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於醫生家庭，從小愛文學。遵父意學工程，畢業後專事寫作。與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過往甚密，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進步知識分子反封建農奴制的團體）。
小說《窮人》繼承普希金、果戈理傳統，但他自己的風格全在其中。當時他初到彼得堡，無名，《窮人》一發表，詩人涅克拉索夫拉了別林斯基半夜敲門，對陀氏說：“俄國又誕生了一個天才！”
我第一次讀完《窮人》，也叫了起來。要從近代的幾位文學大人物挑選值得探索的人物，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當時真正理解他的人（指文學家）很少。別林斯基受不了他對人性剖析的無情。後來的高爾基以為陀氏是惡的天才，中國則由魯迅為代表，認為陀氏是殘忍的。
要求評價一個偉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樣一個人物？這是致命的問題。尼采，紀德，一看之下，就對陀氏拜倒。尼采說，陀氏是“在心理學上唯一可以教我的人。”
越到近代，陀氏的研究者崇拜者越多，而陀氏的世界，仍然大有研究的餘地和處女地。自從“意識流”寫法和其他種種寫法出現，我都不以為然，不過是將人剖開，細看，說“這是心，這是肺”。深刻嗎，新奇嗎？愛情的深刻，必得解剖腎臟、生殖器，才算真正懂得愛情嗎？上帝把心肺包起來，是故意的！
潛意識、無意識、性壓抑、變態心理，什麼什麼情緒，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哪裡比得過！意識流那點手法，三分才氣七分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手筆，一味自然，那樣奇怪曲折，出人意外，但都是自然的。這才是高超、深刻。
1849年，陀氏被捕，判死刑。在刑場即將槍決的一瞬間，沙皇特赦，改判為四年苦役，六年軍役。罪名呢，一，朗讀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內容是反農奴制度的。二，籌備秘密印刷所。三，參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當時俄國左翼的論調，認為陀氏在這之前思想進步，苦役流放後，成了唯心主義，敵視革命，攻擊車爾尼雪夫斯基，中了沙皇的毒計，成了反對的說教者。
事情哪有那麼簡單。政治才是簡單的，藝術家複雜得多哩！政治家非黑即白，藝術家即非黑也非白，我有句：“藝術家另有上帝。”（或作“藝術家另有摩西”。）這話送給陀氏，正合適。托爾斯泰是不會接受的，他認為藝術家只有上帝。
不要在陀氏的書中追究思想信仰、道德規範。文學的最高意義和最低意義，都是人想了解自己。這僅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麼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覺、自識、自評。
講開去，求知慾、好奇心、審美力，是人類最可寶貴的特質——“知”，宇宙是不可知的；“奇”，人以為奇，動物不以為奇；“美”，更是荒唐，梅蘭竹菊，猴子毫無反應。
說回來，人類要自救，只有瞭解自己、認識他人，求知、好奇、審美，是必要的態度。藝術，人類，是意味著的關係，即本來藝術與人類沒有關係，但人類如果要好，則與藝術可以有關係——這就是我所謂“意味著的關係”。
我特別在乎喜歡的是他文筆粗糙（要還債呀，飛快地寫，一脫稿就進廠印刷。他哪有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優閒？）但真的藝術確實另有上帝。陀氏的粗糙是極高層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興嘆。如漢家陵闕的石獸，如果打磨得光滑細潔，就一點也不好看了。尊重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筆光滑的庸俗。
我曾說：“貧窮是一種浪漫。”這一點陀氏最拿手。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心中，有神性之光，其實是陀氏心靈的投射。托爾斯泰最愛上帝，他的上帝是俄國農民的上帝，公共的上帝，陀氏的上帝是他自己的上帝，近乎藝術的上帝了。在世界可知的歷史中，最打動我的兩顆心，一是耶穌，二是陀氏。尼采感動我的是他的頭腦和脾氣。
陀氏的小說一傳到歐洲，大家驚呆了。相比之下，歐洲作家就顯得是無情無義的花花公子。說來奇怪，中國人不理解陀氏，俄國人半理解半不理解，蘇聯時期他被排入黑名單，高爾基出頭批判他。所以歐洲之所以偉大，之可愛，在於懂得陀氏。俄羅斯出了陀氏，歐洲人為之驚歎，是十九世紀的美談。
陀氏的讀者在歐洲，情況有點像佛教，釋迦牟尼後來在印度吃不開的，到了中國，佛教興盛了。接受歐洲洗禮的中國人，會愛陀思妥耶夫斯基。歐洲一般的評論，認為陀氏“最能表現神秘的斯拉夫民族的靈魂”，這是狹義的。陀氏是世界性的，尼采、紀德不會把陀氏僅僅看做俄國式天才。
他的小說，本本都好：《窮人》、《雙重人格》、《女房東》、《白夜》、《脆弱的心》、《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死屋手記》、《罪與罰》、《白痴》、《少年》、《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
文學家以他心靈的豐富描寫人物，陀氏的小說，就是他心靈豐富。什麼體驗生活，與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結果寫出書來，假、大、空。紀德說：“藝術家是把內心的某一因素髮展起來，借許多間接經驗，從旁控制，使之豐富。”陀氏寫《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托爾斯泰寫安娜，都是這樣。所以福樓拜說：“不要吵了！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克魯泡特金認同陀氏的寫法也是如此，但結論道：“既然拉斯柯爾尼科夫就是陀氏，那麼像這樣的人，是不會去謀殺一個老婦人的。”看起來不失為觀點，實則愚蠢。歌德說：“世上一切的罪惡我都會去做。”是的。藝術家都可能去做的，結果沒有去做。做什麼呢？做藝術。少年維特死了，歌德活下來。
百年來，陀氏在歐洲的名譽持續上升。他的“理解場”在歐洲，其中，紀德最是竭盡心力，多次長篇講學，出專集。自己的《背德者》就是陀氏的影響。我讀《背德者》，隱隱看到陀氏在背後指指點點，我樂極了：這就是文學的聖家族啊！
中國的文藝評論家常常有這種論調，說“作者的矛盾的世界觀限制了他的藝術才能。”請問，你們世界觀正確，出什麼作品？談世界觀，你們不配。最後，引紀德的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終身大事。”
如果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他（哈代）會說：“你注意到嗎？我用的方法也是這樣。他用大調，我用小調。”哈代，陀氏，是一種方法的兩種用處。公平地說，福樓拜，托爾斯泰，是耶穌的衣服的一部分，重外在；哈代、陀氏，是耶穌心靈的一部分，重內在。
排小說的位置，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流的。普魯斯特、喬伊斯，不如他們。藝術家貴在自覺。曹雪芹是半自覺的，哈代、陀氏是恰如其分地自覺；普魯斯特、喬伊斯，太過自覺了。
以後我寫長篇小說，一定要和兩位人物商量——不是模仿——哈代和陀氏，不斷不斷看他們倆的書。哈代可以教我的，是氣度。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學的，是一種文學的“粘度”，一看就脫不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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