控制能力發展是否比以前更快？
正方 ：現在孩子的心智發展速度比以前更快（同時舉出一本反方保證沒看過的書，列出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數據，比如“根據現代心理學研究，5-6歲左腦發育基礎期，開始具備初步的邏輯思維與判斷能力，7-8歲逐漸成熟，10歲左右已經完全具備基本控制的能力，10-12歲具備區分罪與非罪的能力”。）
反方：並沒有更快，以前甚至古代的孩子因“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及形勢或社會認知的要求，成熟更早。甘羅12歲拜相，皇太極7歲就管家，反觀現在的孩子反而幼稚許多。就如十月懷胎，營養差些是十個月，營養好些也是十個月，今人是十個月，古人也是十個月，哪有什麼例外？例外叫做不正常。心智發展的基本規律是不會變的。
2、社會危害性
正方：如今未成年人犯罪高發，手段惡劣，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刑罰的威懾力是刑法保護法益的根本手段。且這些人如果放歸社會再禍害他人怎麼得了？
反方：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歸根結底是社會原因。未成年人受到傷害繼而傷害他人的情況很多。過早讓孩子接受刑法處罰，貼上罪犯的標籤，這種孩子日後更有可能犯更嚴重的罪。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解決不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問題。我們應當反思的是，對孩子的培養、教育是不是出了問題，而不應因公眾的反應輕易改變刑事責任年齡。預防與感化才是治本之道。
除此之外，反方似乎還稍佔優勢，因為可以反將一軍：
“那您說調整到多少合適啊？調整到13吧，12的怎麼辦？調整到12吧，11的怎麼辦？外國還有定8歲的吶。”
正方一般不好回答，只好顧左右而言他。
辯論絕非僅僅是腦力與口才的遊戲，真理有時候真的越辯越明。我的觀點傾向於刑事責任年齡現在調整還未當其時。我們不妨先假設自己是一個刑法小白，問出了一個最為幼稚的問題：
我們為啥要設定刑事責任年齡？答案是，這關係到刑罰的目的是什麼。
美國人亞當.本福拉多在《公正何以難行》中講述了一個故事：1386年，法國法萊斯市的500多名市民趕到刑場，他們聚集在絞刑架前，法萊斯市的子爵親自主持行刑過程。被告人因殘忍地撕咬一名兒童的臉部和胳膊而定罪，儘管被害人最終不治身亡，但被告人當庭沒有悔罪，也沒有向被害人家屬道歉。自從被抓捕歸案後，她仍然一言不發。最終她被處以絞刑，在行刑之前還要面臨以眼還眼的處罰——毆打她的頭部和胳膊。子爵甚至下令將行刑場面繪製成聖三一教堂的壁畫。
作者能夠確信當年她保持沉默的隱情。
原來她是一頭豬。
這並非一個笑話，而是真實的歷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刑罰的目的主要基於報復，確係在很長時間存在過，且符合人類的本能。而時值今日，這種觀念早已被現代司法理念所摒棄（否則還要什麼刑事責任年齡幹嘛？從搖籃到墳墓全部秉承“以牙還牙”的原則簡單處理，豈不快哉？）現代司法理念更傾向於預防刑論，豬也不會再被審判，懲罰的對象僅僅是那些具有自制力和理解力的群體，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具有分辨能力和控制能力。
那麼問題來了，同是自然人，憑什麼分辨能力和控制能力強的人犯罪更應受刑罰處罰？假設這兩種能力可以被量化，為何能力強的人要受處罰，能力弱或無能力的人不要處罰呢？依我愚見：“控制力”、“分辨力”到底是指何種“控制力”、“分辨力”，其實還沒說透。“控制力”如是指做案當時的控制能力，為何酒後無意識的犯罪行為不能被寬恕？“分辨力”如是指對法律條文的理解能力，又何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故“控制力”、“分辨力”，應是指犯罪行為的心理基礎，具備“控制力”，能控制而不控制；具備“分辨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故應受刑罰處罰。說到底衡量的是一種主觀惡性。唯有針對主觀惡性進行處罰，方有預防犯罪之效果。故就刑責年齡語境，談現今兒童之心智發展，並非指智商或知識面。若說現今兒童普遍主觀惡性強於夕日，恐怕無人敢苟同，上街要被打死。
那麼確有像某某某一般主觀惡性強的怎麼辦？依我看就是個法治理念的問題。這個問題與“如果人確實是辛普森殺的怎麼辦？”如出一轍。我們是選擇犧牲個案的“公正”（這個“公正”僅僅是主觀的）以維護法律尊嚴，還是除惡務盡，寧可錯殺，也不放過？設若刑責年齡降低至13歲，像劉某某這種情況受刑罰處罰，同時也意味著絕大多數可能成百上千原本不受刑罰處罰的13歲少年搭上了“早班車”。無論從刑法謙抑性的角度，抑或罪行責相適應的角度，或許他們原本不應當受刑罰處罰，而以個案決定全局的思維，使得他們在人生的清晨過早地貼上罪犯的標籤。
因此，本人認為，現在還不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時候，而機械性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也決非控制低齡惡性案件的最佳途徑。有的人主張從解決社會問題入手，有的人主張完善好收攏教養制度，不一而足，大可留待將來探討，本文不再涉及。
走筆至此，想起我非常喜歡的一部小說《白夜行》，相信很多人都看過。女主唐澤雪穗殺害其母親，至少是間接故意，當時是11歲。男主桐原亮司比她大些，算他13歲吧。箇中背景複雜，遠非“善”、“惡”所能概括。東野圭吾作此描寫，恐怕也有社會基礎吧。去年在大阪心齋橋，還無端覺得哪一家就是唐澤雪穗開的店。話說回來，我們法律人，有時難免面對黑暗。如果總是凝視深淵，那麼深淵也在凝視著你。“我的天空裡沒有太陽，總是黑夜。但並不暗，因為有東西代替了太陽”，我們法律人的“東西”就是純粹的理性以及對公平正義的嚮往吧！
呂徵宇
原無錫市律師協會辯論專業委員會主任，無錫市律師協會建築與房地產專業委員會委員，江蘇省律師協會培訓師資授課專家庫成員，法舟刑事辯護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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