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是一個十分動亂的時代，年年征戰，各諸侯國之間頻繁的戰事給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動亂的時代，和平成為每個人心中最嚮往的東西。為謀求建功立業，很多遊士紛紛西向秦，希望秦國能夠在各國的爭霸中一統天下。後來秦國統一了天下，在天下統一之後，這些士大夫期許在秦帝國內“為帝王師”。這樣的期許直接導致了士人“異說”思想的興起，深刻影響了剛建立沒多久的秦朝政權。
一、先秦時期，禮樂制度的瓦解，諸侯紛爭的激烈，對和平的渴望使得諸多遊士紛紛奔走秦國，而後秦王朝對士大夫的態度直接導致了異說的興起
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制度的瓦解，傳統思想對人們思想束縛的減弱，周天子對於諸侯國控制的減弱，使得各諸侯國之間的紛爭越來越激烈。
年年的征戰使得人們對和平有了更多的渴望，人們希望生活在一個大一統環境之內，不再飽受戰爭的痛苦。到處都是戰爭留下來的痕跡，這個時候，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諸侯國出成為主持天下局面的統帥。
於是許多文人都將目光投向了秦國，許多遊士紛紛向西走，遊說秦國帝王能夠一統天下，同時，也有不少遊士遊走他國，但是取得的成效甚微，在《秦本紀第五》中記載：
“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除了秦國，其他諸侯國確實沒有實力完成統一全國的重任。所以，當時就有許多人西走秦國，希望能夠早日統一。
公元前221年，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建立。對於秦王朝的這種偉業，許多士人無疑都是充滿認可和期待的，認為秦國確實為實現政權的統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秦政權建立以後，最初士人還是很支持統治者頒佈的各項法律條文，認為這對於恢復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傳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後來隨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實行，士人和君主之間不同的政治期許，直接導致了在文人群體之間的“異說”甚至是“非議”風氣的盛行。
當時秦朝統治者頒佈了許多法令條文，這些條文的頒佈，極大的破壞了儒家學說在傳統文化中的正統地位，讓許多人心生不滿。不僅在文化制度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即使是在其他的政治制度方面，秦朝統治者也做出了很大的調整。
在秦始皇頒佈的各項法律條文中，“焚書坑儒”這種行為直接遭到了士大夫的強烈反對。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士大夫和秦朝政權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二、從“四方遊士西向秦”到“異說，非議”風氣的盛行，秦朝士大夫和秦朝政權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士大夫不再作為秦朝政權中有影響力的群體
隨著士大夫對於秦朝統治者各種制度的不滿，“異說非議”思想廣為流行。士人們對於秦朝君王的“異說”首先就是表現在帝王政權的構建上，秦朝用郡縣制取代了西周的分封制，在《秦始皇•本紀》中有明確的文字記載：
“當是之時, 秦地已並巴、蜀、漢中, 越宛有郢, 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 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 滅二週, 置三川郡。”
這些以儒生為代表的士人作為西周禮樂文化的繼承者，似乎對承載著禮樂文化的分封制度更為青睞。這一點，在《秦始皇•本紀》中同樣有明確的記載：
“諸侯初破, 燕、齊、荊地遠, 不為置王, 毋以填之。請立諸子, 唯上幸許。
可以看出，士大夫對於儒家傳統文化的喜愛。
其次，就是對帝王的不滿，再加上“焚書坑儒”事件的發生，就直接導致了士大夫在秦朝政權關係的變化。
先秦時期，士大夫擁有很高的地位，當時由於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許多人都將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禮儀作為自己行為準則的標準。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士人所承載的“禮”和帝國政治所象徵的“勢”之間兩者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此之前，在《論語•秦伯》中有一段文字記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士大夫在人們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同時士大夫們自己對自己也有很高的要求。
而此時，在秦朝這種專制體制內，皇權具有至上性和絕對性，是不可以侵犯的，和前代相比，文人士大夫在朝中事務的處理中已經不佔據重要地位了，在秦朝統治者眼裡，這群文人士大夫的存在只是為了皇權服務而已，政治功用大大降低。
相反，這時統治者更加註重的是士大夫們的功效性。這樣的處境，這樣的待遇，讓許多士大夫憤憤不平，心中充滿了不滿，為了表達這種感情，他們對時政提出了質疑，並且開始嘗試通過輿論來批評皇帝的行為。
不僅如此，這些以“禮”為宗旨的士大夫還特意形成了另一個權力中心，專門來質疑和威脅皇權的合法性。這群士大夫們的大膽行為，讓當時的統治者十分不滿，由此從前朝繼承下來的對士人良好的禮遇和懷柔政策不復存在。
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明，“焚書坑儒”行為在本質上其實是統治者向士大夫們發出的警告，是作為皇帝所代表的“勢”和作為士人所代表的“禮”之間的所展開的激烈矛盾的一種外在表現。在流傳下來的《論緋》中有一段這樣的文字，詳細記載了士大夫和帝王之間的矛盾：
“昔秦以武力吞天下……廢古術, 隳舊禮, 專任刑法, 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 壅人之口, 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 此秦所以失天下而隕社稷也。”
自從秦朝統一天下以來，士大夫不再作為統治者信任的對象，而在這個背後，也是秦朝政權發生轉變的一個重要表現。秦朝從開始的一個諸侯國，到統一全國，秦國政權的變化，直接導致了士大夫地位的變化。
三、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在秦朝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對於秦國自身以及後來的朝代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新的朝政群體的形成，人們思想得到了解放，但社會風氣也遭到敗壞
自秦王朝政權建立以來，士大夫的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帝王在處理許多政治事務時，不再將士大夫作為可信任的對象，對於士大夫提出的可靠建議，帝王大多數採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
由於受到了冷落，士大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發言權越來越小，但是帝王一人處理朝政事務又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為了減輕自己的政務負擔，帝王需要選出新的有才之臣來輔佐自己處理朝中事務。
出於統治者的需要，新的政治群體開始形成，他們專門被選拔出來輔佐帝王處理政務，為皇帝分憂。
所以，秦朝的中央官制主要包括“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秦朝大臣中最高的行政長官，上承皇帝詔令，下統百官，總攬政務。太尉是最高的武職，統領諸軍，主要是負責各級軍官的任免與考核。御史大夫監管百官，為左丞相。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記載：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左丞相。”
但是與此同時，新的朝政群體形成的背後，是士大夫們地位的衰弱。士大夫地位的衰弱，使人們對儒家學說不再有以往的那種激情和熱情。儒家學說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對時人的影響越來越小，以前社會中那種崇禮的風氣不復存在，人們的思想不再單純受到禮學思想的禁錮。
人們受到各種各樣文化的影響，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對很多事物，不再秉持著故步自封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新的生產工具也開始出現，生產效率得到了提高。
然而，當民間不再崇尚禮學的時候，社會風氣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禮學不再作為人們約束自己的標準時，一些偷盜，搶劫的現象就時常發生，這嚴重破壞了社會治安，擾亂了人們生活的秩序。
從先秦時期到整個封建王朝的破滅，士大夫們對統治者的態度，在王朝政權中的地位，都和當時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有著很大的關係，同時也和統治者對待文人士大夫的態度有著緊密聯繫。通過研究士大夫和王朝政權之間的關係，對於我們瞭解當時王朝的發展情況，有著很大的史料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史記》
《呂氏春秋》
《戰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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