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徒步九天，行走100公里抵達南極點
萬科創始人王石先生的新著《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近日出版。王石先生現任萬科集團名譽主席、華大基因聯席董事長，萬科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在這本書裡，王石嘗試分享2008年危機（“拐點論”和“捐款門”）之後，發生在他個人生活裡的變化：身體的塑造、個性的伸展、智識的提升、社會角色的變化、生死觀的變化，等等——他稱之為個人價值系統的一次更新，或一個人的現代化。
在經歷了“人生的至暗時刻”和“萬寶之爭”後，王石以歷經十年“刻骨銘心的反思”，完成此書。本書不僅是對世人加諸其身的眾多謎團的大起底，也是作者向讀者傾訴、交流，甚至彼此鼓勵的“走心”之作。王石在書中摒棄了一般企業家傳記對“商業”“成功”等概念的糾纏，轉以“肉身”“空間”“學習”“角色”“生死”五個概念打破時間的線索，以全新的理念重述人生起伏，在剖析自我中回應時代，展示其對人生、文化、商業以及社會的反思，向讀者展現了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今天，一箇中國企業家能夠達到的思維高度——誠如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在本書序言中所言：“他成就於改革開放年代，也幫助塑造了這個時代，把他的印跡刻在這個時代。”
《我的改變》前言
王石
連我自己都沒想到的是，很多意想不到的人生轉變是在57歲之後開始的。
2008年，萬科已經取得驕人的成績，我自己也已完成“7+2”（登頂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達南極點和北極點）。按照傳統思維，我已經功成名就，可以頤養天年了。但實際上，2008年竟開啟了一段充滿大風大浪的人生旅程。
許多人認為，“萬寶之爭”是我深圳創業後遇到的最大的坎兒。實際上，2008年才是。那一年，“拐點論”事件讓萬科的業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接踵而至的“捐款門”事件更讓個人聲譽跌到了谷底。這兩場風波對我的思想觀念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是我人生的至暗時刻，也是刻骨銘心的反思的開始。
2007年11月底，基於對房地產大勢的判斷，萬科決定戰略調整：縮減計劃開工量、調低售價。
出於多種原因，房地產同行和許多城市不希望高熱的地產市場降溫，視萬科的降價行為和所謂的“拐點論”為害群之馬！行業協會內，老闆們公開反對萬科的降價舉動，並質疑萬科的降價動機。一座大城市的主要負責官員明確表示：不許降價，遠離萬科！另一座大城市的物價部門以“售價不合規”為由，給萬科開出了一張大額罰單……因降價，亦激起了部分準業主的情緒，聚集售樓處，干擾正常銷售，個別城市甚至演變出砸售樓處的風波，而置身現場的警察卻袖手旁觀。銷售活動被迫取消或延遲。萬科陷入被空前孤立的狀態。當時萬科已進入30多個城市，這種狀態會蔓延到多大範圍？契約精神是否還能繼續？
就在“拐點論”的負面影響繼續發酵時，又發生了“捐款門”事件。“5·12”地震後的第三天，我作為活躍的“版主”，回應網友質疑：賑災、慈善出於自願，不應該“比捐”；也不要讓慈善成為低收入員工的負擔。帖子的觀點引起網上的激烈反對，迅速釀成萬科歷史上最大的道德信任危機。每天至少五六十萬條批判、譴責、謾罵的帖子湧進我的個人微博。其中一個帖子，我今天仍記憶猶新，“雖然你登上了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還沒有墳頭高”。一些知名跨國企業因為捐款額未達到輿論的期望值，亦引起網民憤怒質問：“為什麼如此吝嗇？！”網上號召：拒買、拒吃！甚至提議：砸×××！圍攻×××……事態在擴大。商務部及時出面，制止了情緒化的排外仇外言行。可又有哪個部門為萬科說句話呢？
網絡暴力是否會轉變為現實肢體暴力？關心我的人建議我出國避避風頭。但我認為我沒做錯，也不準備妥協，為什麼要躲避？但我必須為個人的言行承擔責任。當時我公開表明，如果發生以下任何一點，我會辭職：第一，言論引起萬科股票逆市下跌；第二，因個人言論造成消費者罷買萬科房子；第三，因我的言論，萬科青年員工集體性辭職。“捐款門”事件明顯給萬科造成道德和經營壓力；青年員工（“80後”當時已佔到萬科員工數量的60%）流露的困惑和委屈眼神在追問：主席，你不該說那樣的話呀；我們不吝於捐贈……
當時的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孤立，猶如置身驚濤駭浪中的一葉扁舟，有一種自己的價值系統要崩潰的感覺，我開始重新認識個人在社會上的位置。
2011年，在哈佛大學的公寓裡
在這本書裡，我嘗試分享的，是2008年危機之後，發生在我個人生活裡的變化：身體的塑造、個性的伸展、智識的提升、社會角色的變化、生死觀的變化等等，可以說是個人價值系統的一次更新。
這其中，會涉及我過去十年的一些重要經歷：在哈佛、劍橋等學校訪學時對西方文明源頭之一的“一神教”的學習和體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和再認識；積極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發起創辦應對氣候變化的企業家聯盟；接受大學聘請，講授“企業倫理”系列課程；在劍橋開辦重新定義“成功”的企業家培訓課程；投入更多時間精力，響應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對我的新的呼喚……
講述這些經歷，也帶有一種自我整理的動機。用一個朋友的話說，是超越了企業家的實用主義思維模式，而以一個“在路上”的企業家的身份，重新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重新進行自我的身份認定。
2015年，參加巴黎世界氣候大會
本書的寫作是四年前從劍橋校園開始的，收尾時恰逢“改革開放40年”。這本書也有了一個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國的40年現代化。這得以讓我從一個更長的時間長度，來梳理個人改變的來龍去脈。“個人的現代化40年”這個副題，也是由此而來。
1978年冬天，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時，作為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的一名給排水技術員，我正在深圳參與筍崗北站消毒庫項目。當時施工現場的臨時宿舍搭建在鐵路邊，三十幾號人擠住在用竹子、席葦搭建的工棚裡，條件很艱苦。因為在深圳做工程，我經常往返於深圳和廣州之間。在火車上，有很多回內地探親的香港人。很明顯地看到，當時的香港和廣東，是兩種生活水平。當時的我，並沒有想一定要創造很多財富，但確實很渴望改變自己的生活現狀。像香港人那樣生活，是我當時非常大的動力。
這種渴望，不僅僅在物質生活層面。1977年，我從蘭州鐵道學院畢業時，心裡有一種不甘的感覺。
1984 年，創立萬科的第一年，王石與同事們在一起
1968年，我17歲參軍時，正上初二。在部隊的五年，我靠大姐的課本自學完了高中課程。之後在工廠，也一直在努力自學，以爭取一個推薦上大學的名額。但真正上大學時，“文革”仍未結束，在學校仍然是以自學為主。
從參軍開始，很多年，我常常做一個噩夢，就是在考試。在夢裡總是特別緊張，醒來也總是很疲憊，似乎潛意識裡就是覺得自己知識不夠。
更讓人難受的，是個性上受到的壓抑。以前我曾經寫過，32歲去深圳之前的每段經歷都苦澀難言。實際上，去深圳前的最後三年，我是在廣東省外經委，擁有一份外人看來十分風光的工作。物質生活有明顯改善，也有了上夜校的機會。但個性無法伸展的壓抑，讓人備感挫折。
從個人更新的角度來看，去深圳創業是我所經歷的第一次蛻變。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人生的美好回憶是從32歲去深圳開始的。現在回想，32歲並不是一個多麼成熟的年紀，但可能是因為受過這些壓抑，才讓我在“傳統或現代”這個問題上，如此堅定地站在“現代”的這一邊。
1988年，萬科拍下第一塊地，進入房地產業
我出生時剛剛解放，形成世界觀的時候正經歷“文化大革命”。在那個時候，我首先感受到的，是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所持的基本否定的態度；其次，瞭解中國傳統文化也需要相應的訓練，這方面我又是缺失的。所以有很多年，我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持虛無的態度。
改革開放之後，我認識到現代文明才是當今世界的主流。所以不管是從企業還是個人成長上，都持這種態度。企業層面，萬科1988年發行A股、1993年發行B股，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內部民主及反腐，不行賄，住宅產業化，企業社會責任……個人層面，辭去體制內工作，登山、賽艇、留學、環保，參與各類社會組織……這一系列選擇，都有一條很清晰的現代化的線索。
這樣的選擇之下，一方面，我獲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不斷地面臨著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激烈衝突。“拐點論”和“捐款門”所引發的危機，從某種角度看，正是這種衝突所致。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傳統，重新看待“從傳統到現代”，成為我近年來最關心的問題。
40年前，我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下完成了一輪價值觀的更新。而近年來，“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說法不絕於耳。對我而言，2008年以來的個人更新，就是進入“深水區”之後的體驗。
2014年的萬科總部
2017年6月辭去萬科董事長一職之後，66歲的我已開始重新創業。33歲創立萬科，66歲退出後重新出發。這兩個時間節點，正好把我的人生分成了三個33年。在人生第三階段開始的時候，一方面，回想2008年所經歷的至暗時刻，不禁為自己過去十年的內心成長之路而感到喜悅；另一方面，又覺得很多問題並未完全解決，我的改變才剛剛開始。
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二個40年，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我很好奇，也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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