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香米園德化裡38號，曾是《黃河》月刊與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的駐地。《陝西省志·報刊志》記載：“《黃河》月刊，系純文藝性雜誌，原系謝冰瑩於1940年應新中國文化出版社之聘來西安創辦的文藝刊物。”
《黃河》大型月刊誕生於抗日烽火之中，那時正值抗日戰爭最艱難的相持階段。立足西安，輻射全國，於是《黃河》大型月刊成為西北國統區開闢出的一片文化綠洲，激發了當地軍民積極抗戰的熱情。
1940年2月，謝冰瑩的三哥謝國馨在《黃河》創刊號代發刊詞中寫道：“看吧！奔騰豪放的水勢！聽吧！洶湧澎湃的濤聲！這是黃河在抗敵反攻的時候了！千千萬萬的戰士在黃河兩岸冒雪衝鋒；千千萬萬的同胞在黃河流域引吭高唱！……怒吼吧，黃河！戰鬥吧，黃河！”這發刊詞寫得磅礴大氣、氣吞山河，令人熱血沸騰！
《黃河》月刊16開本，用土紙和白報紙印刷。創刊第一年就印行了5000冊；到了第二年就達到12000冊；最高時20000冊。這在當時的動盪年月算是非常高的發行量了。主編、同時也是編務的謝冰瑩曾感慨地說，在西北辦刊確實不易。《黃河》的辦刊之路異常艱難、坎坷、曲折，受到各方面條件的制約和侷限。編刊之時，全由謝冰瑩一手籌備，在她主持期間基本上也靠她一人支撐。由於她上世紀20年代創下的名望和其廣泛的人脈關係，以及她的敬業和無私奉獻精神感召，才能形成一支強大的、圍繞在《黃河》周圍的作家群。其中，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家大腕有柳亞子、老舍、豐子愷、孫伏園、梁實秋、碧野、臧克家、姚雪垠、牛漢，以及趙清閣、馮玉祥等，他們都曾在《黃河》月刊上發表過文章。這些重量級的作家、藝術家、社會賢達、名流會聚在《黃河》周圍，真可謂是一個超豪華陣容。
不僅如此，主編謝冰瑩還很注意發現和培養文學青年，在刊物上特設“青年園地”和“讀者園地”，不拘一格發現人才。她說：“我們可以自慰，同時對得起讀者的是，培植青年作家，我們盡到了最大的責任。”在《黃河》月刊的作者陣容中，有一批充滿青春朝氣和創作活力的青年作家，他們從《黃河》這塊文學園地走出而成名。謝冰瑩說：《黃河》月刊不應和一般刊物一樣，只登一些小說、戲劇、詩歌之類的作品，而應該特別注重戰地通訊和報告文學，而這也成為《黃河》的一個顯著特色。
《黃河》發表了不少反映抗戰救國的作品，例如：文章有《敵寇總崩潰前夕的晉南》《裸體殺敵的戰士》《在黃河前線》等；戲曲有《漢奸的跳舞》《穆蘭花》《爆炸》《狂歡之夜》等；詩歌有《過太行山》《黃河頌》《北征之曲》《壯烈的五月》《血的季節》《戰鬥中的太行山》。其中，《過太行山》《戰鬥中的太行山》等詩文真實報道了八路軍浴血奮戰的事蹟。因之謝冰瑩與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也很熟悉，抗戰時期朱德總司令曾到過西安，他們是否在西安見過面呢？可惜沒有查到相關資料。不過，在解放初期，朱德總司令曾惋惜地說：“冰瑩若能回來多好!”
尤其值得一說的是，《黃河》月刊設立了“日本反戰志士文藝專號”，發表揭露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罪行的作品，謝冰瑩從人性角度出發，用日本反戰志士自省、反思這一獨特角度來審視戰爭。此舉堪稱國內首創，世界罕見，因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非同凡響的一頁。這表明，《黃河》月刊的視野開闊，思想深刻，意識超前。另外，刊物還設立了紀念七七事變三週年“七七專號”。
抗戰時期，西安雖然誕生了許多宣傳抗日救亡的刊物，有些也辦出了一定影響，但始終沒有能夠影響全國的頂級刊物。直到《黃河》的創辦，才填補了這一空白。
值得大寫一筆的是，《黃河》的主編謝冰瑩，更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作家之一，她還被稱為“女兵作家”。謝冰瑩的著作量驚人，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八十餘種、近四百部、2000多萬字，她一直寫到八十多歲仍捨不得“封筆”，真正是生命不息、筆耕不止！
1926年，在女校讀書的她毅然投筆從戎，進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她曾經先後兩次征戰沙場，在槍林彈雨中經受了種種磨礪。一次是作為女兵參加北伐戰爭；另一次則是在抗戰爆發後，她組織婦女戰地服務團，奮不顧身地奔赴前線，其間，她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秘書，參與傷病招待所工作。由於表現出色，她被授予少將軍銜，謝冰瑩堪稱是巾幗不讓鬚眉的近代“花木蘭”。
1927年5月，謝冰瑩跟隨葉挺師長率領的討伐楊森、夏鬥寅的革命軍西征，據此，她寫下了成名作《從軍日記》。這是她在緊張的行軍打仗、宣傳救護的間隙，抓住每一秒時間而完成的。她採用日記的形式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真實、生動地記錄下來。而記錄著血與火的《從軍日記》，能夠及時發表也是很傳奇的。戰爭期間，寫好的稿子是非常難以保存的，因為人時刻都有生命危險！於是，在行軍轉戰途中，每遇到（城鎮）有郵局的地方，謝冰瑩便立刻將這些日記寄給《中央日報》副刊的主編孫伏園，請他代為保存。這位（1924年）曾和魯迅一起到過西安的孫伏園先生，為謝冰瑩的“樸實無華，未經雕琢”的日記所感動，他認為，這些日記是從一個女兵的獨特視角，展示了新時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她們從被封建鎖鏈捆得緊緊的家庭裡衝出，經過艱難掙扎、選擇、奮鬥，最終和男子站在一條戰線上，投身於救國救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戰爭生活，十分難得。於是，孫先生以《從軍日記》為題，將日記連載發表在武漢《中央日報》的副刊上。不僅如此，孫先生還請林語堂先生將其翻譯成英文，發表在該報的英文版上，緊接著，法語、俄語、日語、朝鮮語等版本的《從軍日記》相續問世，“謝冰瑩”一舉揚名。1930年8月，法國《小巴黎人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題為《參加中國革命的一個女孩子》的評論文章，詳細介紹《從軍日記》。就連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也向謝冰瑩致函，表達他的敬意和祝賀。羅曼·羅蘭讚揚謝冰瑩是“努力奮鬥的新女性”，並告訴她“不要悲哀，不要消極，不要失望，人類終究是光明的，我們終會得到自由。”而美國友人史沫特萊亦稱謝冰瑩是女性的驕傲。
還有，她的《一個女兵的自傳》逼真反映了她親歷戰場硝煙的殘酷血腥；《在日本獄中》，則記錄了她陷入日本監獄受盡酷刑的銘心刻骨、驚心動魄的記憶。其中日記體散文《在日本獄中》，就是她在西安時（1940年）創作出版的。
抗戰時期的謝冰瑩相當活躍，在西安四年，她又編又寫，1941年至1942年，她連續在建國書店出版了《抗戰文選集》《姊妹》（短篇小說集），還在西安大東書局出版了《寫給青年作家的信》等著作，近百萬字，成為抗戰時期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在主編《黃河》月刊的同時，她還與沙雁等人負責編輯了專供前線士兵閱讀的文藝刊物《陣中文藝》，這些都為她贏得了社會的高度讚賞，田漢、何香凝、黃炎培、柳亞子等社會名流紛紛贈詩於她。田漢寫道：“謝家才調信縱橫，慣向槍林策杖行。應為江南添壯氣，湖南新到女兒兵。”詩作十分傳神，為我們勾勒出了謝冰瑩特有的“女兵”風貌；何香凝有《贈冰瑩》詩：“征衣穿上到軍中，巾幗英雄武士風；錦繡江山遭慘禍，深閨娘子去從戎。”黃炎培有詩：“投筆班生己自豪，如君不櫛亦戎刀。文章覆瓿誰論價？獨讓從軍日記高。”柳亞子亦有題詩：“謝家弱女勝奇男，一記從軍膽氣寒。誰遣寰中棋局換，哀時庾信滿江南。”更贊她“絕技擅紅妝，短筆長槍，文儒武俠一身當。”
然而，這樣一位當年聲名顯赫的女中之傑，在西安卻少為人知。2015年，我在寫《香米園》一文時，才知道她，並仔細、深入瞭解了她的坎坷與輝煌。
在西安，謝冰瑩與畢業於燕京大學的賈伊箴先生結婚。兩人感情深厚，相依為命，白頭偕老。她在《我的戰時生活》等文中回憶說：“1940年至1943年，我在西安主編《黃河》文藝月刊。那一段生活緊張又令人興奮，當時雖有路丁小姐幫著初審稿子，但具體的編稿、改稿、解答讀者的問題等，還得由我親自來做，常常把稿子帶到廚房去看，一面拉風箱，一面看稿子；或者左手抱著孩子，右手寫文章，還要和眾多作家聯繫，為《黃河》組稿。這期間，我自己也編輯出版了《新從軍日記》《在火線上》《戰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寫給青年作家的信》《抗戰文選集》及《在日本獄中》。”
江南才子盧冀野隨國民參政會慰宣團到西北勞軍，經西安時，曾到訪西安香米園的《黃河》月刊編輯部，有感於謝冰瑩的辦刊精神，遂寫下一首詩相贈：“長安倦旅雪中行，香米園西遇女兵；號角詩筒同一吼，黃河從此怒濤生。”謝驚歎盧冀野的詩藝水平，把時間(冬日雪)、地點(香米園)，和她的名字(女兵)及雜誌《黃河》，一齊融匯於詩中，不禁稱讚此詩是“才子之作”，誇盧冀野才情橫溢，是倚馬可待的人物。
謝冰瑩住在西安城西北的香米園，她對西安特別有感情，她曾經去過緊挨香米園的蓮湖公園，並在文章中寫道：“蓮湖公園是西安的最好公園，因為那裡的樹木特別多，而且有一個小湖，可以劃只小船在裡面玩玩。當荷花盛開的時候，遊人如織，每到晚餐之後，便有無數的男男女女帶著小孩來這裡乘涼。”
謝冰瑩和冰心的原名謝婉瑩就差一個字，冰心是筆名；又同是五四時期崛起的女作家，因兩人的名字如此相近，起初我還誤以為她們是親姊妹。其實，這一對文壇“姊妹花”僅僅只見過一面。但僅僅一面，卻使二人成了知音，兩人一直書信不斷。甚至於，謝冰瑩稱冰心為“家姐”，冰心稱謝冰瑩為“舍妹”。冰心曾說過：“我和謝冰瑩不是親姐妹，而勝似親姐妹。”更令人稱奇的是，兩人都是女壽星，均活過了九十歲，冰心享年99歲；謝冰瑩享年94歲。
這些都讓我驚奇萬分。看來，這個“女兵作家”謝冰瑩，我是忘不了啦！但願每個西安人，也都記住這位與西安有緣的傳奇作家。
閱讀更多 終南文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